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ques Tati
雅克·塔蒂（Jacques Tati），原名Jacques Tatischeff。1907年10月9日生于法国Le Pecq，1982年11月5日于巴黎逝世。
其实我第一次看雅克·塔蒂的电影是在不久之前，当时的感觉跟我第一次看法国著名导演克利斯·马克的电影时如出一辙，那种发现新大陆般的震撼和惊喜让我疑惑怎么会忽略了他这么久。在过去我也曾有过同样奇妙的感觉，详述这些实在是太乏味，所以没必要当作题外话说出来。但是如果我能每年都感受一次这样的震撼——每年都可以期待一件像《玩乐时光》（Playtime, 1967）那样（或者只是一段闪光的片段也行）让我出乎意料，赏心悦目的乐事，那么等我八九十岁卧床不起的时候，我就可以对自己说。“我也见过这世界的富饶了”。
我也觉得这听起来有些夸张，你可以不相信，但正是这种期待让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电影的世界。这种期待并不单单是对于电影带来惊喜的部分，还在于观影时那种无以名状的、非同一般的感受，就像我第一次看《玩乐时光》、《游行》（1974）和《于洛先生的假期》（1953）时那样。关于玩乐时光“电影魔力”我们都听得不少，但真正体验过的却不多。如果还要再讲细一点，对于那些跟我有过同感的读者就没什么必要了，而对于那些不清楚这是什么感觉的，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给出一个充足的解释。
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一个特例——我其实还没有机会体验真正观看塔蒂影片的乐趣。因为在他1932年至1974年间的的六部长片和三部短片中，只有一部影片我是通过它本来的形式观看的，那就是最初在瑞典电视台播出的《游行》。现在市面上有三种观看《游行》的方式：CC激光影碟，各种录像带版本，还有法国DVDY公司出的DVD，这些质量还算可以。其他八部——《聪明笨伯古惑车》、《玩乐时光》、《我的舅舅》（1958）、《于洛先生的假期》（又叫《傻佬放大假》）、《节日》（1948）、《邮差学校》（1947）、《快活的周日》（1935），还有已经公认遗失的《Oscar, champion de tennis》——很惭愧，我只在激光影碟、DVD和录像带上看过。虽然我建议所有塔蒂（或其他任何艺术家的）的电影都应该通过其应有的形式观看，但《玩乐时光》对于放映条件的需求在其中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它是塔蒂唯一一部用70毫米胶片拍摄的影片，电视机屏幕根本不可能胜任。看录像带版的《玩乐时光》跟看录像带版的《2001：太空漫游》或《阿拉伯的劳伦斯》是一样的，你看不清导演场面调度上的细微之处，色谱也会受到限制。在电视上看70毫米胶片电影获得的效果之偏差，就如同通过一台做工极差的收音机上听交响乐。
鉴于这些事实，你可能会怀疑我是否是介绍塔蒂生平和作品的合适人选，这可以理解。在读过那些经典著作之后，我也开始对自己想写如此文章的想法产生怀疑了。这其中包括乔纳森·罗森鲍姆那两篇极佳的文章—：《于洛先生之死（The Death of Hulot）》和《塔蒂的民主（Tati’s Democracy）》，大卫·贝洛斯(David Bellos)所著的传记《Jacques Tati》，还有米歇尔·希翁(Michel Chion)那本很棒的《塔蒂的电影（The Films of Jacques Tati）》。我想我所拥有的唯一资格就在于对塔蒂电影的深深喜爱，如果能活在他的时代，我可能都会爱上这个男人。而且，考虑到大家对塔蒂作品的所知甚少，即使在自诩迷影的人中也不例外，再加上一些认为塔蒂是一位过于自大的天才喜剧导演、最后“毁于”他的“傲慢”这样的错误认知，即使是冒着出丑的危险，我也要极尽所能让哪怕是再多一个人了解塔蒂——再多一个人认真欣赏他的作品，而不是只给与匆匆一瞥。
另外一个实际原因是，除了个别特例，能在大银幕上看到塔蒂的机会非常少。如果你离纽约、伦敦、戛纳等等这类城市很远，这些机会就更少。那些来自于曾经风光一时的16毫米胶片租赁市场的存货，现在流落到学术机构和私人收藏者的手上，有的干脆被直接丢弃。很多35毫米或者16毫米的老电影由于没有受到妥善保存，或还没进行最新修复，也是充满划痕，伤痕累累。再加上当时粗心的粘接，丢帧的情况也不少。从一个迷影人的角度看，这种状况着实令人遗憾。虽然我并没有说录像带是观看电影的完美途径，然而，直接说吧：能用什么方式看，就用什么方式看吧，虽然除了《游行》以外的影片，我都没有以它们原本的形式观看过，但我可以说这已经足以让我认识到它们的伟大，以及想象到若未来有一天能通过大屏幕相见，那将是多么丰富的盛宴。
