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节的电影节
1990年，我带着电影《本命年》参加香港国际电影节，发现这是一个不评奖的电影节，每年三月中到四月初举行。
我问过接待我的选片人梁慕龄小姐：我这个电影一个月前刚在柏林节首映、获奖，你们就选进来了，速度可真快啊！她跟我说，香港（国际电影）节1977年创办，确立的宗旨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最高质量的选择，把前一年全世界各电影节的优秀电影集中过来，满足文化艺术观众的需求。因此，它被誉为“电影节的电影节”，半个月里，来自50多个国家的、300多部优秀电影作品，在十多个场地轮换展映，观众超过60万人次。
今年（编者注：2015年）的北京、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大进步，就是人们不再把焦点对准红地毯上的明星、开幕式的歌舞秀，媒体也不只是盯着“天坛奖”、“金爵奖”的评奖结果上；而是纷纷关注市场上没有、也不会发行的众多世界各国的获奖新片和经典名片之上；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数都有明显的增长。
我们终于明白了，举办电影节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放片和看片，放主流商业市场上看不到的电影，看有文化价值、有创新意义的影片。
本来嘛，有主流商业市场，就应该有支流文化艺术市场，有满足儿童、教育、审美、科研等不同观众需求的电影发行与放映。而文化艺术市场的领头羊就是电影节。
记得那年在香港（国际电影）节，有三、四个下午的4点钟，我都在香港文化中心的大放映厅里遇到来港宣传新片《古今大战秦俑情》（1989）的“演员”张艺谋，我们都是来看三位刚刚在国际影坛上浮出身影、即将成为世界级电影大师的导演们的代表作品：伊朗的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1987）；波兰的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戒之杀人短片》、《十戒之爱情短片》（1988）；英国的彼得·格林纳威的《厨师、大盗、他的太太和她的情人》（1989）。
这些杰作的独特艺术风格和瑰丽的人文风采，让我们众多的观影者欣喜若狂。
郑洞天教授后来曾回忆起我自己都忘记了的事，他说：“我记得很清楚，90年你从香港回来给导演系的教师们说，不要再说费里尼、伯格曼式的大师时代不会出现了，新一代的世界电影大师来了，他们是：伊朗的阿巴斯、波兰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西班牙的阿莫多瓦和英国的格林纳威。”
我倒是记得，之后几年中我想方设法收集这几位导演前期作品的录像带，把它们介绍到教学与研究中去。其实，这几位导演都是四十年代出生，在他们引起国际电影节关注前都已经拍过许多电影，卓有成就；但是没有国际电影节的开掘和推荐，他们的电影不会为世界所关注，也不会获得后来那些更加辉煌的艺术成就。不是吗？
90年代后期以《橄榄树下的情人》（1994）、《小鞋子》（1997）等取代“中国电影热”的伊朗电影浪潮；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巅峰之作《蓝》（1993）、《白》（1994）、《红》（1994）三部曲的诞生；阿莫多瓦和格林纳威的杰作《关于我母亲的一切》（1999）、《枕边书》（1996）等的出现，都是明证。
在电视、录像带、DVD以及网络的冲击下，近三十年来影院市场的观众人数、年龄结构急剧下滑、缩小。今天的主流电影商业市场，被美国好莱坞的电脑游戏、漫画改编为主的“暴漫”大片垄断，已经完全不给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艺术电影以空间了。怎么办？怎样支持非好莱坞国家的电影事业？怎么让我们的后代了解与爱好世界各个民族多彩的文化与历史？国际电影节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过道上的电影节
去年12月（编者注：2014年），我受邀赴印度第十九届喀拉拉国际电影节（编者注：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f Kerala）任评委，那里电影观众之多、热情之疯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百四十多部选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新电影，一周之内在12个不同的影院放映；多数影院还是我们过去的500至一千座位的传统大厅，可却场场爆满，甚至连过道的地方都坐满了人。
我们五个评委都配有专车和陪同的志愿者，因为在那人、车、牛混杂的古老街区里，要按时从一个影院赶到另一个放映厅是很艰难的。
当我们在开演前三五分钟，挤进下一个电影的放映厅、坐到志愿者为我们占好的座位上时，周围、以至过道上的观众可能已经安静地坐等了十五、二十分钟了。
电影节采取会员式售票，观众可以在网上或售票处购得通票，约500卢比（合50人民币元），在一周期间可任选20-40场电影观看。由于不对号、不限场，观众就要早排队、早进场、早占位。
每天，我们穿过那些热情、欢乐、守秩序的影迷们排起的弯弯曲曲的长队，不得不为这个被誉为“印度文化水平最高”的西南小邦而叫好！
电影节不仅在传播文化，也在培养有文化修养、有艺术鉴赏力的观众，也在为建设文明、和谐、高质量的社会出力。
写于2015-7-4北京
原文刊登于2015-9-22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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