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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ro Almodóvar and Madonna in Los Angeles in 1989

在这位西班牙导演新冠隔离日记的第二部分里,他提及了在自我禁闭十七天之后他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公寓——开始了对麦当娜,沃伦·比蒂和奥斯卡奖的一些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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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晚上,随着新的隔离措施的公布,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幽闭恐惧症的症状。它们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因为我患上幽闭恐惧症和恐旷症有一段时间了。我知道它们是两种完全相反的症状,但我的身体就是如此自相矛盾,这是它的特点之一,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那天晚上我知道我会在第二天试着出门,那感觉就像是要去干一项预谋已久的罪行。也有点像是沉迷于偷欢的愉悦而欲罢不能。这听起来确实有点像是廉价的低级刊物发表的小说内容,真是无可奈何,但我把它归咎于禁闭带来的影响。

我的计划很简单:出门买菜,一次真正的购物,为了我个人生活真正的需要。于是周二上午我穿戴整齐地出门了,我感觉自己做了一件特别出格的事情:衣冠楚楚!距离上次这么做已经十七天了,而我一直把穿戴当作非常亲密和特殊的事情。

我回忆起其它各种盛装打扮的场合,对我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我现在才意识到它们一直都根植在我的脑海里。比如说,我想起了1980年那次我穿戴整齐走在Lope de Rueda街上,去往位于Conde de Peñalver大街的Peñalver电影院参加《列女传》(Pepi, Luci, Bom and Other Girls Like Mom)的首映。尽管那是在电影院里做二次放映,但我依然将它当作一次类似于在洛杉矶柯达剧院举行的首映礼。这是我的电影第一次被观众看到,作为商业巡回上映的一部分在一家真正的电影院里。我和朋友们一起花了一年半时间制作成了这部电影。影院里座无虚席,观众们哄堂大笑。我记得我穿了一件在伦敦的波多贝罗市集(Portobello market)买的红色缎面飞行员复古夹克。

穿着打扮并不总是计划的一部分,或至少在你的记忆里不是这样的。记得在《烈女传》首映的两年后,仍然是在拉莫维达(La Movida,马德里著名文青区)中心,我下意识地穿上一件灰色的中山装,去了马拉萨那(Malasaña)一家酒吧,那是一个我心仪的男孩开的。我一向不太喜欢中山装,我更喜欢穿帕金斯(Perkins),因为它可以挡住我的双下巴。我记得这件中山装是因为在接下来的两仨年里,那个男孩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他留下了这个印记。

我还记得设计师安东尼奥·阿尔瓦拉多(Antonio Alvarado)设计的紫色丝质晚礼服和那双带钉的踝靴,就像现在鲁布托(克里斯蒂安·鲁布托 Christian Louboutin)设计的那双,我在1989年第一次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时曾经穿过它。我们没有获奖(译注:指当时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崩溃边缘的女人 Women on the Verge of a Nervous Breakdown》),我和卡门·毛拉(Carmen Maura)的关系也在之后分崩离析,但我仍然记得那趟充满各种精彩活动的洛杉矶之旅。

大概就在颁奖典礼的四五天前,我们在简·方达(Jane Fonda)家里吃饭,她很热衷于翻拍《崩溃边缘的女人》。她请了少数几位客人,其中就有安杰丽卡·休斯顿(Anjelica Huston)和杰克·尼科尔森(Jack Nicholson),还有她当时的搭档。她搭档告诉比维安·费尔南德斯(Bibiana Fernández)说,他在下午的时候看到她在看湖人队的比赛。还有雪儿(Cher),她化的自然妆让她看起来就像素颜一样,比我想象的更美丽、更可爱,也更矮小一些。

还有摩根·费尔切尔德(Morgan Fairchild)。是她!(我以为下一个客人可能会是像苏珊·桑塔格这样的人。)我真的很惊讶,因为我觉得摩根·费尔切尔德的演技比起其他人来说略微逊色一些(尽管她在《手足英雄 Morgan Fairchild》和《鹰冠庄园 Falcon Crest》还算小有成就)。简·方达一定注意到了我的惊讶,因为事后她解释说,她曾和摩根·费尔切尔德一起参加游行示威,摩根的女权主义色彩比方达本人更为浓厚一些。

Maria Barranco, Carmen Maura and Antonio Banderas in Women on the Verge of a Nervous Breakdown (1989)

