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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ro Almodóvar |©️ El Deseo D.A. S.L.U., photos by Nico Bustos

在3月23日写的新冠隔离日记的第一部分,这位西班牙导演详细地描写了他如何应对自我隔离,以及那些他从中寻找慰藉的电影,包括《007之金手指》和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B级片。

在这位西班牙导演新冠隔离日记的第二部分里,他提及了在自我禁闭十七天之后他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公寓——开始了对麦当娜,沃伦·比蒂和奥斯卡奖的一些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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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拒绝写作,直到现在。我不想让自己隔离前几天那心神不宁的情绪留下文字证据。也许是因为我在这样的境况下发现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它和我之前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习惯于孑然一身独自生活,并始终处于一种不安状态;一个不太值得开心的发现。在最初的九天里我拒绝做任何笔记。但就在今早,新闻头条听起来更像是发表在一本专门刊登黑色幽默杂志上的报道:“马德里的溜冰场变成了临时停尸房。”它听起来像是一部意大利铅黄电影(Italian giallo)但确实发生在马德里,而这只是“当天最不幸的新闻标题之一。”

从三月十三日周五开始,今天是我隔离的第十一天。从那之后我就开始调整自己,以便面对夜幕降临后的黑暗,因为我就像生活在荒野,追随着穿越窗户和阳台投射进来的光韵节奏。春天到了,这看似春天的天气。这是每天最好的感觉之一,而我几乎都已经忘记了它的存在。日光及其宽广的去往夜间的旅途。这段漫长的旅途不该是糟糕可怕的,更应该是令人愉悦的。(或许这就是我所关心的,使我不再因即将到来的数据而感到痛苦。)

我已不再查看时间了,只是想计算下我沿着家中走廊走的步数时才会看下手表,胡丽叶塔·塞拉诺(Julieta Serrano)就在这个走廊里指责安东尼奥·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不是个好儿子,其实她说的正是我。窗外的黑暗告诉我已经是晚上了,但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没有时间表,我已经无需再汲汲忙忙了。经过这么多天,今天,3月23日,我的直觉告诉我白昼开始变长了。我可以更多地享受日光了。

我还没有足够的兴致开始写小说——凡事追求水到渠成——尽管我已经有了一些情节点,其中一些还和亲密关系有关。(我确信当这一切结束后会有一股婴儿潮,但我同时也相信会有很多的家庭分离:萨特说过,他人即地狱。一些伴侣将会同时面对两种境况:分手,和进入一个新破碎家庭的新成员。)

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Man (1957)

相较于现实主义小说,当下的局势用奇幻故事形容更容易理解。遍布全球的疫情看上去就像上世纪五十年代冷战时期的科幻小说。或者是基于反共宣传目的粗糙简陋的恐怖片。尽管制片人的意图比较邪恶,但是美国的B级片整体水平都是极好的,特别是基于理查德·麦瑟森(Richard Matheson)小说改编的电影:《不可思议的收缩人》(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Man,1967)、《地球上最后一人》(The Last Man On Earth ,1964年,基于麦瑟森小说《我是传奇 I Am Legend》改编)和《阴阳魔界》(The Twilight Zone)。除上述作品之外,我还想到了《地球停转之日》(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1951)、《死亡漩涡》(D.O.A.,1950)、《禁忌星球》(Forbidden Planet,1956)、《天外魔花》(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1956),还有其它所有和火星人有关的电影。

邪恶总是来自于外部(共产主义者、移民和火星人),而这已经成为民粹主义者掀起仇恨的借口(尽管如此,我依然强烈推荐前面提及的影片,它们非常棒)。事实上,特朗普已经确保,我们正在经历的疫情听起来就像是五十年代的恐怖片,他将病毒称之为“中国病毒”。特朗普,是我们这个时代另一个最危险的病毒。

Pain and Glory (2019)

我决定了要自娱自乐。通常我总是会因时制宜,但现在不是周末,而是我隔离的孤独寻常日子,所以我把电影、新闻快报和阅读做了一个安排,用来填补每天不同的时段。我的家是一个机构,而我是唯一的住客。最近我也安排了一些居家锻炼的项目。到现在为止,我太过萎靡不振了,唯一的运动就是在长廊里走来走去,就是《痛苦与荣耀》(Pain & Glory,2019)里胡丽叶塔·塞拉诺(Julieta Serrano)和安东尼奥·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走过的那一个。

