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九七”的香港电影，到底在焦虑什么？

伴随着《树大招风》、《一念无明》在大陆的高热讨论，香港本土电影再一次“回归”大众视野。对于大多数大陆观众来说，港片早已隐匿了“香港”的味道，而埋没于各式大众娱乐化的合拍片之中。今年恰好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关于后九七香港电影的症结和未来，也成为此次香港国际电影节的重点专题。

就在众多香港电影人兴致勃勃地谈论“香港电影已死”，“黄金时代不复返”时，我很好奇是否好莱坞（电影工业业已成熟）和欧洲（艺术电影仍占很大比重）也是如此看待的呢？

4月17日，我在香港科学馆听了一场名为《范式转移：后九七香港电影》的讲座。参与讨论的三位嘉宾，正好对应了三个不同区域的电影市场，有多伦多电影节前策划人科林·吉德斯（Colin Geddes），法国世界报影评人托马·索迪奈尔（Thomas Sotinel），以及香港电影评论协会成员张建德（Stephen Teo，注1）。

在谈及九七前后香港电影市场的变化时，张建德开始的论调便是“香港电影已死”，他还反复强调了CEPA（注2）的签署对于香港电影造成的影响：制作领域大规模向大陆迁徙，此前每年200-300部的本土电影产量，急速下降至50部；而香港电影的海外投资，从台湾、新加坡等其他东南亚国家迅速转变为资金雄厚的大陆；大量中港合拍片也收获了可观的票房收入。

从张建德的话语中，可以些许感觉到香港一些电影人对于CEPA协议的畏惧，以及对其他香港导演向大陆倾斜的不满。尽管很多人觉得，在失去了台湾市场和东南亚市场（被张建德称为香港的传统市场）的同时，香港本土市场也一度颓靡，CEPA的出现无疑是香港电影的最后一线希望。

可实际上，CEPA的相关协定一边在挽救香港电影（通过合拍片），一边也的确造成了本土港片的困境。大量电影人的流失、资金和市场的倾斜，再加上纯港片在内地宣传、发行环节中的不适和尴尬，“香港电影”的标签在逐渐弱化。

当我陷入香港电影在大陆种种遭遇的思考时，科林和托马的看法却模糊了我们一直胶着的时间点—后九七。托马坦言，法国真正开始关注香港电影正是2000年以后，也是那时候开始意识到香港电影与韩国、日本、大陆同等的重要性（也许关注的仍然是2000年以前的片子）。

科林被问到如何看待中港合拍片在大陆和香港两个市场的平衡时，他举了周星驰的例子：他的成功正在于努力平衡了两个市场，甚至更大范围上的世界市场；而周星驰的“体验式观影”感受会更符合大众化的口味；至于他在2004年的合拍片《功夫》在北美市场的成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归功于索尼影业的宣发作用。科林还打趣道，多亏了合拍片，他才能在好莱坞的中国影院看到每年的中国贺岁片。

其实，如果要分析中港合拍片的利弊，周星驰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香港文化中的另类，一个身兼喜剧巨星和导演身份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大IP，在整个世界文化格局中都有独特个性，因而很难用周星驰的模式去对应香港电影的普遍模式。

对于香港电影的未来，三位嘉宾透露出的态度也颇为耐人寻味。张建德提出，近几年《十年》、《树大招风》等政治色彩浓厚的本土港片培育了一批新兴的香港导演，他们是否能在大陆审查通过的界限内，拍出艺术性和商业性兼顾的电影呢？此外，香港电影人除了要关注大陆市场，不应该忘掉“传统市场”，如果能兼顾这两个市场，香港电影的复兴指日可待。

托马坦言，香港电影如今面临的问题，其他国家也在经历相似的状况。然而他并不看好香港的娱乐电影，相比之下，好莱坞的娱乐工业已经占领了全球。如果香港电影想要突出重围，这不仅依赖于现在的年轻导演们，更和国际电影节、各大国际影业公司、制作工业等多个环节息息相关。

科林补充道，他不确定香港电影是否能回归所谓的“黄金时代”，当年香港电影的走红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意外。北美对于香港武侠、恐怖等类型片的猎奇心，再加上当时音像店对于香港电影片名的改动（为了迎合北美市场），种种因素促成了当年香港电影的辉煌。如今面对新的时代、不同的消费市场，他不认为“香港电影已死”，也不认为香港电影会重回“黄金时代”，它仅仅会发生改变。

诚然，科林和托马代表的北美和欧洲电影人，对于九七在电影领域造成变化的认知必然有所缺失，不过他们的确站在了更高（身处电影工业更发达和先进的国家）、更远（放眼于全球市场）的立场，有意无意地模糊了本次探讨的中心——后九七香港电影的范式转移。这次讲座的主持人和本土嘉宾，不时地做出引导性的发问和回答，一些本土电影人对于 “香港电影已死”等论调也表现出焦虑和不安。我们若能跳出香港这片土地，站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角度上来看，也许所谓后九七的焦虑仅仅是一些香港电影人的自娱自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