整场晚宴我们都被女嘉宾和杰克的魅力所征服。我们和他们一起拍了很多合影,还有那些挂在墙上的油画,那是简·方达的父亲亨利·方达(Henry Fonda)画的。

颁奖典礼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在酒店接到了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说,或许她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影响,但是她的声音确实在当时让我印象深刻,“你好,我是麦当娜。我正在拍摄《至尊神探》(Dick Tracy,1990),很希望能带你逛逛片场。今天我没有什么活,可以把一整天都留给你。”

这可能是个假麦当娜,或者是某个变态想在某一处垃圾场将我碎尸,詹姆斯·艾罗瑞(James Ellroy)在他的小说中对这些场所有过非常出色的描写。

如果你读过《黑色大丽花》(The Black Dahlia),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艾罗瑞的母亲就在某一处荒地被碎尸的。你也可以看我心爱的布莱恩·德·帕尔玛(Brian De Palma)根据此书改编的同名电影(译注:指2006年的同名电影),是由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和希拉里·斯万克(Hilary Swank)主演的,但事实是它的结局并没有那么好。这部电影还挺适合隔离期间的观影计划,但在推荐这部电影之前,我还要推荐其它布莱恩·德·帕尔玛的电影:《姐妹情仇 》(Sisters,1972)、《魅影天堂》(Phantom of the Paradise,1974)、《情枭的黎明》(Carlito’s Way,1993)、《粉红色杀人夜》(Body Double,1984)——由当时处于职业巅峰时期的身形纤细的摩根·费尔切尔德出演——最重要的是,还有阿尔·帕西诺(Al Pacino)的《疤面煞星》(Scarface,1983)。别再管《黑色大丽花》了,将这些电影排入你的观影计划吧。你会在之后为此感谢我的。这些都是电影珍宝,通俗易懂,趣味横生。我会在最后给你们一个推荐清单的。

重新回到麦当娜,总之很有可能是有人拿我开玩笑,不过基于我的自尊心作祟(虽然我并没有赢得奥斯卡,但我还是有着强烈的自尊心),我坚定地相信这是一通真实的电话。麦当娜的声音告诉了我他们拍摄片场的所在地址,我欣喜若狂地出发去了那里。

Madonna and Warren Beatty in Dick Tracy (1990)

事实上整个摄制组都在,从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到维托里奥·斯托拉罗(Vittorio Storaro),他们都热情得接待了我。他们简直就是把我当成乔治·库克(George Cukor)了。比蒂一定要让我坐在写有他名字的椅子上,那可是导演椅,让我看他们刚拍的镜头。我准备向他坦白,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是看到他在《天涯何处觅知音》(Splendor in the Grass,1961)的表演时(《痛苦与荣耀 Pain & Glory》中的那个建筑工人并不存在)才发现了自己的性取向的,当然最后,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这种冲动。他们正在拍摄一个镜头,面目不清的阿尔·帕西诺喋喋不休。在第二年他因为此片入围了一项奥斯卡,而电影最终捧得了三尊小金人。

麦当娜带着我逛遍了整个片场,而我也认识了仰慕已久的人:米兰拉·坎农诺(Milena Canonero),这位已经获得过三项奥斯卡的服装设计师(因为《至尊神探》她在第二年再次获得提名),《烈火战车》(Chariots of Fire,1981)、《巴里·林登》(Barry Lyndon‎,1975)和《棉花俱乐部》(The Cotton Club‎,1984)(译注:这里应该是作者记忆误差,米兰拉·坎农诺并没有因为《棉花俱乐部》赢得过奥斯卡,第三部是《绝代艳后 Marie Antoinette》,是由《棉花俱乐部》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Francis Ford Coppola的女儿索菲亚·科波拉 Sofia Coppola导演的2006年的作品)。这三部电影我也推荐给大家去应付隔离期。其中我最爱的是库布里克的《巴里·林登》。

米兰拉·坎农诺又赢得了第四项奥斯卡(译注:指的是2014年韦斯·安德森 Wes Anderson的《布达佩斯大饭店 The Grand Budapest Hotel》),但我不记得是哪部电影了。拜访她的工作室可能是那次参观中我所能记住的最为深刻的印象。而它是我愿意留在好莱坞工作的唯一原因:对细节的执着。

漫画人物迪克·崔西(译注:就是《至尊神探》的男主角)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他的黄帽子。米兰拉沉迷于找到和漫画中那顶帽子完全一样的黄色。她给我看了大约两百顶帽子,辨识它们唯一的方式就是颜色上的细微区别。我完全认同这种对细节的执着。某种程度上,只要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在拍摄时也会这么做的。我不知道该如何用其它的方式工作(但我确实知道该如何少花钱多办事。)