我挑了一部午后电影,梅尔维尔(Jean-Pierre Melville 让-皮埃尔·梅尔维尔)的《大黎明》(Dirty Money,1972)。当我选择詹姆斯·邦德的《金手指》(Goldfinger,1964)在晚上看时,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喜。我想,在这样的日子里,纯粹的娱乐、纯粹的逃避现实是最好的选择。

Honor Blackman and Sean Connery in Goldfinger (1964)

当我在看《金手指》时,我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高兴:与其说我选择了这部电影,不如说是它选择了我。我遇到过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我们在一次戛纳的晚宴上并排坐在一起,我很惊讶他对电影的了解如此之多,尤其是他对我的作品产生的任何兴趣。他已经不在马贝拉(Marbella)住了,但还是很喜欢西班牙。我们像朋友一样分手道别并交换了电话号码,当时我很确信我们谁也不会使用这个号码。

然而几个月之后——应该在2001或2002年的时候——他看完《对她说》(Talk to Her, 2002)后给我打了电话。我不搞盲目的偶像崇拜,也不是个自大狂,但是听他谈论我的电影,还真有些不知所措。电话那端是他那深沉的声音,一个优秀的演员和一个富有魅力的男人的声音。那个晚上当我看《金手指》时回忆又历历在目。这次隔离,这个夜晚,肖恩·康纳利和我,我浮想联翩,包括回忆带来的那些干扰。

在等下一部电影的空隙时我打开了电视,得知露西娅·波塞(Lucia Bosé)被这场我们仅闻其名的病毒带走了。我流下了今天的第一滴泪。不管是作为女演员还是普通人,我都为她着迷。我记得她在安东尼奥尼的《某种爱的纪录》(Story of a Love Affair,1950)中那种绝伦美艳,还有她那种兼具中性且野性的走路姿势,而这美好的一切都被她的儿子米盖尔·波塞 (Miguel Bosé)所继承。我会在明天安排安东尼奥尼的电影。

Lucia Bosé in Story of a Love Affair (1950)

我是米盖尔众多好友中为他强大且迷人的母亲所折服的其中一位,她似乎是永恒的。就像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查维拉·巴尔加斯(Chavela Vargas)、皮娜·鲍什(Pina Bausch)和劳伦·白考尔(Lauren Bacall)一样,露西娅是现代女性奥林匹克领奖台上的一部分,自由、独立,甚至比周围的男人更具男子汉气概。抱歉我列举了一连串的名字,不过我很幸运能认识她们所有人,并且成为她们的好朋友。这就是一个人滞留在家的坏处,很容易陷入怀旧感伤的思绪中。

我联系上了此时身在墨西哥城的米盖尔,我们聊了很久。距离我们上次聊天已经好多年了,尽管此时是个悲伤时刻,我还是想感谢他在我过去的三十年里的每年生日给我寄送白兰花。无论我身在何处(几乎都是在马德里以外的地方),每年的9月25日我都会收到一束保持绽放数月之久的白兰花,还有一张写着“来自MB(Miguel Bosé)”的大贺卡。

禁闭期间没有时间表的好处是繁忙感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压力和紧张。我是一个天生的焦虑者,我再也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过。是的,我知道窗外的现实是可怕的,无常的,这也是我为何对自己如此放松感到惊讶,我迫不及待地拥抱这种新感觉用来克服恐惧和妄想。我不再想着死亡,或者死去的人。

我的主要任务(对我来说是也是新任务,因为一般情况下,我有个不回复留言的坏习惯,或者仅仅是回复少数几条)是回复所有那些询问我和我家人的留言。因为这是第一次,它们不再只是无聊的对话,文字确实具有意义。每天晚上我都会非常认真地回复,也借此机会了解家人和朋友们的近况。

