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再见，我说你好／你好，你好／我不知为何你说再见，我说你好。”
——披头士
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不凡的3D电影《再见语言》（Adieu au langage, 2014），从标题看来，是导演对我们熟知的电影语言的一次告别。但熟悉戈达尔的观者们知道，实际并不是那样简单。在一次有关采访中，戈达尔解释道他所居住的瑞士法语区，“‘adieu’ veut dire ‘bonjour’ aussi” (Mella 2015)——“‘再见’也有’你好’的意思。”这也暗示了戈达尔不仅仅是在同既有的电影语言告别，也在迎接一种新的影像语言。
纵观戈达尔的作品，《再见语言》并不是他第一次做出告别的姿态。尤其是1967年的作品《周末》（Week-end），以“电影语言的讣告”而著称。在影片结尾时，字幕大胆宣称“Fin de cinema”——电影的终结（图1）。《周末》也因此常被拿来与《再见语言》相比较。在戈达尔的笔下，《周末》被认为是他作品中第一阶段的总结与第二阶段的开端。维勒·文斯顿·迪克森（Wheeler Winston Dixon）指出，“《周末》是一次终结的开端，是进入一种全新电影形式的节点”（Dixon 1997: 89）。而道格拉斯·莫瑞（Douglas Morrey）则表示，从1966年至1967年，尤以《周末》为例，标志了戈达尔电影事业的重大转向（Morrey 2005: 71）。在他的著作中，为这一章巧妙地取名为《终结的开端／开端的终结：1966-1967》
采用类似的方式，《再见语言》是戈达尔作品中又一次潜在的转折。一方面，本片承继了戈达尔以往作品的风格，其中包含着戈达尔标志性的元素：对自然景象的使用（图2、3），声音的另类使用，极具个人风格的字幕，语言与影像之间的反差，对其他作品的引用与指涉，在影像上的创新，与复杂的叙事（具体见Bordwell 2014中对影片叙事的分析，以及Neupert 2002: 235ff关于戈达尔“反叙事”的分析）。另一方面，电影中采用的3D技术，也标志了戈达尔电影生涯中一次激进的转向（这一点，反面说来，也是戈达尔创作的一种常态。），虽然在之前的短片《Les trois désastres》（2013）中，曾尝试过3D技术。这些片段被重复使用在《再见语言》中。对《再见语言》的考察也是对两种电影史的考察——戈达尔作品的纵向分析以及3D电影的历史分析。本文旨在探索电影中发掘的新3D美学，同时讨论3D电影的潜在危机以及这种极端美学的可能。
在上文提到的采访中，戈达尔解释道吸引他创作3D电影的原因正是在于：3D电影创作目前缺乏既定的规则：“il y a pas de règles” (Mella 2015）。虽然这样说，但本片仍旧打破了所有3D摄影上不成文的规定。正如布莱恩特·弗雷泽（Bryant Frazer）指出，本片（起码）打破了主流3D电影的五大传统：（1）看似不经意的框景，（2）采用低像素摄影，（3）趋向于深焦摄影，（4）双镜头拍摄3D影像时，两镜头分别取不同影像，（5）对日常景象的深入挖掘（Frazer 2014）。《再见语言》使用不同手法复杂化3D效果。除去弗雷泽总结的以上五点，还有对手持摄影与晃动影像的使用；对像素化与其他数字影像噪点的探索；光源直射镜头；非常见取景位置，螺旋式的镜头运动与“荷兰摄角”；对物体的表面与纹理进行“触感式”的特写，其中包括大量的水纹影像；大量2D史料影像的引用；使用反射表明作为反复出现的母题，例如雨刷的摆动；以及在物体与文本的前景摆设其他物体与文本。（图4-9）
片中3D技术的应用始终在考验着观者诠释影像的能力。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我需要频繁地调节3D眼睛的位置，乔纳森·罗姆尼（Jonathan Romney）也有相同的感受：影像的多元化迫使观者“频繁地调节观看影片的方式”（Romney 2014）。电影厚重的3D效果后来成为了对于本片电影批评的重点。罗姆尼正面评价了影片带来的“极具倾略性的影像力”，并指出“戈达尔近年的作品在玩味的同时，也带有着恐怖的性质。”艾万·德波里斯（Erwan Debois）也持相似的观点，称其为一种“电影恐怖主义”（Debois 2014）。影像慑人的一面也受到了3D影像学者米亚利姆·罗斯（Miriam Ross）的关注，评价本片在“迷人的同时令人难以承受”，并提出“观看成为了一种煎熬”（Ross 2014）—从其语气中看来，罗斯并不完全赞同这种影像风格。