从寻找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与其生活中事件的联系入手是一种比较机巧的方式，主要是因为这可以让你走捷径，通过一种决定论的分析，一边研究他的生平传记，一边同时进行美学分析，所谓的一石二鸟。这样不但可以让你节省时间和精力，还能让你显得很聪明。而对于塔蒂，生活的荒诞、上层阶级与中产阶级的悠闲以及每种人的有趣怪癖，这些都是他作为电影人职业生涯的灵感来源，分析这与其作品的联系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不幸的是，对于那些研究塔蒂的生平的人来说，你很难去知道他的舅舅是谁，或者于洛先生的原型是谁。但是他所经历的人生——尤其他的年轻时代，其实都充满了对其未来成就的铺垫。
在访谈和传记中塔蒂提到的最早记忆是在海边度假——没有电影人会像他为《于洛先生的假期》创作的那样去拍一个海边度假。他的姐姐Nathalie有时候会带着小塔蒂在镜子面前玩那种戴帽子扮演不同角色的游戏——你可以在《游行》中看到类似的桥段，在里面他扮演世界各地的交通警察。塔蒂这种插科打诨的技能，最开始表现在他以前打橄榄球的时候，那时候他会做一些滑稽表演来博队友们一乐。那个总是礼貌又正式的于洛先生虽然总是出些差错（现实中的塔蒂从来不会有失风度），但他体现出的社会教养，是和塔蒂自己相去不远的——事实上我们从《玩乐时光》可以看到，于洛先生跟塔蒂一样都在军队服过役玩乐时光。还有其他一些其他的例子，而且，如果把塔蒂的影片放进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考虑，甚至还要有趣。想一想塔蒂的电影中有哪些属于我们的生活，以及以什么方式取材的，因为塔蒂那语言甚少的电影对我们的生活有一种普遍价值。或者，也许恰恰相反，正如米歇尔·希翁宣称的那样：“生活中处处对塔蒂充满敬意。随着他的影片仍然很难被看到，随着他的离世，生活现在必须对这个喜剧天才致以敬意。”
塔蒂传记的资料大多来源于他自己，有他自己讲的故事，有他的录音回忆录，也有认识他或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的回忆。他是俄国贵族的后代，还有一个关于他祖母如何混进莫斯科救出他父亲的夸张传说（甚至有可能是真的，或者至少一部分是真的）。塔蒂的祖父Dmitri Tatischeff伯爵在巴黎的俄国使馆中任武官，在那里他认识了塔蒂的祖母Rose Anathalie Alinquant。塔蒂家族害死了他的祖父，之后又绑架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那个时候还是个孩子。然而那种那种国际阴谋、浪漫爱情、感人悲剧和婉转曲折的故事自塔蒂出生后就不怎么发生了，他的艺术作品中也没有这些东西：他的电影虽伟大瑰丽，但保持着谦逊而富有绅士风度。塔蒂的电影中几乎没有戏剧性冲突——即使在《我的舅舅》中于洛的姐夫Monsieur Arpel（Jean-Pierre Zola饰演）生气提高嗓音的时候，属于他影片的特质也一刻没有动摇过。
作为一名演员，塔蒂以一位电影有声时代伟大的（或许是最伟大的）喜剧演员形象被人们记住。而他作为导演和编剧，让其余演员有机会变得同样有趣，却鲜有人谈起。而且他饰演于洛或《节日》中的邮递员弗朗索瓦时，都会让出很多时间给其他演员更多表演空间。这是他与其他导演演员于一身的人显著的不同之处，比如奥森·威尔斯、劳伦斯·奥利弗和沃伦·比蒂，这些人如果出现在银幕上，必定把自己塑造为注意力的中心。但塔蒂不是，他的最终目标是将于洛塑造成一个多余的人，或者如幽灵般的人，《玩乐时光》是塔蒂在这个目标上走的最远的作品。这种喜剧分享是一种实在的财富传递，同时也展现了他的视觉美学：在他最伟大的电影，《于洛先生的假期》、《玩乐时光》和《游行》中，他的场面调度内含有大量细节，经常使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情重叠或者同时发生。一个绝佳的例子就是在《我的舅舅》中他姐姐住处举办的派对那段——直到我们看到一铲子的土飞起来，我们才发现，天啊，那个之前说要挖坑男人居然一直都站在坑里！在《玩乐时光》里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大概每五到十秒钟就有一个，塔蒂用长镜头的景深和细节把我们的注意力范围掌控于手中，这个方法让我们在银幕上的注意力从一个区域转到另一个区域，左到右、远到近、边缘到中心。我忘了说他的片子有多么有趣——它们全部都是喜剧——但即使你可能不被塔蒂的笑话逗乐，仍会被他对于电影的绝妙掌控力和他镜头中的美折服，比如，当《我的舅舅》中于洛用窗户将光照在鸟儿身上，让它歌唱的时候。