当窗外的日光逐渐消逝的时候,我开始观看《金手指》了。我又一次被雪莉·贝希(Shirley Bassey)迷住了,之后是另一位短暂出场的雪莉,雪莉·伊顿(Shirley Eaton),这位美丽的女演员为了让邦德陷入情网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她的身体涂满了黄金,趴在床上,没有任何一寸肌肤能够呼吸,这仍然是主创人员中为了刻画欲望、贪婪和情欲以及拥有超级权力坏蛋们的疯狂最为惊人的画面之一,这些恶棍们唯一的野心就是摧毁世界,只有追随他们的人才能够存活下来。

Shirley Eaton in Goldfinger (1964)

我不得不暂停电影去接我姐姐丘斯(Chus)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在La2频道(西班牙国家电视台第二频道)播放的一部纪录片里看到我了。当时已经放映过半了。我从电影转到了电视频道,发现那是达雷沙·姬(Daresha Kyi)和凯瑟琳·冈德 (Catherine Gund)制作的关于查维拉(查维拉·巴尔加斯 Chavela Vargas)的同名纪录片。

眼前所见的一切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这让我惊喜交集,虽然早在当年我就已经看过这部纪录片了。但此时此刻此景与以往完全不同,我无法就此进行比较。我所知的就是自我隔离了,与此同时也在自我逃避。我越来越少得关注新闻,我试着把恐惧和焦虑压在心底。我所提及的通过娱乐和逃避的方式并不单调。即使我已经看过了这部查维拉的纪录片,但它还是以热情洋溢的方式感动了我,我不能也不想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一直哭到了电影的最后一幕。我完全沉浸在和她一起的那些夜晚的回忆之中,那些夜晚我在Sala CaracolAlbéniz剧院(那是她作为歌手登台演出的第一个剧院,该死的墨西哥性别歧视不允许她穿着长裤和披风出现在舞台上,因为穿上这些着装的人不算是真正的女人)推荐她的演出。

我还在巴黎的奥林匹亚剧院(the Olympia)推荐过她。尽管有点难度,但当时还是座无虚席。那天早上试音时,查维拉问一个工作人员琵雅芙夫人(伊迪丝·琵雅芙 Édith Piaf)在她演出时站在舞台的哪个位置。之后她也一直站在相同的位置上演唱。从那天晚上开始,查维拉就是我的琵雅芙,而作为我个人仪式的一部分,我会在演出开始时俯首亲吻舞台上查维拉即将站着演出的那方寸之地。

刚从娱乐性十足的詹姆斯·邦德的电影中走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再次聆听这位伟大萨满的声音,不管是歌唱还是谈话,我也没有准备好看自己和她一起合唱Vámonos的场景,以及那些在马德里和墨西哥和她共同渡过的美好时光。

我记得在2007年圣诞期间从丹吉尔(Tangier)打电话给她。她的声音,还有她说话的发音,把我吓坏了。查维拉的众多特点之一是她优美的卡斯特利纳口音(Castilian),所有词语在她嘴里发音都非常完整,绝没有吞音咬字。而当时在电话中她只能说出“我很爱你”和“时光流逝”。我很担心,两周之后我来到了迪坡斯特兰(Tepoztlán)的Quinta La Monina,那是她年轻时受她朋友庇护的地方。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我知道她三天前就住院了。而当她听说我要去看她的时候,她前一天晚上就要求出院了(没有人能够拒绝查维拉的要求),于是她就这样出现了,在她位于迪坡斯特兰的小房子里接待我们,像一朵艳丽的鲜花,容光焕发,精致优雅,一如既往的声音,在我们探望她的三个小时里,她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过。

Pedro Almodóvar and Mexican singer Chavela Vargas

我们下午就分开了,她独自一人留在家里,这是她自己要求的。一个土著妇女照顾她直到下午五点,然后她会一个人呆到第二天,她不希望任何人陪她过夜。我母亲在她去世的前几年也是如此。不知为何,强势的女人总会变得吝啬和不明事理,根本没有办法去说服她们该注意那漫漫长夜,主要也是因为在大多数事情里她们都是对的,而且她们确实有超人的忍耐力。

