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dro Almodóvar
在这位西班牙导演新冠隔离日记的第三部分里，阿莫多瓦透露了自我禁闭期间所有的阅读和观影，这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他难以释怀的忧郁和悲伤的情绪。
☞ 佩德罗·阿莫多瓦新冠隔离日记第一部分：去往黑夜的漫长旅程
☞ 佩德罗·阿莫多瓦新冠隔离日记第二部分： 沃伦·比蒂，麦当娜和我
这几天我醒来的时候都瘫软无力，看起来这种禁闭生活还得持续几周。经历这个轰动性事件最初几天的那种新奇感受已经消失了，我想这该是禁闭带来的危害之一吧：将自己交给了日复一日一成不变的生活，周而复始。
我开始了毫无信仰漫无目的的写作，怀着借助这种练习能帮助我逃离忧郁和悲伤的微薄希望，至少可以摆脱那种让你缩在沙发最舒适角落的弥漫着消极情绪的悲哀。今天，我感觉房子吸收了我所有的能量，像是被吸血鬼吸干了一样，让我疲惫不堪得面对着白昼与黑夜。
我一直坚持着看书和看DVD。我暂时放弃了写我的剧本——我让它们休息。故事情节也是需要休息的，通过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沉淀下来，而后它们自会酝酿成熟起来。
昨天我让伊万·莫纳利萨·奥赫达（Iván Monalisa Ojeda）的短篇小说集《Las biuty queens》充实了我的一整天。这听起来像是一本异装癖和变性人的书，事实上也是如此，但又不限于此。莫纳利萨是智利人，在这些故事里，他讲述了一群拉美裔变性人和异装癖者的日复一日，或者更确切得说是夜复一夜的生活，他们混迹于纽约市的酒吧和街头巷尾靠卖淫为生。踩在高耸优雅的高跟鞋上，美国梦破碎成了噩梦——每天的噩梦。
对于这些双性恋女皇来说，暴力死亡是必然的。这些故事可能是非常悲惨的，但是伊万·莫纳利萨 用他杰出的才华赋予他笔下的人物以活力和优雅。他用诙谐的方式告诉你他们的苦难是不可避免的，但又不把他们作为受害者。这是一些在特朗普移民政策下幸存者的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们用幽默和彼此之间的互助团结来应对所有的都市危险。他们分享毒品、皮条客、选美竞赛、综合症和精神错乱，但他们是一个亲密无间的群体。
他们让我想起了我母亲最后几年回老家生活时的邻居们。邻居们对她的照顾比我们要好得多。母亲居住的街道上邻里寡妇之间的团结和关怀，是我对家乡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所以（在《痛苦与荣耀》里）当胡丽叶塔·塞拉诺（Julieta Serrano）告诉儿子说，她不希望儿子把她邻居放到他的电影里时，这也就不奇怪了。邻居是神圣的，这是这个词语完整的意义。
虽然这两者毫无相似之处，它们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人文景观和社会环境，但《Las biuty queens》还是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那本帕蒂·迪普莎的故事集子（《帕蒂·迪普莎和其它故事 Patty Diphusa and other writings》，1990）。我写的都是享乐主义小说，而《Las biuty queens》故事里的每个句子都散发着现实主义的光芒。
这两本书我都推荐，如果你们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我保证你会从中得到愉悦放松的感觉。
不过说到了拉美人（特朗普移民政策的受害者），我必须向你推荐一本美好而又惊心动魄的小说，墨西哥作家Valeria Luiselli的《失落儿童档案》（Lost Children Archive）。与上述提到的两本书相反，它不是一本轻松的读物，但我被其原创性和散文体的美感所打动。除了讲述的故事之外，它也像一部公路电影，讲述了一对声音记录者夫妇在他们年幼孩子的陪伴下，从纽约到亚利桑那州一路奔波记录声音的旅程。
我不想剧透太多。在一路以沙漠和汽车旅馆为背景的旅途中，他们的婚姻也摇摇欲坠。他要寻找最后一批向美军投降的阿帕奇族人留下的足迹，而她要记录下那群穿越沙漠抵达该国南部边境寻找庇护的孩子们。这对纪录者的婚姻破裂过程，加上他们的孩子对他们父母各执一词故事的理解方式，都凝结在这本别具一格的有着精彩叙事和新颖文体的小说中。《纽约时报》将它列入2019年最佳二十本作品之一。
我没有交叉着阅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在白昼和黑夜里，他们都该享有各自的特定时间，现在我即将读完阿慕德娜·葛兰黛丝（Almudena Grandes）的最新小说《弗兰肯斯坦之母：一场永无止境战争的插曲》（La madre de Frankenstein: Episodios de una guerra interminable）。葛兰黛丝是一位作家，也是指引我们去了解所有近代史以及思考我们到底从何处来的指路人——那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在官方的历史陈述中总是遮遮掩掩。
这一次，作家将镜头对准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葛兰黛丝的小说在创造次要人物和支线情节上非常慷慨，毕竟，这些人物情节和主人公和主线一样重要，因此她创造出了详尽鲜活的历史和社会风情。在其涉及的众多主题中，葛兰黛丝还谈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西班牙的精神病学——在那个时代，我们国家希望宣扬更为文明和正常的一面，但现实情况自然是大相径庭的。
