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王子》:伪装的文学电影与阳痿的雄性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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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王子》曾入围了第6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但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评论人对于这部影片都是褒贬不一。这是一部很难用单一的好与不好来评论的电影,对它的评价甚至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电影的问题上。

从故事层面上看,这是一部书写历史的电影。一个略微复杂的故事,讲述了台湾50年代“白色恐慌”时期人们的生活。有趣的是,将男女的爱恨情仇融入历史的大背景下,二者相互感染。杨凡并不是要诉诸历史,他也没有那个叙事能力和思想深度去解读历史。他只是在玩味,玩味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男女情愫。

开篇的老广播透出一股浓浓的历史感,画面由黑白到彩色的流畅转换,很快就将观众带入了50年代的台湾:国民党战败后,带着大批军队撤退到台湾,军人家属住进政府为其修建和配置的村落,称为“眷村”。为了防止共产党在台湾地区的扩散,颁布戒严令,台湾进入戒严时期,国家公权力受到滥用,人民基本权利失去保障。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导演在影片处理上几乎没有涉及政治的角度,转而对这种戒严时期下男女爱情的描绘。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也决定了影片不可能走向一种思想高度,而只能诉诸电影技法。

形式——伪装的文学电影

在叙事方面,杨凡导演很大程度上借用了文学上的手法,因此可以称之为一部文学电影。故事本身的剧情性一般,由两个小故事组成:“孩子们的故事”和“旧情人的故事”。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电影中大量文学性的旁白,让观众感觉如同在读小说一般。但是因为女演员的糟糕演技和台词表现,严重破坏了影片本身想塑造的文学美感。

此外,导演也想尝试用中国文学里“留白”的艺术来诠释故事的多样性,所以在“孩子们的故事”结束之后,又加入了短暂的“旧情人的故事”,故事因此得以变得复杂,角度也更丰富。导演期待这样的“留白”能到达一种艺术高度,但是反而弄巧成拙。观众不仅没能体会到这种“留白”艺术的美感和魅力,反而对于原先的故事也模糊了。到最后,不知道导演在说什么。这样的失败,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故事比例上严重失调,第一则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电影故事,在影片都快结束的时候,突然加入了第二则故事,剧情于是像爱情电视剧般的反转。二是故事层次不够丰富,影片前面几乎没有逻辑铺垫,就异想天开地加入了第二则故事,因此故事显得脱节和莫名其妙。

可能导演也想通过这种故事的多个解读来诠释历史。历史是如何被记忆的,历史又是如何被呈现的,对于共同的历史每个人却有不同的记忆,像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对于文革的回忆采取了模糊的手法,让主角选择性记忆的处理手法。但是,杨凡导演的功力有限,达不到姜文的叙事技巧和思想深度,导致了《泪王子》成为了一部伪装的文学性电影,失去了故事本身。

风格——阳痿的雄性气息

电影的摄影之美,有时都让人忘记了这个糟糕的故事。带着同样的文学气质,影片摄影充满了诗意,讲求意境。电影开始时张孝全在森林中忧郁地拉着手风琴,影片的颜色也做过处理,顿时将观众拉入怀旧的美感中。接着仇老师在禁区里面作画时,夕阳的余光洒在草地上,劲猛的狂风带着危险的信号,再到太太们迎接先生时穿着旗袍妙曼的身姿和修长的腿……使得电影形成了自己的影像风格。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场蒙太奇的戏,将军夫人自杀的镜头同丁叔抽烟的镜头,孩子们看电影的镜头,电影中的镜头一起交叉剪辑,加上音乐的契合运用,堪称完美。在这个复杂的蒙太奇中,杨凡体验出了他非凡的影像掌控能力。另外,从他的片子《美少年之恋》,特别是《游园惊梦》可以看出杨凡完全是一位美工导演,他虽然对于电影故事的叙述上能力不足,但是对于影像的塑造上有很强的掌控力。

观众不难看出《泪王子》影像风格,但是很难找出一个词语来形容它。一方面,如同手风琴的场景,它是舒缓的,浪漫的,柔情的,妖艳的,忧郁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处处呈现一种男子气概,这不仅是影片中手枪,篮球的意象。制服是一个很强烈的元素,它在影片中不断出现。而巨大的国父像呈现出的是一种父权的压制,那首源自苏联的手风琴曲子不断渲染这种雄性气息。于是,影片中内容元素和它的影像风格便出现了巨大的反差。《泪王子》正是用这种妖,柔的影像方式在处理一种雄性气息,这样,影片的风格整体显示出来的是一种阳痿的雄性气息。

大卫· 波德维尔曾用形式与风格来确定电影的整体系统,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泪王子》,它的叙事技巧和影像风格正是构建了这部影片的系统。而有趣的是,叙事和影像,或者说形式与风格,正是人们对于《泪王子》的争论。有人重视它的风格美学,有人批评它的薄弱叙事。其实,我们看待电影,也就是在权衡这两个维度。对于《泪王子》的争论也是我们对于”电影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争论,形式还是风格?

(编辑:张宇婷)

杨沛

爱丁堡大学电影策展硕士,90后,处女座。翻译,影评,编辑,运营,飘飘荡荡,在电影世界里还居无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