我们谈论了她的疾病和死亡,她用一个善良萨满的口吻对我说,“我并不害怕死亡,佩德罗,萨满是不会死的,我们超越(死亡的)。”对此我毫不怀疑。她还说,“我很平静。”然后继续说,“某一个晚上我会停止,缓慢地,独自一人,而我会享受其中。”

第二天上午她又站着迎接我们,并且热情地期待一起出去午餐。查维拉是一位复活术的专家,在完全康复后,她欣然提出带我们参观迪坡斯特兰,从她房子对面的查奇特尔山(Chachiptl hill,约翰·斯特奇斯 John Sturges曾在那一带拍摄了电影《豪勇七蛟龙 The Magnificent Seven》)开始。根据当地的传说,在下一次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这座小山会打开原本隐藏在岩石和杂草丛中的一扇大门,只有顺利通过大门的人才能幸免于难。我看着她,她又让我惊喜了一次。她已经为下一次天启做好了准备,而我不禁想起了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次灾难。

泪水依旧还在我的脸颊上,我准备休息片刻,然后重新回到詹姆斯·邦德,但今晚RTVESpanish Radio and Television Corporation)的La2台却不屈不饶。继《查维拉》(Chavela,2017)之后继续播放另一部名字包含“灯光”的纪录片:《光之梦》(La luz de Antonio/Dream of Light)。安东尼奥(Antonio López García)是一位来自拉曼恰(La Mancha)地区的画家,他的生命之光就是他的妻子玛丽娅·莫里诺(María Moreno),一位始终处于边缘地区的伟大现实主义画家,她一直隐藏于安东尼奥和一批50年代现实主义画家的背后。我也强烈地推荐这部纪录片,另外我也自此对La2台刮目相看,它的节目制作确实非常精良。

玛丽娅·莫里诺就在几周前去世了。印象中的她如同一位天使,和查维拉相反,她的作品散发着一种亲切、愉快和神秘的气息,和安东尼奥·洛佩斯的画作截然不同,尽管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只是还有一些距离。这部纪录片还讲述了她作为维克多·艾里斯(Víctor Erice)电影《榅桲树阳光》(Quince Tree of the Sun,1992)的临时制片人的经历。《榅桲树阳光》(Quince Tree of the Sun,1992)是另一部电影,也许是最好的电影,讲述了自然光投射在世界万物上成就的奇迹。光,永远都是光,在去往黑暗的漫长旅程中,经历着季节轮换。

The Quince Tree Sun (1992)

在艾里斯的这部杰作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画室里打扫并为新画准备画布的安东尼奥·洛佩斯。这是一个庄严的仪式。安东尼奥端着一杯红酒,走到户外简陋的庭院,我们可以看到他陶醉在一棵榅桲树的黄色果实中。这颗榅桲树有点瘦弱,不露圭角,略显破败,黄色的果实光鲜亮丽,被深绿色的叶子环绕包围着。

那个上午,安东尼奥绕着树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榅桲果实的粗糙纹理,完全入迷陶醉了。他决定了要把这个场景画下来,尽管他知道他为之神迷的场景无法被转移到画布上,因为果实是有生命的,它们随着时日轮换而改变,而光线也随之不同。这部影片讲述了艺术家为了捕捉照射在榅桲上的阳光的战斗,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役。

1992年,艾里斯的这部电影在戛纳上映,我当时是评审团成员之一。《榅桲树阳光》非常公平地获得了评审团特别奖(the Special Jury Prize)。我当时差一点和评审团主席热拉尔·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打起来,因为他不喜欢这部电影,并将之归类于纪录片。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评审团其他成员的支持。

等我关闭电视时夜已经深了了,不过没关系,禁闭隔离的时间是循环的,而我不会让詹姆斯·邦德失望,在肖恩·康纳利挫败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和胖子金手指的阴谋,并拯救我们所有人之前,我是不会上床睡觉的。

|原文刊登于西班牙Eldiario.es,发表日期:2020年3月30日
|BFI 西语英翻:Mar Diestro-Dópido|中文翻译:佚名 @迷影翻译

Pedro Almodóvar
Pedro Almodóvar

西班牙电影导演、编剧和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