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鹿特丹NETPAC奖得主荣光荣|在影像里“绝望与疯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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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荣光荣|©IFFR

荣光荣
中国独立电影作者,一手写诗与散文,一手拍摄影像,对记录下生活中所有触动其内心的事物有着强烈的欲望与执着,视文学和电影为毕生追寻的梦想。是个跨领域的实践主义者,作品横跨摄影、录像、电影、空间改造,于北京创办独立艺文空间杂家LAB,持续以艺术形式参与社会。首部纪录长片《孩子不惧怕死亡,但是害怕魔鬼》获得 2017 鹿特丹影展NETPAC奖。

荣光荣的首部纪录长片作品《孩子不惧怕死亡,但是害怕魔鬼》,从骇人听闻的农村孩子集体自杀事件展开,荣光荣在震惊之余,前往村庄探询事件的经过,并将他所遭逢的一切,一一化为对冷酷现实的叩问。这并非单一的个案,而是在中国高速发展之下的结构性现象。

本片获得2017年鹿特丹影展NETPAC奖,评审在其得奖理由中提到:导演对中国社会现况的关怀,以强而有力的情感渲染力道,真挚地在其作品中呈现,使这部极为个人化的作品得以映照出更广大的社会图像。并巧妙运用不同方式,试图描述令人绝望的过去,但同时怀抱着希望迎向未来。

见过导演荣光荣的人,一定会对他活泼、充满童趣的外型印象深刻,两个发髻扎成小球,高高梳起,就像哪吒一样;初次见面便亲切地说“叫我阿荣就好”,是个热情、充满创作动力的人,与其说是驱使他持续创作的动力,倒不如说他有着透过影像与文字来梳理自己、表述自己的强烈欲望,这让他能够源源不断地产出影像,长期持续以影像记录自己的生活。


以下为本次在鹿特丹影展颁奖典礼过后,对导演荣光荣做的采访。

迷影:想先请阿荣聊聊这部影片拍摄的初始,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与关怀下,展开这个拍摄计划?

:大概十二、三年前,我有了一台自己的录影机器 SONY T,当时还没钱,机器是捡来的,这是有摄像功能的数码相机,有了这台机器后,我就开始拍我自己,我当时想着“终于可以不用写日记了,把所有事情拍下来就好,可以偷懒”,因此养成了拍摄习惯,持续拍东西,梦想着成为电影导演,我很早就意识到这梦想会破灭,但我一直没有放弃拍摄,每天都不断地拍着。其实当初开始接触这题材时,我没有想到去实地走访村子的行为能够最后变成一部影片,这是基于我的拍摄习惯而开始的作品。

之所以会前去了解影片中提到的“四个小孩自杀事件”,与我的童年有密切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不会把自己视作一位父亲——虽然我有三个孩子,但自从我的孩子出生后,再加上我的童年回忆,我觉得我更能够理解孩子,与孩子们站在同一阵线,跟他们一样无理、跟他们一样的不听话、跟他们一样的野蛮、跟他们一样的愤怒,孩子是会直接表现情绪,成人则是会控制、伪装自己,我对成人的世界感到绝望

在听闻孩子自杀的消息时,我几乎难以理解,到底为什么孩子们会自杀?我不相信!我知道一定有原因让他们自杀,而不是主流媒体说的那样是因为精神状况、家庭暴力等,因为他们这样子生活已经好几年了,那些理由其实都不足以说服我,于是便想亲自去看看。

影片中看到的那些手机讯息,都是真实的,但这些是回来之后决定要做这影片,回过头来思考该如何跟观众阐述这经过时补拍的,我想也许这些短讯可以成为当时的证据,或与观众沟通的语言方式。但一开始起念要去村子,完全是因为心里太难受,像是被戳了一刀,有种恶心感。我是一个胆子特别大、学过武术、总是打架的人,但这件事情让我相当不舒服。影片中有好几个画面都出现癞蛤蟆,这是我从小最害怕的动物,我看到癞蛤蟆会浑身不舒服,它在影片中作为某种恐惧的象征。

