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民族英雄阿黑的重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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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1995)剧照

|作者:奚越

我第一个要感谢的人,是台湾那位不知名的翻译——他居然将我称为“阿黑”。虽然在我们塞尔维亚语里,黑色并不是我所姓的“Blacky”,但这分戴帽子的天才,却着实令我感佩万分。

首先,这称呼如此亲切,肯定更容易让英雄加快世俗化;其次,在这个黑就是白的世界里,肯定比我的故交马寇,更像是个正派英雄;最后,我这就上升至黑山国的国姓地位——如果你们知道,我塞尔维亚族和黑山族才是南斯拉夫历来最亲近、最正统的民族,而且我们三年前才合并成新国家,那就能了解这对成为“民族”英雄会有多大意义了。

我第二个要感谢的人,是我的故交马寇(即,马高)。我们恩恩怨怨数十年,他最后还是没能逃过我的手中,这主要因为我有两个秘密他完全不知道。

首先,我的命很大。这样,我和他之间才能一再有续集,才能复仇与饶恕。我就像个害不死的卡通英雄,其中的关键手法必然是超现实的,但有关这一部分的精采处,我们且留到后面再谈。这里先说说我的第二个秘密:自从我得知他在我的情人面前,中伤我是个没有知识的粗鄙电工,我就偷偷地发愤图强,学到了许多有用的知识。于是,原来的怨仇反过来刺激出一种恩惠。事实上,正是这类恩恩怨怨上的荒谬,提供你们连串可观的好戏。

近朱者赤,我由他引介加入共党,并承担起对抗法西斯的使命;然而,他又把我关到地下,不让我真正对抗永远存在的法西斯敌人。

我上戏台公然劫婚,全亏他帮我罩住整个场面;不过,他事后却把她拐跑了,并由此反动机将我关了二十年。这样,就让我在地下和儿子享了二十年的天伦之乐,并让我能亲自训练他准备成为英雄;只是不幸,地下无法教他游泳,害他出来第二天就淹死在河里。他让我不知情地成为民族英雄,这是多么崇高的梦想啊!而我却又在不知情的情势下,追杀掉许多崇拜的无辜演员。

我们的关系,特别凸显在我追求自己公私两方面的理想上。用格雷马斯这位结构主义者的说法,他既是我的帮助者,又是我的反对者,于是戏剧性出现了,荒谬性出现了。

但是还不止此,在人最珍贵的生命上,他给了我好几次:从酷狱中救了我,从手榴弹爆炸到后救了我;而我却一再要杀他。

前两次气头上没杀成,这很自然:身为民族英雄,怎能为私情杀老友,那岂不是真正的荒谬了吗?但是,最后还是因公而误杀了他,害得我只能在他尸体前,草草展露一下我深藏已久的才华,大声地吟出:“我的灵魂在淌血”。

我第三个要感谢的人,是扮演我的三位一体。第一位就是我那尊挺立在贝尔格莱德一隅的英雄雕像。或许你们都已看出,他再现了一种我所欠缺的朴素温和气质,这也就呼应了我中文译名所特有的亲切优点。但是你们可能没看出,他还展露了一种大罗马兴起时那些雕像的神气,也就是文克尔曼所推崇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地下》(1995)剧照

真是超现实的杰作啊!他势必能伴我进入永恒的殿堂。

第二位是在“阿黑正传”这部片中片里,那位饰演我的人。既然这是按马寇回忆录改编的故事,那就必然带有几分愧疚性、补偿性的夸张。的确,在白马乘风而至的时候,我并未像他这么有成就,居然杀了这么多前仆后继的德军。事实上,我只开枪杀了一位德军情敌,而且还没杀死,还被他逮住,还被他电击,还从而显示出我的坚毅不屈。

但是,到了不拍片的时候,他竟然一再向去探班的马寇诉苦。真没出息!当他被另一位比较像我的阿黑追杀时,更是个典型的懦夫!但,正是在这里,他的作用出来了,这也就是我要感谢他的原因,他凸显出另一位阿黑的神勇,又进一步稳固了我的英雄地位。

第三位当然就是在《地下》里,正式扮演我又最像我的阿黑了。

如果说,前面两位只是带来了超现实的结果,使我超越了自己的现实成就;那么,这第三位就是在整个生活过程中,处处都对上了超现实的主义的基本教义——意外:一切都是意外,自然惊讶、震撼等戏剧性也就随手可得了。

于是,当他要再现我这个卡通英雄时,英雄的第一个特质“天生命大”,就成了超现实手法得以保障、发挥的超然基石,能够承担任何意外事件;同时,第二项英雄特质“喜欢冒险犯难”,所涉及的种种通俗故事,就和一连串的意外密切结合;其戏剧性之强,保证观众乐透。

