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让-吕克结婚的时候还很小，他比我大十岁。我当时还没有权力阅读剧本。不过，当时没有任何人可以阅读剧本，我们都是在最后关头拿到自己的台词。他会对任何人说，这是一部关于这或那的电影，但我们仍然对此一无所知，和他拍电影总是很兴奋。我们会一点点地创造出自己的角色，这与美国制片厂体系是截然相反的。
在拍摄《随心所欲》的时候，他告诉我，我的角色是一名妓女，但这就是我知道的一切了！我很难解释（我们的工作方式），因为它一方面非常精确，一方面又非常即兴。我们从来没有即兴创作的权力，让-吕克才是那个作家。不过，如果我们有了一个好主意——那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他就会说：“好吧，就这么干吧。”
摄影师拉乌尔·库塔尔（Raoul Coutard）和戈达尔从来不会与彼此交谈。这很奇怪。他们无需说话，就可以了解彼此。让-吕克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有时候他会去“买烟”，然后到三周之后才回来！而我就身无分文地坐在那儿！当时没有任何支票簿，你从哪儿都拿不到前。我就不得不去找邻居借钱。
我们的合作很愉快。特别愉快。当我们一起拍电影的时候，我们从未想过要拍出什么伟大的作品，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只是想度过美好的时光。让-吕克·戈达尔要比其他导演有趣得多。
在拍摄电影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它做得像日常生活一样。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在当时，经典电影里的角色会先走进一个房间、穿过它、坐下来，然后才开始说话。但在戈达尔的电影里，我们必须抽一支烟、喝一杯水，并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说话，就像你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那样。
对话也是一样的。我的意思的是，我们也会在地板上留下痕迹，因为当时的摄影机和现在不一样——不过这就像是一场芭蕾舞，这是很难解释的。
人们不允许我们这么做。（戈达尔）必须偷偷拍那些镜头。他说“你们跑就行了！”所以那场戏拍得特别自然，因为我们是真的在被人追。那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疯狂的点子。
我们花了三个星期来排练。我总是喜欢唱歌、跳舞，但另外那两个家伙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必须在每天拍摄完成之后，晚上去夜店排练麦迪逊舞。这是我们与让-吕克·戈达尔排练得最多的一场戏，我们就是排那段舞蹈。这是用一个镜头拍摄的，我们拍了整整一天。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悄悄剪了一个镜头进去，他的手法很好，以至于你们基本上看不出来。我想我们大概整整排了有三、四遍吧。
当时很多人都不喜欢他的电影。我记得在我们的《随心所欲》(Vivre sa vie : film en douze tableaux,1962)上映了之后，在咖啡馆里，有两个人坐在戈达尔身后。一个人说他讨厌这部电影，另一个人说这是一部好电影。然后戈达尔就走过去说，“哦，你不知道我的片子？好吧，来，我会把钱还你！”大家真的不喜欢他的电影。
他们都混在一起。在当时，（克洛德·）夏布洛尔（Claude Chabrol）可真是一个好人，他会把自己没用完的胶片送给年轻导演们去用，因为他的年纪要比其他人都大一些。他总是给让-吕克用他的剪辑室。法国电影资料馆里也总是在发生故事，因为我的年纪要小得多，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发言权，但他们确实教会了我许多。
让-吕克真的非常想和碧姬·芭铎（Brigitte Bardot）一起拍一部电影，我很能理解他的想法！我一开始和他一起去了罗马，因为制片人想让他和莫妮卡·维蒂（Monica Vitti）合作，但她迟到了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对话过程中一直在朝窗外看，像是对这部电影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不认为这部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似乎对此感到很受伤。
这部影片一开始是由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出演的。我被送了一大束康乃馨——对一位法国演员来说，这可不算是什么好运气——但是，能够和伯顿合作一部电影，我对此感到很自豪。在他与托尼（Tony Richardson，本片导演）之间出现了很多问题，因为他总是迟到。
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 ）也在那儿，但这并没有让事情变得更好。因为他们可能会去吃一顿午餐，然后就不再回来了。一周之后，托尼说他无法与伯顿一起工作了——他总是喝醉，报纸上写得到处都是——于是他们联系了尼科尔·威廉森（Nicol Williamson），他也同意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原文首刊于2016年01月22日《视与听》杂志
此译文发于微信公号“幕味儿”（微信ID：MOVIE1958）,翻译：陈思航（北京电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