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與根著:《唱盤上的單行道》

 

麥海珊的《唱盤上的單行道》(2007)是一部實驗性質的詩意模式紀錄片,既是詩性散文,也是論文,影片加入了今天與昔日城市的影像(不少今時今日的影像片段用super 8拍攝,也充滿歷史感)、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單行道》(One-Way Street)中的語句、六七十年代的港英政府宣傳片段的影像與講述、作者自身的感言、香港歷史資料的陳述,多元化地審視個人、歷史與城市三者的互動關係,呈示出移動(movement╱moving)與根著(rootedness)兩者的身心狀態。

 

《唱盤上的單行道》中,中環天星碼頭與渡輪一段帶有比較強烈的抒情意味,並置的鏡頭(片中不少)更製造出多元的想像空間,美孚與觀塘一段,則將歷史變遷與個人記憶、今日與昔日、南來移民與本土成長的種種經驗互相結合,對照思考,當中的二元對立,並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詩意的組合,或正反的辯證。

 

為甚麼要提到辯證呢?我們來到《單行道》和辯證意象的問題了。理察德•沃林在《本雅明:救贖美學》(Walter Benjamin: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1982,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一書中有清楚的闡釋,辯證意象的方法是把日常而熟知的事物重新佈置,帶離原來的處境,產生出疏離(estrangement)或震驚效果(shock-effect),並激發讀者。沃林更引述本雅明在《中央公園》(Central Park)的一番話:「辯證意象是個一閃而過的意象。因此,過去的意象……作為飛快的意象,在當下的認可中閃爍。救贖,如此達成,別無他途,救贖唯此在無可挽回地失卻自身的感知中達成。」(頁126)

 

關於本雅明這一段文字,意大利政治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是如此理解的:「意象對本雅明來講就囊括了一切事物(意思是一切客體、藝術作品、文本、錄音或文獻),在意象中過去的一瞬和當下的一瞬構成了一個整體,在它裡面,當下能夠認識當下的意義,而過去發現了它自身的意義並得到實現。」(《剩餘的時間——解讀《羅馬書》》,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頁172)

 

透過本雅明的觀點,沃林與阿甘本的解說,我們想到以新的目光去看待日常,過去的意象在現時得到認可及圓滿,以至歷史在世俗的連續體中得以救贖,這大概是藝術家與批評者所追求的意義了。對於《唱盤上的單行道》,我們也可以帶著這種期許觀賞、細探。

 

文/鄭政恆

吴李冰

电影杂志《虹膜》编辑总监,自由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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