【Venice 2011】魏德圣专访：不是单纯的好人或坏人

本文出处：威尼斯电影节媒体资料
翻译：lesleygreytear(cinephilia翻译小组)

【导演陈述】

一般认为发生在1930年的“雾社事件”是台湾原住民对压迫性的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这样的认定没有错，但反抗的起因有其特殊的根源：日本统治者对原住民的文化习俗令行禁止。面对外来者践踏其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赛德克部落愤怒了。所有赛德克人最高的目标是成为“赛德克 · 巴莱”，即一名完全成熟的、无愧于列祖列宗的部落成员。

与其说“雾社事件”本身是一次英勇的反抗，不如说这是一次捍卫原则的起义。对于赛德克的反抗者而言，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便是为他们的信仰而死。

电影讲述了一个信仰彩虹的民族与信仰太阳的国家的交锋。这是一场信仰与尊严的战斗。我的目的是从这个角度，透过赛德克民族的信仰，重新勘察“雾社事件” 。同时我也希望在相互矛盾的两方之间寻找到某种和解——并且探讨人类尊严和自我实现等更大的议题。

【下文选自Tony Rayns的采访，Christa Chen英译（2011年7月，于台北）】

TR: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赛德克民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雾社事件”的？

我想那是在1996年，我在那年完成了剧本的第一稿。我正好看到了电视上报道了原住民抗议台湾政府征用他们的土地建造工厂。我特别被这些抗议者的形象震撼了：他们强壮、肌肉发达的身体上仅仅穿了雨衣。我立即发现自己想要更了解他们。另外一条新闻是探讨香港的未来。香港应该像预定的那样在下一年回归中国的主权吗？还是应该成为台湾的盟友？当我在听这条新闻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本质上也是土地的归属问题。土地是一种有形的东西，失去土地具有一种有形的意义。但是我思考的是，那些无形的东西也可能被丧失了。

第二天在书店里，我发现了一本邱若龙所画的雾社事件的漫画书。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并联系了作者。（邱若龙的妻子是原住民，他最终成为了电影的艺术顾问。）他在大概三十年前就了解雾社事件了。雾社事件最吸引他的部分也是我觉得最有趣的：英雄并不是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战，而是在为自己死后的灵魂的自由而战。就像我说的，我很快就写出了第一稿剧本。

TR:那时候雾社事件被掩盖起来了吗？有没有人对此事件进行恰当的调研和记载？

关于这个事件的信息从来没有被压制过，但是当我着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很快发现原住民自己并不希望谈论此事。他们认为这对他们来说太复杂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觉得要在电影里正确地重现这个事件是非常大的压力。这并不是说判断起义正确或者错误的问题。我也很明确地意识到，这有可能恶化幸存部落之间潜在的矛盾，虽然当时有一种普遍的“虚假的平静”。我必须跟我采访的人再三保证。我强调我并不想在他们之间挑起矛盾。我告诉他们我的目的是对事件有一个全面的看法：我想知道好人是怎么作出错误的选择的，反之亦然。我并不关心好人坏人的刻板塑造。

TR:所以你从来没有把日本人视作坏人？

我的本意绝不是抨击日本人。我的两个主要的日本角色是两个不同的极端，两人都经过了一个转变的过程。 小岛源治（安藤政信饰演）一开始是非常支持原住民的，但是在妻子被杀之后转变了。将军开始的时候对抗议者抱有极大的敌意，但是最终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勉勉强强的尊重。我对其他日本人的刻画也费了不少心思。比如说，那位行为非常残忍的警察其实想要掩盖自己的弱点；你能够感到他这一生一直在被其他日本人挑毛病。不过历史事实是：去到原住民地区的警力是军队中最坏的人。在那里的任务不轻松；好点的警察更愿意待在城市和中国人的社群中。

TR:话说，电影中很少出现在台湾的中国人……

很少有中国人在台湾山区定居，而且那些中国人大多数是原住民和日本人之间的调停者。你知道吗，在现实生活里，电影中那个中国杂货店老板的角色的儿子现在是我儿子的老师！

TR:你在调查上下了很大功夫吗？

是的，而且这很难。在1996－97年，那时还很少有雾社事件的纪录出版。所以我就跟随了邱先生。那时他继漫画版之后正在做关于雾社事件的纪录片。我们探寻得越多，就找到更多的档案。但是我写得越多，就越发现我的角度太过寻常了。所以我停止了写作。我想我需要更多的调查莱寻找到一个更私人的角度来叙述这件事。我知道事件发生的过程以及主要人物等等,但是我需要更多地了解1930年代的国际语境以及社会状况。我开始回溯到1910年代以及延伸至1940年代，希望能够塑造更加立体可信的角色。对我帮助很大的是，赛德克部落的一些文化和风俗特性现在依旧保留于赛德克社群中间。

TR:你是怎么为角色选演员的？

在某些方面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我们一开始公开招募演员——然后真的一个人都没有。于是我就让我选角的工作人员去寻找可能的演员，然后他们最后不得不一家一家地找。我告诉他们要找到一双对的眼睛：猎人的眼睛。他们找了很多老人家，借他们的家族老照片来看。我们上哪里去找他们的儿子呢？当然，大多数原住民部落的年轻一代都移居到台湾的城市里去了。要找到他们，最方便的方法是到婚礼、葬礼、体育比赛和教会活动去找他们。我们带着几百张照片去这些活动，问有没有人有兴趣出演，给他们一些基础的表演的训练……然后我们从他们中间选出演员。

我选来出演莫那鲁道的演员实际上是在教会工作的。他有着角色应该有的眼神，而且就像个天生的领导者——也就是说，他很爱指挥他人。最后让我决定启用他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是个很难搞的人，一点都不平易近人。如果他搬到城里，一定会是个黑帮头子。

TR:你上两部影片《七月天》和《海角七号》都是小格局的影片，尽管后者是在全台湾各地拍摄并且非常成功。你是怎么从这些小制作一下跳到这么宏大的项目的？

我想要做这部电影的原因很简单：这个故事非常棒。因为《海角七号》的成功，资金一旦到位，我立即投入到这部片子里去，并且在过程中不断学习我需要学习的东西。如今你做这样的影片不可能不用到CGI技术，所以这是我需要努力掌握的许多技术性的东西中的一项。

电影在台湾会分成两部分上映，第二部分会在第一部分三周之后上映，但是全球公映的版本会是这两部分浓缩“精简”成的一部。

TR:你对影片有两个版本是怎么看的？

坦白说我后悔了。但是我的制片人说服我外国观众想看的和台湾观众的会有一点不同：他们想看到更加直接的、容易理解的东西。所以我完全接受了做一个“国际剪辑版”的要求。交换条件是我在台湾上映的是我原来的两部分的版本。

——选自Tony Rayns进行的采访，Christa Chen翻译（2011年7月，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