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rno 2012】《最後一次來澳門》浮城謎事

回想《最後一次來澳門》的時候,我陷入了難以自拔的惆悵,遠比觀影時的直觀感受強烈。這一年來看著香港在十年的文化衰退之後,湧起愈發強烈的身份認同危機;而在影像上,香港的獨立電影生態絕不比內地好到哪去,以至最終是先鋒的葡萄牙電影人,為雙城帶了這部憂傷浪漫的澳門電影《最後一次來澳門》(A Última Vez Que Vi Macau).

本片是João Pedro Rodrigues的第四部長片,與長年合作的藝術總監João Rui Guerra da Mata共同署名。Guerra da Mata幼時曾經生活在澳門,在記者會上他談到自己的童年,甚至更多的時間是和中國的孩子在一起,廣東話說得比葡萄牙語還好;而從電影和書本中,Rodrigues也有他對澳門的體會。兩人在99年主權交接的時候就有過來澳門的計畫,直到09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十周年才再次啟動。從07年對中國遐想式的China, China到真正來到澳門,態度直接的《紅日初升》(Alvorada Vermelha),也許今次《最後一次來澳門》才算是表達出一個離開三十年的故人重新踏上舊地的完整情感。

《最後一次來澳門》可以說是一部故事片,但同大多數葡國電影一樣,它的情節不是重點。有句對白說道,澳門是個充滿孤獨感的城市。香港已經夠孤獨了,夾在海峽兩岸,水天之間摩天大樓林林總總的超級都市;但是提到澳門,即便是生長在內地也能體會到這兩個字背後,無所依憑的一個城市的命運。香港人口七百萬,澳門是五十五萬。而澳門,殊不知是大航海時代歐洲國家在東亞的第一塊領土。這種孤獨,不只是政治或者地緣上的。葡萄牙人在電影空間將情緒傾注在異域的這一方天地,使得澳門由現實中的小城,昇華為充滿戲劇酵素的片場。

事實在電影史上澳門本來就是作為片場而存在的。這裡我不是指《放·逐》,而是本片的致敬作Josef von Sternberg的《澳門》(Macau, 1952)。在《最後一次來澳門》的開頭,變性人Candy對著口型,模仿《澳門》中女主角Jane Russell的唱段You Kill Me。本片其他的部分,是說由Guerra da Mata聲演的男主角時隔三十年,應Candy的求助回到澳門,卻捲入了黑幫仇殺。出演過Rodrigues上一部戲《像男人一樣死去》的Cindy Scrash扮演Candy,Rodrigues負責男主角以外的旁白。

場刊裡Rodrigues說他不喜歡懷舊nostalgia這個詞。我想是因為有saudade,這條葡文的著名詞彙。(對於不存在或無法存在的某種事物的一種含糊且連綿不絕的欲念,這種事物不在現時,而是過去或者將來;它既不是基於現狀也非悽楚的悲傷,更像是清閒如夢的悵然若失。——翻譯自維基)Guerra da Mata也說,記憶是虛構的,儘管這句話是老調重彈。本片拍了150小時的素材,其中卻不完全是澳門,有的拍自上海,甚至是里斯本;時間的設定是今年,故事裡的生肖卻是虎。然而,天馬星空再創造的基礎是當事人無法抹消的過去,澳門的滄桑和它現時真切的呼吸。Rodrigues說,《澳門》以紀錄片鏡頭開始,全片在荷里活假景的攝影棚內拍攝完成,而《最》則剛好相反,是用真實的場景構建了他們想像的片場。但是我想他們不得不承認,同過去的殖民進程結果一樣,最終電影呈現出的氣質,決定它的是故事發生地本身的底蘊同脈搏。

就像Guerra da Mata有太多的回憶和態度不可抑制地想要表達。小時候親眼目睹七十年代知識份子和普通民眾來澳門逃難,令他難以理解現時的澳門可以在廣場樹毛主席像。Guerra da Mata的確有觀點,他在發佈會上提到他所不滿的,一是八九十年代澳葡政府依然毫無建樹,以致現在的澳門別說找不到人講葡文(我自己都很驚訝葡萄牙語名義上還算是澳門的官方語言),能證明葡人存在過的,可能也就是葡式建築及蛋撻;二是葡人在澳門所做的基礎建設,最終卻成為了東方拉斯維加斯招徠賭客的手段。儘管如此,Guerra da Mata個人的火頭並沒有被帶入電影,這部電影裡的第一人稱視角,男主角,不過是個對澳門懷有眷念的中年鬼佬;真正犀利的是影像內澳門的各個細節,從珠江口到拱北口岸,從清一色人民幣找換的霓虹燈牌到公園裡播的李谷一,旁觀者清,處處都能讓港澳人思考過去的十年,究竟發生了什麼。

不過之於我來說,最有趣的還是阿彼察邦領銜的評審團所給出的頒獎辭:謹以特別敬意予《最後一次來澳門》非凡的角色Candy,在世界範圍內政府和社會體系的弊病威脅著電影藝術的形勢下,她在整部影片裡因缺席而產生的強烈存在感令評審團感同身受,又一次備受葡萄牙影像的鼓舞。

對於電影本身,澳門現時焦慮不安的氣氛也浸染了故事結構。Rodrigues他們最初是帶著紀錄片的計畫與預算來的澳門,發現拍紀錄片意義不大後便開始想拍就拍,沒有時間表,沒有方向,有的只是澳門文化局給他們的自由許可。最終他們把目標定位為黑色電影(film noir),試圖遵循黑色電影的原則,就像本片裡男主角-偵探,女主角-蕩婦,麥高芬MacGuffin-一隻鳥籠;又因經費少,也想拍出B級片的質感。剛剛卸任的洛迦洛總監Olivier Père則認為這是巴羅克電影,它實在綜合了太多的元素。我覺得,既然來到這裡,有黑幫片元素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影片到最後徹底迷失了情節,惟留結局的一響空雷,不能說是電影人收不住尾,因為這恰好給出了澳門這座浮城,所有這一切情緒的出口——就是沒有出口。

《最後一次來澳門》再次展現了葡國人電影詩人的第一性。儘管Rodrigues在《最》之中依然有很多他愛用的元素(他以前是讀生物的),但這部作品裡電影語言的使用有了很大的不同。影評人會發現,他們從前三部影片中歸納出的共性在《最》身上套用不了。當然,與其說João Pedro Rodrigues是電影詩人,倒不如說他依然是電影玩家,無法遏止自己瘋狂的念頭。今年Miguel Gomes的Tabu,作為又一曲後殖民時代的挽歌,兩部影片綿延出了截然不同的情感氣質,令人不禁讚歎葡萄牙電影在探索人類感情命題上得天獨厚的表現力。

澳門的未來,《最後一次來澳門》給不出啟示。因為港澳雙城的命運,只有讓港澳電影人自己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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