作为一名制片人，塔蒂拍摄《玩乐时光》期间及之后的职业生涯走向跟威尔斯拍《全部属实》（摄于1942年，1993年完成）和《伟大的安巴逊》期间和之后的职业生涯很像。《我的舅舅》后塔蒂的几乎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玩乐时光》中。这部帮他一举网收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和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的影片斥资巨大，当时媒体估计这部电影的投资在500万法郎到1200万法郎之间。拍摄遇到无数艰难险阻：1964年的8月，当塔蒂城（塔蒂根据想象建造的一座微型城市）将要完成时，一些设施却被大风吹跨了，损失了超过100万。随着电影继续拍摄，花费直线上升，塔蒂马上自掏腰包让这个项目顺利进行。他把要继承他母亲遗产那部分先借来用，随后又借了亲戚朋友数不清的债。
很多电影人都有一个宝琳·凯尔（Pauline Kael）称之为“愚蠢”的计划，她形容这种情况发生是当“那些伟大的电影导演疯狂挖掘电影的潜力，他们不再拍摄以前的电影，而是进入到一个不再依靠巧妙叙事的电影空间，创造一部可以改变人们世界观的视觉史诗”。D.W.格里菲斯拍了《党同伐异》（1916年），阿贝尔·冈斯拍了《拿破仑》（1927年），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拍了《贪婪》（1923年），奥森·威尔斯拍的就不只一部了。对凯尔Kael的定义略做一些修改，我们就可以也说塔蒂拍了《玩乐时光》。但尽管塔蒂把自己所有的爱与天才融进了这部电影，尽管《电影手册》的大量报道，虽然他是名人而且享誉全球，《玩乐游戏》仍旧票房惨败，海外市场的发行也被推迟了很多年。尽管新闻界对他有一些怨言，因为他不让记者到访塔蒂城，而他自己又是一个话少而棘手的采访对象，但影评人们一直对他赞赏有加，甚至怀有敬畏。但是这些正面的评价甚至都不能让电影保本，因为它的投资太大了。关于电影大投资的问题，到今天很多评论家写文章时也难以回避，比如当他们写《泰坦尼克号》和《指环王：护戒使者》的时候。
塔蒂的作品即使烧毁也不会褪色。他在1982年去世前拍了两部长片，《聪明笨伯古惑车》和《游行》，还和乔纳森·罗森鲍姆合作了一部《Confusion》，一部试图讽刺美国电视业的影片。为了保证《聪明笨伯古惑车》的财政问题，塔蒂不得不同意再次饰演于洛，而且使他成为影片的中心，而不像《玩乐时光》里那样当一个配角。妥协并没有让塔蒂重回潮流，在今天看来，《聪明笨伯古惑车》仍然是一部迷人、聪明的喜剧，其中有一种奇妙的平淡，并且旷日持久；除了音乐，它有属于于洛电影的所有特征。塔蒂的谢幕之作《游行》被少数看过的评论家严重低估，这部作品中不再有于洛这个角色，与塔蒂其他作品相比带有一种更浓烈的自由气息——那些想再看一部轻松愉快、异想天开的喜剧的人可能会不懂这部电影，它不是一部表现马戏表演的实验电影，但它用其独有的方式表现了一个终极塔蒂，原汁原味地表达他想做什么想看什么，表演中想戴哪一顶帽子。这是一部让人非常愉快的电影，充满精彩的哑剧表演、巧妙的场面调度、欢快的音乐，其中弥漫着温暖的感觉和对于儿童的温情。
作为一个电影人，塔蒂有他反复探讨的主题（有闲阶级，现代化，玩耍的孩童，大众娱乐）。他的构图好像用数学精心计算过，但又像威尔斯的构图那样自然而充满活力。他的电影呼求理论家将其向我们分析清楚。可没有批评理论家的意思，鉴于塔蒂如《玩乐时光》《游行》般不遗余力要达到有趣的作品，批评家一旦没有完全理解塔蒂电影的视听体验，便很有可能暴露自己的过分古板和严肃，成为塔蒂一直在取笑的那类人：《于洛先生的假期》中年轻的法国社会党愤青，《玩乐时光》中过分严谨的美国人，还有《我的舅舅》中除了于洛和他小外甥之外的几乎所有人。
｜译者：掘地三尺 ／ 校对：吉晨 @迷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