其中有一个镜头,是我回到自己的村子,在夜里剪片子,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只癞蛤蟆爬过垃圾堆,那种心里不舒服的感觉我把它拍了下来。经过那趟前往村子的旅程后,我就像是病了一样,过不了这个结,整个人的状态特别黑。你如果搜寻新闻就可以看到,在毕节市有五个男孩死在垃圾桶里,有十几个女孩,她们都是留守儿童,在学校被性侵好几年;好几个孩子一起死于车祸。以上这些案子的事发地点我都去了,只是没有表现在这部影片里,而是另外单独写了一本中篇小说,将我的经历全写了下来。

至于这部影片能完成,吴文光导演其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鼓励我,我们和另外两位导演章梦奇、刘小雷一同住在同个村子,他们对我帮助很大,陪我度过这段内心的焦虑。

第一个剪接出来的版本《胆小鬼去毕节》约有 200 分钟,我所有的痛苦、焦虑都通通在里边,走访村子过后,我很自责,我觉得我是一个胆小鬼,我从来都是胆子很大的,但是这一次的经历让我深刻感觉到自己真的什么也没办法,我害怕,怕死、怕被抓起来、怕被消失,在面对强大的“他们”时,就会感到自己的无力。目前看到的作品是我去年投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之后修改的完整版,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改动,主要是旁白、声音的后制等,当初在中国国内做了几场放映,朋友就建议我不要被纪录片的形式给局限住,可以尝试加入配乐。

这部影片完成之后,我的这种无力感好了许多,可能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是种“治疗”,让我能够去面对这些东西,让自己从过程中去厘清、整理自己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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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惧怕死亡,但是害怕魔鬼》剧照)|来自网络

你被伤害了想要报仇,但不知道该如何报这个仇。

迷影:这是一个很骇人听闻的经历与事件,但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影片中阿荣你却反以童趣的方式,以玩偶拍摄的动画来阐述事情的经过,作为一种隐喻与象征,可否请阿荣聊聊这部分的安排与思考。

:类似这样的表现手法在我以前的短片里用过,但这次的经验真的让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不仅是素材的部分,在情绪上也难以面对,就像你被伤害了想要报仇,但不知道该如何报这个仇。

我在剪辑影片时,我家的大女儿坐在旁边,因为我一边工作一边也要顾孩子,她有很多绒毛玩偶,她跟她的玩偶们玩“大灰狼来了”的游戏,我在一旁看到了,她当下玩玩偶的情绪也触及了我,我感觉“就是这个了”。

于是我跟女儿一起去了玩具城,让她帮助我选择代表坏人身份的玩具,回家以后,我儿子和女儿一起帮我改造玩具,尤其是鳄鱼人这个角色,鳄鱼玩具一般都太长了没办法拍,所以我们把鳄鱼的头剪下来,装在一个熊的身上,就变成了鳄鱼人。

这个过程是我跟孩子一起完成的,他们配音,我们在现场拍,影片中看到的手就是孩子在操作这些玩具,因为我的手是成人的手,透过他们的小手来呈现会更好;包括片尾的那首歌,是我大女儿唱的,孩子时常在家里唱歌,这首歌之前没有加,但后来想想我是要告诉别人一个完全悲观、死黑的故事,还是告诉大家不要放弃。我想可能不要放弃更重要,所以加了这首歌。这段动画做完之后,很解气啊!让我有种舒服感。

我第一个剪辑版本没有这段动画,我一有这想法后,就开始拍我女儿平常玩的游戏,拍完之后我就把素材整理出来,然后请吴文光、章梦奇、刘晓雷等人来看,我说我要用这种方式来重现现场,问他们觉得怎么样,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对我来说,创作过程中彼此的互相帮助很重要。

他们看过后觉得很不错,我就开始拍了,我是行动主义者,灯光、脚本、拍摄都是我自己来,女儿也帮我一起构想故事脚本。

迷影:你是怎么跟女儿描述这段经过的?