除了享受阅读一本能认同作者和主角身份的伟大小说之外，我还对四五十年代儿童精神病理学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事实上我曾经就这个主题做过大量的笔记，并整理成了一个不会制作成电影的可行性剧本。阿慕德娜·葛兰黛丝在小说中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又让我想起了自己对这个主题的看法，也激起了我继续完善这个主题的欲望，现在我有时间去享受自己对文学创作的乐趣了。
在《弗兰肯斯坦之母》中葛兰黛丝追踪了1933年发生在马德里的一个真实案件。多娜·奥罗拉·罗德里格斯·卡巴勒拉（Doña Aurora Rodríguez Carballeira）对着十八岁的女儿伊德卡（Hildegart）头部开了四枪，杀害了她。在这之前，这个年轻的女人一直是她母亲的骄傲，但随着伊德卡的成长，她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她的母亲对此无法忍受；据奥罗拉自己的供词说，她不得不为此而杀了她女儿。
审判前的专家报告宣告奥罗拉是个彻头彻尾的偏执狂，是优生学的支持者。当她面无表情地解释自己杀女儿的原因时，按照小说中写的，奥罗拉说，”我杀她是为了拯救她。我创造了她，也毁了她，这是我的特权，我的权利………..伊德卡是我的作品，只是不如人意”。她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小说围绕着精神病医生、男朋友、女朋友、家人、护士、修女和其他疯女人的故事展开。
优生学是一种犯罪的意识形态，其信徒们认为他们有权通过杀死一部分人或阻止他们繁殖来抑制人口增长。我推荐阿慕德娜·葛兰黛丝的这部小说，作为这些日子对抗乏味和忧虑的最佳解药。现在我应该重新《清洁女工手册》（A Manual for Cleaning Women）和/或《人类的声音》（The Human Voice）的草稿，然而我背叛了自己，我屈服于另一个曾被我置于电脑深处的故事。那是我几年前写的一篇论述，灵感来自于报纸上刊登的一篇名为《寻找“红色基因”》（In Search of the ‘Red Gene’）的文章，作者是Rodolfo Serrano。它讲述了现实生活另一位像奥罗拉一样的优生学家：一位来自弗朗哥政权时期的西班牙精神学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晚期和战后初期的一段时间里，通过研究和实验想弄清楚“红色基因”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是什么心理或生理上的畸形促使一个男人或女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是的，你没有看错。除了将给精神病学界带来的革命之外，佛朗哥主义精神病学家的目的是为了根除当时充斥在监狱里的“红色基因”携带者。
自从读到这篇文章后，我一直想把这个故事以科幻小说的形式进一步扩展，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基调，因为所讲述的现实是如此的恐怖，很难对其进行反讽；另一方面，在2020年，不利用幽默所允许的距离感来处理这个主题和人物，是不可能的。
这里有很多文献资料可以找到，因为在当时的科学期刊上，经常有整期的以“马克思主义狂热的生物心理学”为总标题的文章详尽地加以阐述，比如《西班牙战争医学与外科杂志》（Revista española de medicina y cirugía de Guerra [Spanish Journal of War Medicine and Surgery]）。在发现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材料后，我故意在一些真人原型周边创造了一些虚构角色，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科学冒险上并让之更有说服力。精神病医生的家人和同事会根据当时西班牙社会的类型来进行虚构。
当年我想过用新现实主义作为处理方式，但当我尝试进一步发展这个想法时却发现自己力不从心。经过这些年的蛰伏，我想我已经找到了表达这个想法的合适基调，那就是漫画。这个弗朗哥时期的精神病专家是个典型的疯狂医生（译注：这里指1933年迪斯尼的同名动画片中出现的角色），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基因并准备牺牲所有携带这种基因的人。优生主义者。我只能从完全虚构的角度来论述这个角色，用离自然主义最远的一种文体。这个精神病学家当然是有名字的，但是我不希望用他的真名，避免伤害到他的家人，我也可以更为自由地写作。
这就是我复活节假期的工作。
11部为隔离期的自己打气的电影
为了更为温暖和愉悦，这里有几部推荐的电影可以抹去这个星期里所有的悲哀、无聊或乏味的痕迹，毫无疑问它仍然会是最为困难煎熬的星期之一。
大体上来说，这些都是出色的美国喜剧，脱线喜剧（screwball comedies），疯狂喜剧，一种美国人最擅长的类型片。
名单如下：
有了这组“充电”珍宝，你只需要呆在家里，电影放映的间隙在走廊上走来走去，用电话或Skype和朋友、家人或者爱人聊天，就可以过一个没有宗教游行、塞塔圣歌（译注：saetas，西班牙宗教歌曲）或满提拉面纱（译注：Mantilla，一种传统的西班牙花边或丝质面纱或披肩）的美妙复活节假期了。
｜原文刊登于西班牙Eldiario.es，发表日期：2020年4月6日
｜BFI 西语英翻：Mar Diestro-Dópido｜中文翻译：佚名 @迷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