看哪!当你们还不熟悉我时,我受到电击酷刑,我绝不松口,这是我最后的自由意志,意外吧?这就是英雄!/ 连测试者都被电死了,我还没事,可能吗?意外吧!原因竟是我做过高压电工,又是意外吧!/ 马寇将我藏在箱子里带走,出发前我要颗手榴弹在身上,绝不愿再度被捕,英勇吧!手榴弹居然滑落身侧,炸了,意外吧!而我还是没死,可能吗?又是意外吧!——正是在这里,我就像个达达主义者,享受到各种真正的意外;而这第三位演员则只是个被安排的超现实主义者,忍受着各种被安排的意外,只为了再现并推销我这卡通英雄,所以我由衷地感谢他。

我第四个要感谢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整体,那就是南斯拉夫当代史。

诚然,当我跟意外结下不解之缘时,我是个达达主义者;在呈现我的意外遭遇上,像个超现实主义者;在困境中坚持自由意志的本质性问题时,像个存在主义者;一切结局只属枉然,又像个荒谬主义者。

但是,我实在与他们截然不同,他们只是在温室里感到生活枯燥时,天才地猜到了人世间可能有的抽象;而我则是在深刻苦难的历史中,平平常常地体验着这些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也就很自然地丰富了这一部或甚至更多的影片。

毕加索常自傲地说:“我不寻找,我就是”。他是指在创作的能力表现上,他就是现代艺术。我也可以这样说,只不过是指在现实的生存条件下,我就是人生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喜欢和吉普赛的热闹音乐相处。这个以我南斯拉夫为人本艺术的真正苦难民族,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没有及时行乐的态度,生活就只剩下无尽的苦楚。

然而,我们南斯拉夫所谓的六族共和,其实还未包括这吉普赛族。尽管如此,千百年来,我们这六族间已有过多少烽火血泪,而这个世纪更是尤甚以往。马寇说:“唯有手足相残,才是战争”。像萨特这类人,连二次大战这种发生在身旁的战争都没打过,怎能了解这种痛苦经验?我又怎能从这些法国的艺术流派要求什么理想呢?

我加入过共产党,希望能透过无产阶级的同志情,来解决民族问题。

二次大战结束,狄托(Josip Broz Tito)上台时,影片里听到的是《自新大陆交响曲》的最后乐章,这是德沃夏克对美国的描述,多少也代表当时我们的经济理想。以后三十多年,南斯拉夫确以共产国家中最自由的经济出名,但这又代表什么?我们的经济连东德都比不上,更何况资本主义国家;我塞尔维亚大族经济较差,就拼命剥削经济较好的克罗埃西亚和斯洛文尼亚等族。

狄托真的解决问题了吗?只有暂时的表面现象罢了;他一死,分裂和内战就立刻爆发。他的出殡受到举国膜拜,在里兹涅夫、施密特等纷纷前来致祭,影片里播出纳粹歌曲《莉莉玛莲》,这首大战期间最受盟军喜爱的歌曲象征了什么?只是音乐的无国界,还是各族各国间的真正和解呢?明明是没有,所以只能是象征,象征一种盼望。

《地下》(1995)剧照

此所以我不可能像超现实艺术流派那样,以无目的为目的;我是真心地对马寇说:“我能饶恕,但不能遗忘”,这是理性判断能强制感性经验的最后底线。

我最后要感谢的人,当然是导演库斯图里察(Emir Kusturica)。在这部影片里,他巧妙地运用了各种类型的戏中戏。它们多采多姿地涉及了传统的剧院表演,天使飞降的婚礼仪式、片中片的拍摄过程、监视镜的咫尺天涯、吉普赛乐团的喧嚣随行、马寇演说的虚伪感伤、不同类型电影的自由出场等等:它们丰富了形式、增加了线索、扩大了现实和虚构、台下和台上等的互动辩证。

于是,南斯拉夫风情、荒谬情节和超现实手法,都透过这些戏中戏的包装,既满足了商业上的卖点,也达到了艺术上的成就。很可能有朝一日,我在贝尔格莱德的雕像被毁掉了或失踪了,我则依然透过这部影片,而让人难忘。

难以遗忘,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我最近听说:库斯图里察不再拍片了,因为他被批评为“过于右派”。

不!库斯图里察,你千万不能停拍,否则还有更多像我这样的英雄,就只能永远待在无名的黑暗时空里。

电影是种良心事业。

那些批评你的人,只记得自己失掉的一点点东西,却忘了别人失掉了更多。诚然,在你的影片里,可以看到我这种左派英雄的荒唐面,可以听到批评共产社会就像地下社会那样的嘲讽;但是,大战时的右派,就真的只有你影片里所提到的内奸吗?

举个极端的例子,你我都不可能忘掉,大战结束时,新政府将克罗埃西亚和斯洛文尼亚两地抵抗纳粹的三万名右派部队,在收编后集体枪杀的惨剧。你是要继续秉承你的良知,还是要屈服于那些不断带来灾难的短视成见呢?不能遗忘的,不是只有自己这一部分;它还包括了别人那许许多多部分。于是,在面对我与马寇的恩恩怨怨时,我应该换个更完整的说法:“我不能遗忘一切,但我能饶恕一切”。

不然怎么办?想想苦难的南斯拉夫各族血泪史吧!你拍片的路程还长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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