而我在此想要反驳，片中这种痛苦的3D观影效果正是《再见语言》最大的成就，也是使得本片在分析上极具趣味的原因。携同本文确立的两条历史线索：戈达尔在继承前作的同时，探索了3D电影史中的边缘。《再见语言》作为一部戈达尔的电影，清晰地囊括了前作的发展轨迹。一般看来，戈达尔的电影作品分为四个时期：新浪潮时期，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时期，录像带时期与后期的“回归”电影时期（参考 Sterritt 1999: 35）。学术界在讨论戈达尔的作品时，普遍的观点是戈达尔的第四阶段在创作上呈衰退趋向，许多学者表示出对“戈达尔近来电影或影像的失望”(Morgan 2012: 8)，抱怨“影片中含括了过多的影像”（Sterritt 1999: 2）。从这一点看，尽管本片与戈达尔近期作品有着众多承接，《再见语言》却被归入了近来的影像批评当中。
但作为一部3D电影，《再见语言》与之前的3D电影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根据3D影像史学家雷·尊（Ray Zone），3D电影史也被分为四大时期：创新时期（1938-1952），融合时期（1952-1985），沉浸式体验时期（1985-现在），以及数字时代（2005-现在）（Zone 2007: 1-4）。在其中，50年代的与当下的数字3D被认为是重大的历史节点。以《非洲历险记》（Bwana Devil， 1952）为代表的50年代3D电影将3D技术作为一种视觉噱头，利用负视差的原理营造出物体突出景框的错觉。而当代3D电影则将负视差的使用保留在重点的叙事环节或动作场面中。当然，也有一些当下的3D电影仅借助3D技术取得更突出的景深感，营造沉浸式体验；而极少采用负视差的效果。此外，3D电影经常在好莱坞电影中的特定类型片中使用，而《再见语言》的类型则与其相差甚远。好莱坞中使用3D效果的特定类型片有动画（例如，《闪电狗》（Bolt 2008），《怪兽大战外星人》（Monster vs. Aliens，2009），《玩具总动员3》（Toy Story，2010），《魔发奇缘》（Tangled，2010），《驯龙记》（How to Train Your Dragon，2010）等等），魔幻、科幻以及超级英雄题材（例如，《贝奥武夫》（Beowulf，2007），《阿凡达》（Avatar，2009），《变形金刚：月黑之时》（Transformers：Dark of the Moon，2001），《霍比特人》三部曲（The Hobbit trilogy，2012-2014），《复仇者》（The Avengers，2012），《木星上行》（Jupiter Ascending，2015），《侏罗纪世界》（Jurassic World，2015），《星球大战：原力觉醒》（Star Wars：The Force Awakens，2015）等等）。其中真人3D电影中有部分是2D拍摄，后期转为3D，并以2D与3D两种版本发行——暗示了3D效果在影片中并非电影的重点，只是事后商业附加价值。由此，3D电影经常被批判为“不过是给既有的电影增加了一点景深而已”（Atkinson 2011, 149）。
与这些电影相比较，《再见语言》中的3D采取了一种有别与沉浸式体验的风格。而同时它又不像50年代的3D电影那样仅仅侧重于视觉上的噱头，而是形成了完全独立的风格。上述的一些电影在3D技术的应用上也有达到极简风格的例子。例如沃卓夫斯基兄弟（Wachowskis）导演的科幻电影《木星上行》。电影的大多场景都设置在宇宙中，集结了刺激的追逐场面与持续的运动场景。由此，似乎《木星上行》是杰奥夫·金（Geoff King）所概括的一种“冲击美学”，它的特征在于快速剪辑，摇动镜头，将物体推倒观者面前（King 2002:246）。但是，《木星上行》全力地抗拒了这种负视差带来的视觉冲击，在3D的呈现上，采取了一种不具有倾略性的风格，而是增强了影像的景深。
