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奚越
我第一个要感谢的人，是台湾那位不知名的翻译——他居然将我称为“阿黑”。虽然在我们塞尔维亚语里，黑色并不是我所姓的“Blacky”，但这分戴帽子的天才，却着实令我感佩万分。
首先，这称呼如此亲切，肯定更容易让英雄加快世俗化；其次，在这个黑就是白的世界里，肯定比我的故交马寇，更像是个正派英雄；最后，我这就上升至黑山国的国姓地位——如果你们知道，我塞尔维亚族和黑山族才是南斯拉夫历来最亲近、最正统的民族，而且我们三年前才合并成新国家，那就能了解这对成为“民族”英雄会有多大意义了。
我第二个要感谢的人，是我的故交马寇（即，马高）。我们恩恩怨怨数十年，他最后还是没能逃过我的手中，这主要因为我有两个秘密他完全不知道。
首先，我的命很大。这样，我和他之间才能一再有续集，才能复仇与饶恕。我就像个害不死的卡通英雄，其中的关键手法必然是超现实的，但有关这一部分的精采处，我们且留到后面再谈。这里先说说我的第二个秘密：自从我得知他在我的情人面前，中伤我是个没有知识的粗鄙电工，我就偷偷地发愤图强，学到了许多有用的知识。于是，原来的怨仇反过来刺激出一种恩惠。事实上，正是这类恩恩怨怨上的荒谬，提供你们连串可观的好戏。
近朱者赤，我由他引介加入共党，并承担起对抗法西斯的使命；然而，他又把我关到地下，不让我真正对抗永远存在的法西斯敌人。
我上戏台公然劫婚，全亏他帮我罩住整个场面；不过，他事后却把她拐跑了，并由此反动机将我关了二十年。这样，就让我在地下和儿子享了二十年的天伦之乐，并让我能亲自训练他准备成为英雄；只是不幸，地下无法教他游泳，害他出来第二天就淹死在河里。他让我不知情地成为民族英雄，这是多么崇高的梦想啊！而我却又在不知情的情势下，追杀掉许多崇拜的无辜演员。
我们的关系，特别凸显在我追求自己公私两方面的理想上。用格雷马斯这位结构主义者的说法，他既是我的帮助者，又是我的反对者，于是戏剧性出现了，荒谬性出现了。
但是还不止此，在人最珍贵的生命上，他给了我好几次：从酷狱中救了我，从手榴弹爆炸到后救了我；而我却一再要杀他。
前两次气头上没杀成，这很自然：身为民族英雄，怎能为私情杀老友，那岂不是真正的荒谬了吗？但是，最后还是因公而误杀了他，害得我只能在他尸体前，草草展露一下我深藏已久的才华，大声地吟出：“我的灵魂在淌血”。
我第三个要感谢的人，是扮演我的三位一体。第一位就是我那尊挺立在贝尔格莱德一隅的英雄雕像。或许你们都已看出，他再现了一种我所欠缺的朴素温和气质，这也就呼应了我中文译名所特有的亲切优点。但是你们可能没看出，他还展露了一种大罗马兴起时那些雕像的神气，也就是文克尔曼所推崇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真是超现实的杰作啊！他势必能伴我进入永恒的殿堂。
第二位是在“阿黑正传”这部片中片里，那位饰演我的人。既然这是按马寇回忆录改编的故事，那就必然带有几分愧疚性、补偿性的夸张。的确，在白马乘风而至的时候，我并未像他这么有成就，居然杀了这么多前仆后继的德军。事实上，我只开枪杀了一位德军情敌，而且还没杀死，还被他逮住，还被他电击，还从而显示出我的坚毅不屈。
但是，到了不拍片的时候，他竟然一再向去探班的马寇诉苦。真没出息！当他被另一位比较像我的阿黑追杀时，更是个典型的懦夫！但，正是在这里，他的作用出来了，这也就是我要感谢他的原因，他凸显出另一位阿黑的神勇，又进一步稳固了我的英雄地位。
第三位当然就是在《地下》里，正式扮演我又最像我的阿黑了。
如果说，前面两位只是带来了超现实的结果，使我超越了自己的现实成就；那么，这第三位就是在整个生活过程中，处处都对上了超现实的主义的基本教义——意外：一切都是意外，自然惊讶、震撼等戏剧性也就随手可得了。
于是，当他要再现我这个卡通英雄时，英雄的第一个特质“天生命大”，就成了超现实手法得以保障、发挥的超然基石，能够承担任何意外事件；同时，第二项英雄特质“喜欢冒险犯难”，所涉及的种种通俗故事，就和一连串的意外密切结合；其戏剧性之强，保证观众乐透。
看哪！当你们还不熟悉我时，我受到电击酷刑，我绝不松口，这是我最后的自由意志，意外吧？这就是英雄！/ 连测试者都被电死了，我还没事，可能吗？意外吧！原因竟是我做过高压电工，又是意外吧！/ 马寇将我藏在箱子里带走，出发前我要颗手榴弹在身上，绝不愿再度被捕，英勇吧！手榴弹居然滑落身侧，炸了，意外吧！而我还是没死，可能吗？又是意外吧！——正是在这里，我就像个达达主义者，享受到各种真正的意外；而这第三位演员则只是个被安排的超现实主义者，忍受着各种被安排的意外，只为了再现并推销我这卡通英雄，所以我由衷地感谢他。