在你没有获得奥斯卡的情况下,麦当娜打电话给你并给了你这么多关心,就像她那次在第二天做的事情,那就说明这位物质女孩对你的真实兴趣有多大了。没过多久我们又见面了,那是在她第二年的一次“金发雄心”(Blond Ambition Tour)巡演中。

她在马德里期间我们每天都一起出去。我为她、拉波拉卡(La Polaca)和她的丈夫埃尔·波拉克(El Polaco)在皇宫酒店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弗拉门戈派对,在场的还有洛莱斯·莱昂(Loles León)、比维安·费尔南德斯(Bibiana Fernández)和萝西·德·帕尔马(Rossy de Palma);不过她早就清楚得告诉我,除了我之外她唯一感兴趣见面的是另一个客人:安东尼奥·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我答应过她安东尼奥一定会来的,不过我没有告诉她,如果我不让他带他当时的妻子安娜·莱萨(Ana Leza)的话,他是不会来的,安娜是麦当娜的一个超级粉丝。

她,也就是麦当娜自己要安排我们如何就坐(当时有好几张圆桌给我的朋友和她的伴舞团)。很自然的,她坐在主桌,我在她右边,安东尼奥在她左边,她将安娜安排到了大堂最边远的一张桌子。

Pedro Almodóvar and Madonna

除了我们两个人——还有一点施舍给了女神拉波拉卡——麦当娜没有注意到任何其他人。她团队里的一名成员拿了一台非常好的摄影机将当晚一切都拍了下来,“留作纪念”,麦当娜和我说。对我来说这有点奇怪,但是一个好的主人是不会过问太多的。

我不得不翻译一些她对安东尼奥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当时正是安东尼奥职业生涯突飞猛进的时刻。《捆着我,绑着我》(Tie Me Up! Tie Me Down!,1989)正在美国上映,影评人和好莱坞(包括麦当娜)都为他疯狂着迷,但是1990年的那个晚上,他不会说一句英语。

我说这个是因为一年后《与麦当娜同床》(In Bed with Madonna)上映了,电影中大部分是在那天皇宫酒店的派对上拍摄的,而对安东尼奥的骚扰是里面的主要情节之一,另外很显然,她在处理安娜的剪辑上用一个句子草草了事。在晚宴的最后,安娜鼓起勇气来到我们的桌子边,嘲讽这位金发女神说,“我看得出你喜欢我老公,这不奇怪,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他,但是我不在乎,因为我是个现代女性。”对此麦当娜的回复是:“滚开!(Get lost)”

这一切看上去有些轻浮,事实也确实如此,与其说是我们身处隔离环境的写作,倒更像是帕蒂·迪普莎(Patty Diphusa)写的记录。当开始自主选择事情时,记忆总是荒谬的。我不介意这看起来有点像秋后算账,如果事情反过来,我拍摄了麦当娜和她的团队,然后将所有的素材剪辑成了一部在全球公映的电影,我肯定会官司缠身,永无翻身之日。麦当娜将我们当傻子一样,总有一天我要这么说的。她从来没有向我们征求过图像的使用权,甚至还为我做了配音处理——我的英语一定没有那么好。

重新回到之前的故事。在晚宴的某个时候,麦当娜问我,“问下安东尼奥他喜不喜欢打女人?”(我发誓就是这样问的)。我将这个问题翻译给了他。安东尼奥并没有说什么,他嘟囔着,拉了下脸,像是说,“我是个西班牙绅士,我会做女人想要我做的一切事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雄辩的沉默和姿态。但麦当娜想要更多的回答,“你再问他,”她又对着我说,“他是不是喜欢女人打他。”我又把这个翻译给了他,“打”(to hit)和“女人”(women)这两个词早在1990年我就很熟悉了。安东尼奥做了同样的姿势,意思是既不也不,他只是会应女士的要求提供服务而已。

Antonio Banderas and Victoria Abril in Tie Me Up! Tie Me Down! (1989)

之所以说这些,首先是因为这是事实,也是那个晚上最有趣的时刻,但是她并不觉得它适合放在她的电影里。需要有这么一场流行病让这个世界都知道那场宴会的真实情况。

今年的1月11日,我不得不在一天之内去洛杉矶的两个地方,那是两场几乎同时举行的为《痛苦与荣耀》获得最佳外语片的颁奖典礼。我穿了一套黑色的纪梵希(Givenchy)西服,里面是同样颜色的帕金斯高领毛衫。