而另一部太空题材的电影，由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导演的《地心引力》（Gravity，2013）则是当代电影中少有的高评价3D电影，许多影评赞同道“这是少有的几部值得去看3D版本的作品”（Susman 2013）。但是这部电影同样是出于3D而设计呈现的，在方式上与戈达尔的3D有着截然的不同。《地心引力》中的3D很大程度上是为一种沉浸式的美学所服务，通过限制使用负视差并大量使用长镜头，使得惯着可以自然接受每个镜头中的3D效果（图10）。对比来看，《再见语言》中3D效果的刻意不自然则是对沉浸式体验的一种反抗，构建出一种异样而多变的影像空间。
《再见语言》中非常规与带有瑕疵的3D技术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安排。在片中，电影通过一位男性角色阐释了电影的初衷：“Je cherche la pauvreté dans le langage”（我寻找着语言中的贫瘠）（图11）。确实，本片采用了大量的“劣质”3D效果。但在这种影像语言的贫瘠之中，蕴藏着某种丰富性。如前文提到，《再见语言》以大量的影像与另类的3D技术震慑观者。某种程度上来说，区分《再见语言》与其他当代3D电影的特征则是它包含了“太多影像。”
片中最震撼的时刻显然是当两个不同的图片组合起来，在3D下呈现出一种撕裂的效果。左眼在看着一种影像，右眼看着另一种。这样的片段在影片中发生了两次，据称在戛纳的首映上每一次都伴随着掌声（Fairfax 2015）。无可厚非，这是全片最激进的表达。这种视觉震撼自然地在电影评论中体现了出来。摄影师法布里斯·阿拉格诺（Fabrice Aragno）讲它比作一次“影像的重建”，在观看时感受到了影像诞生时的痛楚。（Dallas 2014:39）。其他电影批评称它为全片决定性的部分，有的称其“十分惊人，目不暇接，从叙事上具有深远意义”（Taubin 2014:48），有的则评价它“是一种幻觉，在二维世界中难以复制的影像叠加”（Fairfax 2015）。
正是这种二维世界中的不可复制性（图12）展现了它与上述其他3D电影的不同之处。戈达尔并不满足于仅利用3D来复制或者加强在2D电影中的体验。相反地，3D影像被作为一种让我们重新认识影像的侵犯性手段。当3D影像中的两部分画面被撕裂，我们左右眼看着不同图像时，会产生一种类似于影像叠加的体验，提醒我们每当我们在观看3D影像时，我们实际上在同时观看着两幅图像。除视觉上的震慑与困惑外，这种影像的分离最恰当地阐释了《再见语言》如何囊括了“过多的图像。”这些片段中的图像信息远远超出观者能够接受的范围，甚至挑衅观众闭上一只眼，好清晰辨认其中的一两幅画面（Bailey 2014，Bordwell 2014）
但这不是影片超载信息的唯一方式。《再见语言》同戈达尔的其他作品一样，通过对艺术与哲学的大量影射与摘录展现出一种过剩。本片几乎引用了所有艺术形式，从电影（《大都市》（Lang，Metropolis，1927）到《食人鱼3D》（Aja，Piranha 3D，2010））（图13-14），文学（从《科学怪人》（shelley，Frankenstein）到《古拉格群岛》（Solzhenitsyn，Gulag Archipelago）），视觉艺术（从莫奈到罗丹）以及音乐（从贝多芬的《第七乐章》到勋伯格）。丰富的引申与大量的影像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含义网络，有时根本无法进行解读。而含义的复杂性在独立于图像的音轨，字幕，以及视觉或语言的双关中，显得巨大无比。自然地，戈达尔在《再见语言》中对声音的使用如同他对3D的非沉浸式风格一样：噪音，音乐与对话同时进行，互相融合覆盖，声音有时突然切断，或音量突然变好。声音上的使用也与主流3D电影中的声音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作为一部3D电影来说，《再见语言》是史无前例的——激进地打破了主流3D电影的传统，挑战了观众的底线。《再见语言》似乎不在意负视差效果已经被贬为噱头的事实。芭芭拉·克林格（Barbara Klinger）倾向于认为负视差是一种“夸张而造作的诡计”，弗鲁奇克（Flueckiger）则认为负视差是一种“廉价的噱头”，而米亚姆·罗斯表示负视差的瞬间将我们“带出叙事”。本片一反3D技术为“传统叙事服务”的传统。3D技术在《再见语言》中的目的在于时刻提醒我们，这是一部3D电影。