我第四个要感谢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整体，那就是南斯拉夫当代史。
诚然，当我跟意外结下不解之缘时，我是个达达主义者；在呈现我的意外遭遇上，像个超现实主义者；在困境中坚持自由意志的本质性问题时，像个存在主义者；一切结局只属枉然，又像个荒谬主义者。
但是，我实在与他们截然不同，他们只是在温室里感到生活枯燥时，天才地猜到了人世间可能有的抽象；而我则是在深刻苦难的历史中，平平常常地体验着这些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也就很自然地丰富了这一部或甚至更多的影片。
毕加索常自傲地说：“我不寻找，我就是”。他是指在创作的能力表现上，他就是现代艺术。我也可以这样说，只不过是指在现实的生存条件下，我就是人生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喜欢和吉普赛的热闹音乐相处。这个以我南斯拉夫为人本艺术的真正苦难民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没有及时行乐的态度，生活就只剩下无尽的苦楚。
然而，我们南斯拉夫所谓的六族共和，其实还未包括这吉普赛族。尽管如此，千百年来，我们这六族间已有过多少烽火血泪，而这个世纪更是尤甚以往。马寇说：“唯有手足相残，才是战争”。像萨特这类人，连二次大战这种发生在身旁的战争都没打过，怎能了解这种痛苦经验？我又怎能从这些法国的艺术流派要求什么理想呢？
我加入过共产党，希望能透过无产阶级的同志情，来解决民族问题。
二次大战结束，狄托（Josip Broz Tito）上台时，影片里听到的是《自新大陆交响曲》的最后乐章，这是德沃夏克对美国的描述，多少也代表当时我们的经济理想。以后三十多年，南斯拉夫确以共产国家中最自由的经济出名，但这又代表什么？我们的经济连东德都比不上，更何况资本主义国家；我塞尔维亚大族经济较差，就拼命剥削经济较好的克罗埃西亚和斯洛文尼亚等族。
狄托真的解决问题了吗？只有暂时的表面现象罢了；他一死，分裂和内战就立刻爆发。他的出殡受到举国膜拜，在里兹涅夫、施密特等纷纷前来致祭，影片里播出纳粹歌曲《莉莉玛莲》，这首大战期间最受盟军喜爱的歌曲象征了什么？只是音乐的无国界，还是各族各国间的真正和解呢？明明是没有，所以只能是象征，象征一种盼望。
此所以我不可能像超现实艺术流派那样，以无目的为目的；我是真心地对马寇说：“我能饶恕，但不能遗忘”，这是理性判断能强制感性经验的最后底线。
我最后要感谢的人，当然是导演库斯图里察（Emir Kusturica）。在这部影片里，他巧妙地运用了各种类型的戏中戏。它们多采多姿地涉及了传统的剧院表演，天使飞降的婚礼仪式、片中片的拍摄过程、监视镜的咫尺天涯、吉普赛乐团的喧嚣随行、马寇演说的虚伪感伤、不同类型电影的自由出场等等：它们丰富了形式、增加了线索、扩大了现实和虚构、台下和台上等的互动辩证。
于是，南斯拉夫风情、荒谬情节和超现实手法，都透过这些戏中戏的包装，既满足了商业上的卖点，也达到了艺术上的成就。很可能有朝一日，我在贝尔格莱德的雕像被毁掉了或失踪了，我则依然透过这部影片，而让人难忘。
难以遗忘，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我最近听说：库斯图里察不再拍片了，因为他被批评为“过于右派”。
不！库斯图里察，你千万不能停拍，否则还有更多像我这样的英雄，就只能永远待在无名的黑暗时空里。
电影是种良心事业。
那些批评你的人，只记得自己失掉的一点点东西，却忘了别人失掉了更多。诚然，在你的影片里，可以看到我这种左派英雄的荒唐面，可以听到批评共产社会就像地下社会那样的嘲讽；但是，大战时的右派，就真的只有你影片里所提到的内奸吗？
举个极端的例子，你我都不可能忘掉，大战结束时，新政府将克罗埃西亚和斯洛文尼亚两地抵抗纳粹的三万名右派部队，在收编后集体枪杀的惨剧。你是要继续秉承你的良知，还是要屈服于那些不断带来灾难的短视成见呢？不能遗忘的，不是只有自己这一部分；它还包括了别人那许许多多部分。于是，在面对我与马寇的恩恩怨怨时，我应该换个更完整的说法：“我不能遗忘一切，但我能饶恕一切”。
不然怎么办？想想苦难的南斯拉夫各族血泪史吧！你拍片的路程还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