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1: 一部新的《一一》

杨德昌拍的家庭与社会,并非局限于台北人,或中国人,也拍出了人类共有的困惑和失落

《一一》剧照|来自网络
《一一》剧照|来自网络

2016年12月3日星期六
片名:一一
导演:杨德昌

南京,家

好的观众也是创造者,对于好的电影而言尤其是。

今天我看《一一》,和第一遍看时感受是不一样的,和杨德昌去世后的次年(08年)在香港坐在戏院里看也是不一样的。在这十五六年间,看过很多遍《一一》,我会发现自己感动来得越来越早。现在只要看到第二个镜头,一群参加婚宴的人在阳光里远远地面向镜头、也面向我走过来,和着淡淡的配乐,就快要泪眼婆娑了。因为我已然知道他们的故事,我知道他们将要经历挫败和狼狈,将要发现内心的孤独。

如此种种,观影的记忆,生活的经历,都叠加在这部定了型的作品里。每看一遍,实际上我们在看一部新的《一一》,导演是杨德昌和自己。

前不久家里来了一位法国客人,我们叫他老欧。他和他的中国太太YY来南京前,就告诉我他们想一道看《一一》。之后,我很好奇法国人怎么看这部东方电影,一直没问,因为语言问题。要写这篇日志前,我特意微信给YY,请她帮我问问老欧的看法。

于是,早上他们在去菜场的路上做了一番交流。YY转译给我。

老欧说:

“电影中的人物像是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挣扎着,好比在自己的透明泡泡里,面对自己的困惑和问题,其实别人帮不了什么,虽然角色有着互动和关联,但其实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老欧曾就读法国最好的一所理工科大学,现在是一家法国公司在香港的高管。尽管专业与工作都与电影无关,但他第一次看,就看得非常准确。

杨德昌拍的家庭与社会,并非局限于台北人,或中国人,也拍出了人类共有的困惑和失落。原来大家都是懂的。

就像美国人约翰·安德森写的评论文章的结尾:

导演说出了人们心中的这种未言明的,甚至是未察觉的愿望,因而在情感上激起了众多观众的共鸣。这也是为什么人们看了《一一》会啜泣,也许以后也会的原因。”(《杨德昌》,复旦大学出版社)

对于《一一》的评论实在太多了。除了电影分析,人们还在不同的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投影。最近几次看,我都会特别注意这部电影里NJ家庭之外的“其他人”,比如NJ的合伙人兼老朋友大大是一个让我难忘的角色。他在婚宴期间坐电梯下楼的戏让人有点“百看不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记得这个喜剧人物当时有句词说“我刚才下来要干什么的?”

NJ回家翻抽屉,也突然喃喃问自己,我回来要拿什么?有时我觉得这个电影也是从“我们好像都忘了什么……”开始的。

我记得老欧看完《一一》之后,问我这个片名有什么意思。众说纷纭。杨德昌也有自己的说法。大家都认同“一”是最简单的意思。每个人是很简单的,但1+1就开始变得无比复杂。

但从“一一”这个名字,我倒想起前一阵子参加的一个电影活动。现场放《机械姬》,其中的男主和女主人造人之间有几句对白,大意是男主问人造人“你多大”,人造人答“一(one)”,又问“一年?还是一天?”,人造人又答“就是一(Just One)”。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哪怕它的思维、甚至情感都能最终完全模拟人类,但它是永远不会获得对“时间”的心理感知的。我们人类的一切感伤最终的根源都是来自时间。出生到死亡之间,相爱到别离之间,我们可能什么都抓不住。

洋洋最后说,他七岁,“他觉得他也老了”。但是在电影里洋洋会永远是七岁。而看电影的我们在时间之河里百感交集。我们感到一些无能为力的东西。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坐在阳光洒进来的客厅里,看着那群参加婚宴的人在阳光里远远地面向镜头、也面向我走过来,我仍然会情不自禁的泪眼婆娑的另一个原因吧。

杨德昌想“告诉我们不知道的,给我们看我们看不见的。”他留下了他的电影,并将它交给了时间。他告诉我们不该忘了的是什么。

我又看了一遍,仍然觉得《一一》真是一部“何其温暖”的电影。它能向我们诚恳地说出人生的真相,同时又能如此沉静地陪伴我们。

卫西谛
卫西谛

电影文化工作者,专栏作家,影评人。先后在《看电影》、《纽约时报中文网》、《生活月刊》等数十家刊物撰写专栏。历任多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独立影像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奖项的选片与评委。第49届金马奖评审。出版有十部电影书籍。2015年,独立出版个人摄影集《Way Away:66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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