第一场颁奖典礼是AAPR(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美国退休人员协会)举办的,该协会为50岁以上的人群争取权利。西班牙不具有这种压力集团的文化,他们往往会推动政府批准有利于某些群体利益的措施。

AARP有他们自己颇有影响的奖项,而颁奖典礼非常重要所以需要进行电视现场直播。这个奖项叫做“the Grownups Movies Awards(成年人电影奖)”。他们也确实将之授予了当年电影圈里的佼佼者,可以这么说,既不幼稚,也不天真。

今年安妮特·贝宁(Annette Bening)获得了一项表彰她整个职业生涯的奖项,《爱尔兰人》(The Irishman,2019)赢得了最佳影片,而斯科塞斯赢得了最佳导演,还有《朱迪》(Judy,2019)中的蕾妮·齐薇格(Renée Zellweger)和《原钻》(Uncut Gems,2019)中的亚当·桑德勒(Adam Sandler)。桑德勒和我同桌,他如此优雅从容,从来没有和我提及他对安东尼奥获得了奥斯卡提名而感到懊恼,这项提名本该是他的,他在《原钻》里的表演如此出色,或者是给罗伯特·德尼罗的,但学院还是将它给了安东尼奥。而诺亚·鲍姆巴赫(Noah Baumbach)则因《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2019)出色的剧本获奖。(我开始和诺亚以及他的妻子格蕾塔·葛韦格 Greta Gerwig成为了好朋友,并且约定每次我来纽约的时候都要聚一下。)《痛苦与荣耀》则是最佳外语片奖。

在颁奖前,安妮特·贝宁过来我的桌旁和我打招呼,她神采奕奕得站在时年83岁的同样神采奕奕的丈夫沃伦·比蒂旁。我们互道祝贺,安妮特告诉我她想购买露西娅·柏林(Lucia Berlin)《清洁女工手册》(A Manual for Cleaning Women)的版权,但是她被告知这个版权已经被我买了。我们一起交流了对这本书的看法——隔离期间我也推荐这本书,阅读露西娅·柏林的小说你会感觉时间停滞——我告诉她,如果这个角色年龄再老一些她肯定会是最理想的人选。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所有获奖人都已经五十有余了。

我是第一位被宣布奖项的人,因为主办方知道我还有另一场颁奖活动,那是洛杉矶影评人奖(the Los Angeles Critics’ Awards),在这个(不那么正式的)颁奖典礼前,嘉宾们已经在鸡尾酒会上喝的烂醉如泥了。在我的获奖感言中,我提到了沃伦——我一直没有告诉他我的性觉醒,这真是一个奇迹。不过我很高兴得提及到我终于让他出现在我的一部电影里了,还记得(译注:在《痛苦与荣耀》里)阿谢尔·埃特塞安迪亚(Asier Etxeandia)独白中提及的娜塔莉·伍德(Natalie Wood)和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的画面吗?

Warren Beatty and Natalie Wood in Splendor in the Grass (1961)

穿着同样的西装,带着同样的讨好和被讨好的意愿我来到了洲际酒店,那里的影评人正在认真庆祝他们的权威奖项,并就今年发生的事情做了演讲。最佳电影给了《寄生虫》(Parasite);最佳男演员:安东尼奥·班德拉斯;最佳国际影片:《痛苦与荣耀》。

还是回到正题吧。在经历了十七天的绝对隔离之后,我第一次走出了家门,我不想失去我所经历的这种感觉,而原因很真实:我想去家附近类似拐角处的店里买点菜。

那是一种奇怪的感受,但也是无与伦比的宁静之一,一种愉悦无比的寂静和空虚。在那个时刻,我没有去想那些死者和感染者。我觉得我身临其境的是马德里前所未有的画面和一种非同寻常的情况,我至今不知该如何表述。

我宁愿不去想这些受害者(这不是真的,我真得希望能尽我所能得去帮助他们)。我们都知道那些可怕的数字,而我写这篇文章就是想去忘掉它;这是一种前瞻性的逃避主义。如果我停下来去直面现实,我想我会被击垮的。而这不是我想要的。

|原文刊登于西班牙Eldiario.es,发表日期:2020年4月1日
|BFI 西语英翻:Mar Diestro-Dópido|中文翻译:佚名 @迷影翻译

Pedro Almodóvar
Pedro Almodóvar

西班牙电影导演、编剧和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