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空山轶》是在拍那个纪录片的过程中拍的，其实包括写诗这种事吧，我希望是让一个事情有趣，你要是觉得特重要很容易让那件事变的没趣，所以就稍微有点游戏的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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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部是我去年拍的，我去找我妈和外婆，从我们三个人的回忆中去寻找自己的过程；《47公里》属于“饥饿计划”——我们大家都回到自己的村子，对我来说这是我父亲的出生地，而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远。
兰咪这个女孩，其实当时是在我们弄堂里面有的，但是我和她之间只是邻居，没有发生电影里这样的故事。
我觉得中国整个到基层都是经济挂帅的，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的感觉，就是让我用电影提升他们的地方知名度。然后有具体的要求，他们要保护老城，要我在老城里面拍，这个正好我也很喜欢。然后还要把他们的茶叶放在里面，诸如此类，这样硬性要求提了十几条我都满足他们，没有问题。包括里面的软广告。
邱炯炯大致认为他影像中之人物大于他自己，既象古希腊人在戏剧中追溯英雄时代，也是中国传统的辈分问题。他到现在共五个纪录片作品。目前中国多数自由创作的纪录片是有关当下这个时刻，邱的却一律有关过去。连樊其辉这个唯一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主角，也被塑造成一个被观看和被倾听的”偶像”，人格大于拍摄者，而且因其迅速过世而让人不知道他是否已进入了祖宗的行列。
赵晔：我是想说，首先，我当然不能代表所有导演，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内容上，我想说，参加了三届CIFF, 也不算一个新人了，南京真的对一个年轻导演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像我这样的，当年带着《马乌甲》来南京，什么都不懂，然后获奖之后真的在各方面都有多多少少的鼓舞，这跟一个导演的成长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所有人都需要肯定，不管你内心有多坚定后来有多成功。而这种肯定和鼓励，CIFF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了我。所以我也希望这个队伍可以更壮大，希望有更多新的、不同类型的同行可以加入进来。
芬兰黑色喜剧大师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aki）在《勒阿弗尔》（Le Havre）中颠覆了他过往作品中的悲惨基调，转而选择了童话式的乐观主义
因为被制度“亏待”，娄烨在这五年里得到了舆论的支持，似乎也为自己在海外开辟了一块有资金和平台保证的园地，“表面上看我比很多中国导演自由。但是，一个人的自由不是自由。况且，这自由代价太高，因为我是一个‘流放者’，要知道‘流放者’是不可能找到什么‘解决方案’的。”
他不停的讓角色在故事中不顧一切，做出信仰的跳躍，像是一切並非為選擇什麼，而更執著於選擇行為上。侯麥這一跳，就躍離我們去了遠方，眺望檢驗著他帕斯卡(Blaise Pascal)式的賭注。我一直深信，獻給一位大師最好的悼文就是重新深究其影像上的啟示與探問。電影作為物質—光線的特殊媒材與現實的親緣性，是侯麥在其不懈的探索當中，走的最遠的一塊，憑依影像的魔法與幻見中，瞥見信仰在生活與愛情中實踐的可能性。
我拍片时很少有完整的剧本的，都是有几页大纲便开始拍摄了。大概有五六页纸就开拍了吧。每天早上我都是第一个到达拍摄现场的，比演员们大概要早两三小时吧。带着笔记本和打印机，就在户外的桌子上写当天要拍的剧本。我的剧本都是这样完成的。然后演员们来了，第一场戏大概要用半个小时作品排演一下，然后就开始拍，再去下个场景，一天的成果都是这样完成的。其实演员每天都是不知道自己要拍什么的，只知道个大纲，但是都不知道去去什么地方拍摄，要做些什么行动，要讲些什么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