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王子》曾入围了第6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但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评论人对于这部影片都是褒贬不一。这是一部很难用单一的好与不好来评论的电影，对它的评价甚至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电影的问题上。
从故事层面上看，这是一部书写历史的电影。一个略微复杂的故事，讲述了台湾50年代“白色恐慌”时期人们的生活。有趣的是，将男女的爱恨情仇融入历史的大背景下，二者相互感染。杨凡并不是要诉诸历史，他也没有那个叙事能力和思想深度去解读历史。他只是在玩味，玩味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男女情愫。
开篇的老广播透出一股浓浓的历史感，画面由黑白到彩色的流畅转换，很快就将观众带入了50年代的台湾：国民党战败后，带着大批军队撤退到台湾，军人家属住进政府为其修建和配置的村落，称为“眷村”。为了防止共产党在台湾地区的扩散，颁布戒严令，台湾进入戒严时期，国家公权力受到滥用，人民基本权利失去保障。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导演在影片处理上几乎没有涉及政治的角度，转而对这种戒严时期下男女爱情的描绘。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也决定了影片不可能走向一种思想高度，而只能诉诸电影技法。
形式——伪装的文学电影
在叙事方面，杨凡导演很大程度上借用了文学上的手法，因此可以称之为一部文学电影。故事本身的剧情性一般，由两个小故事组成：“孩子们的故事”和“旧情人的故事”。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电影中大量文学性的旁白，让观众感觉如同在读小说一般。但是因为女演员的糟糕演技和台词表现，严重破坏了影片本身想塑造的文学美感。
此外，导演也想尝试用中国文学里“留白”的艺术来诠释故事的多样性，所以在“孩子们的故事”结束之后，又加入了短暂的“旧情人的故事”，故事因此得以变得复杂，角度也更丰富。导演期待这样的“留白”能到达一种艺术高度，但是反而弄巧成拙。观众不仅没能体会到这种“留白”艺术的美感和魅力，反而对于原先的故事也模糊了。到最后，不知道导演在说什么。这样的失败，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故事比例上严重失调，第一则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电影故事，在影片都快结束的时候，突然加入了第二则故事，剧情于是像爱情电视剧般的反转。二是故事层次不够丰富，影片前面几乎没有逻辑铺垫，就异想天开地加入了第二则故事，因此故事显得脱节和莫名其妙。
可能导演也想通过这种故事的多个解读来诠释历史。历史是如何被记忆的，历史又是如何被呈现的，对于共同的历史每个人却有不同的记忆，像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对于文革的回忆采取了模糊的手法，让主角选择性记忆的处理手法。但是，杨凡导演的功力有限，达不到姜文的叙事技巧和思想深度，导致了《泪王子》成为了一部伪装的文学性电影，失去了故事本身。
风格——阳痿的雄性气息
电影的摄影之美，有时都让人忘记了这个糟糕的故事。带着同样的文学气质，影片摄影充满了诗意，讲求意境。电影开始时张孝全在森林中忧郁地拉着手风琴，影片的颜色也做过处理，顿时将观众拉入怀旧的美感中。接着仇老师在禁区里面作画时，夕阳的余光洒在草地上，劲猛的狂风带着危险的信号，再到太太们迎接先生时穿着旗袍妙曼的身姿和修长的腿……使得电影形成了自己的影像风格。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场蒙太奇的戏，将军夫人自杀的镜头同丁叔抽烟的镜头，孩子们看电影的镜头，电影中的镜头一起交叉剪辑，加上音乐的契合运用，堪称完美。在这个复杂的蒙太奇中，杨凡体验出了他非凡的影像掌控能力。另外，从他的片子《美少年之恋》，特别是《游园惊梦》可以看出杨凡完全是一位美工导演，他虽然对于电影故事的叙述上能力不足，但是对于影像的塑造上有很强的掌控力。
观众不难看出《泪王子》影像风格，但是很难找出一个词语来形容它。一方面，如同手风琴的场景，它是舒缓的，浪漫的，柔情的，妖艳的，忧郁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处处呈现一种男子气概，这不仅是影片中手枪，篮球的意象。制服是一个很强烈的元素，它在影片中不断出现。而巨大的国父像呈现出的是一种父权的压制，那首源自苏联的手风琴曲子不断渲染这种雄性气息。于是，影片中内容元素和它的影像风格便出现了巨大的反差。《泪王子》正是用这种妖，柔的影像方式在处理一种雄性气息，这样，影片的风格整体显示出来的是一种阳痿的雄性气息。
大卫· 波德维尔曾用形式与风格来确定电影的整体系统，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泪王子》，它的叙事技巧和影像风格正是构建了这部影片的系统。而有趣的是，叙事和影像，或者说形式与风格，正是人们对于《泪王子》的争论。有人重视它的风格美学，有人批评它的薄弱叙事。其实，我们看待电影，也就是在权衡这两个维度。对于《泪王子》的争论也是我们对于”电影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争论，形式还是风格？
（编辑：张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