戈达尔在与传统3D电影的对抗可以追溯到《再见语言》之前的一部短片《Les trois désastres》。在影片结尾，戈达尔在旁白中喊道“Le professeur de Titanic”——与其是对当时最卖座3D电影《阿凡达》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一种致敬，不如说是对这种3D电影的批评。《再见语言》从任何角度都是对《阿凡达》的一种反抗。拒绝3D的沉浸式体验，拒绝经典叙事结构，拒绝美式风格，低成本小受众——实实在在的廉价3D片。但正是这样的电影，却比《阿凡达》告诉我们更多3D电影的现状以及未来。
关于3D电影的当下处境有两种说法：（1）作为一种“新常态”，逐渐驱逐2D影像。（2）3D影像已经死亡了。两种说法都从3D发展史中寻求理论支撑。预言3D已经死亡的观点多指向过去3D电影以及3D技术的失败，尤其以50年代的3D风潮为借鉴。而主张3D影像崛起的观点则多主张3D影像实际拥有更深厚的历史积淀，佐恩（zone）曾以“立体画法早于摄影”举例（zone 2007）。同时也有人指出如今的数字3D技术要比当年的3D技术更加稳定，而且如今大多电影院增加了3D放映设备。但如今最值得关注的趋势并不在大荧幕的3D，而是小屏幕上的3D。托马斯·爱萨尔（Thomas Elsaesser）曾尖锐地指出“如今大荧幕上的3D是对未来小屏幕3D的一种投资”（Elsaesser 2013:228）。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势必将会在各种设备上看到越来越多的3D屏幕。但萨拉·阿特金森（Sarah Atkinson）质疑，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回顾二维画面会不会像我们如今回顾默片那样？3D技术对电影史带来的影响是否像有声技术一样深远？
可能《再见语言》为问题的答案提供了一些线索。本片在3D电影史与戈达尔艺术片发展史中处于一个矛盾的立场，人们可以称它为“3D艺术片”（也许类似的还有加斯帕·诺的《爱3D》，维姆文德斯的3D纪录片《皮娜》，维纳·赫尔佐格的《被遗忘的梦的洞穴》）。但“3D艺术片”或许本身就是一种修辞矛盾。正如贾斯丁·常（Justin Chang）所说：
现实意义上有两种矛盾：（1）很少有艺术院线配备3D放映设备。（2）而《再见语言》又是通过3D技术营造复杂影像叠加的。这是一部必须以3D方式进行观看的电影（Chang 2014）。
换句话说：一方面艺术院线没有设备放映《再见语言》，而普通的综合院线没有兴趣放映电影恐怖分子戈达尔的影片。如果3D电影真的是不愿未来的影像新常态，那么3D电影必须扩大到主流电影之外——起码好莱坞之外。作为非主流，非好莱坞的3D电影，《再见语言》通过电影节或3D蓝光欣赏。但在家中通过3D电视观看又同影院观看的体验不尽相同。所以，即使数字3D的未来在于小屏幕，我们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除3D技术在小屏幕上的前景外，爱萨尔还提出其他三点反证，说明3D的崛起。爱萨尔由普遍接受的观点“3D仅仅是影响我们认识图像的一个元素”出发，进一步指出，3D技术本质上是对环绕声的补充。也就是说，3D影像的目的是在于实现环绕声提供的立体空间。声音充满空间，以360度包围着我们。
由此类比，3D影像是对沉浸式音效的一种拙劣补充。正是因为3D影像永远也无法作为完全包围观者。所以3D电影可能在将来过度给一种360度的沉浸式影像：如今导演如斯派克·琼斯（Spike Jonze）与克里斯·谬克（Chris Milk）正在尝试利用虚拟现实进行创作（图17）。希望有一天我们能看到戈达尔的VR电影……
“你说再见，我说你好／你好，你好／我不知为何你说再见，我说你好。”
——披头士
｜原文于2016年5月11日发表在16-9网站｜翻译：王柏桐 @迷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