:对我来说这件事情不只是我个人,而是我们家的事,大女儿今年九岁,也够大了,她足以面对这件事,我没有跟她说得那么直接,没有提孩子自杀的事,只提到了爸爸在外头遇到了坏人,他们对爸爸特别不好,我们一起来把它拍成动画片。她说好!于是我就跟她一起聊了这个故事。

能做这件事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因为我们家孩子在睡前一向有个游戏的惯例,也就是影片里头两兄弟在玩的游戏——角色扮演。

我习惯性地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一个故事有个开头,然后我们一起去发展这个故事,谁扮演哪个角色,孩子们准备好道具和衣服,然后就开始表演。可能持续这种练习,对他们来说可以比较轻松地面对这件事,也帮助我能比较容易跟孩子沟通,孩子们跟我比较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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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作品《那里逃》工作花絮(2010)|来自网络

我会一直在某种我虚幻的童年,和现在的我之间摆荡。

迷影:影片里的叙事角度相当有趣,阿荣你的身影出现在影片中,你是成人阿荣,但你同时又是孩子,尝试以孩子的口吻和视角来看这事件经过。想请阿荣聊聊这双重角色的安排。

:我是一个对自己的行为有许多自我批评的人,我是一个人,自然有人性的恶在身上,我又很理想主义,对人性抱持希望,希望在生活在家庭有更好的样貌,但我做得不够好,很多地方我没做到,所以会对自己不满意;而我的童年是被放弃的,在一种被压迫的生活环境里成长,其实我总想着要是能不长大多好,但是你已经长大了,回不去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会一直在某种我虚幻的童年,和现在的我之间摆荡。

去村子里拜访那些孩子时,我知道我与他们相处让他们感到很开心,但我隔天就得走了,他们肯定也知道这些,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一直跟随着我,我自己没法去解决,没法给出结果,但我觉得也不应该回避,因为我作为一位纪录片作者,我是使用真实材料去创作。我到现在也还没想明白,也不确定有什么方法解决,但至少别装单纯,必须去面对它

影片中两位男孩跟我在玩角色扮演时,选择“装死”的戏码,他们没有成人这样的语言组织能力来说出自己的想法,在那一刻,我也不能够占据他们的话语权,所以我尽可能让自己站在孩子的角度说话,表现出他们对大人的看法。

迷影:当初是如何找上影片中的两兄弟?影片拍摄过程是如何进行?

:我们在村子里被警察驱逐出去时,这两兄弟的父亲就在旁边看着,他也是现场那群没有反应的大人们之一,但是他跟着我们。

警察离开我们后,他就过来跟我们说“跟我走,去我家吧”。其他人也希望释出善意,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不敢,包括这父亲他也不敢,只是他家不在同个村子,是在旁边的村子。到他家后,他就准备饭给我们吃,他知道我们是谁,为了什么而来,我们都心照不宣,也不过多谈论,他就让我们留在家里,他忙他的工作,我们跟两兄弟相处。刚到他家时,两兄弟很拘谨,我是特别感到不好意思,因为他爸爸把两兄弟的床给了我们,他们两人睡在影片中的木板床,那其实是客厅的沙发,打开变成床。

从影片中洗碗那幕,开始有一些新的东西冒出来。两兄弟早上带我们出门,我们一切的拍摄就顺着走。在毕节待了四天,只在两兄弟家住了一晚,也不好待太久,因为那地方很偏僻,只要有会说普通话的人进去其实都相当招摇的,会招人问,我们的身份很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白天黑夜都在开车赶路,在车上睡了两晚,毕节市区住了一晚。我后来受不了了,一开始进村又遇到警察的事情,我和另一位朋友心理压力都很大,这东西最可怕的就是会自我恐惧,你会一直怀疑有人跟踪你、要找你麻烦、会不会在哪里被劫,各种可怕的事情是预料不到的。所以后来实在是坚持不住了,四天后就离开了。

其实一开始是我在拍摄我自己,记录自己的遭遇,后来两兄弟发现了机器,就好奇把机器拿了过去。我自己和孩子的相处习惯是,不怕他们拿机器,我家孩子从两三岁时开始,就让他们自己拿相机拍照片,只要把带子套在手上,相机不摔就没问题。影片中有一半的照片都是当地孩子拍的,我只是把相机交给他们,他们想拍什么就拍。基本上都是顺着走,遇到什么就拍什么,没有特别计划,很即兴的。

我要告诉大家,虽然很绝望,但请不要放弃。

迷影:结束了这趟村子之行以后,又经过了什么样的思考,才下定决心把这些经历与素材以影像作品的方式呈现?

:离开贵州毕节以后,我在贵阳待了三天,跟另一位纪录片导演沈洁碰面,我那几天住在他家,他家在一座坟场里,周边住了许多从毕节地区来城市打工的人以及孩子,沈洁就拍这些在坟场玩耍的孩子们,在坟边烧土豆、拿着刀割自己,都是未成年的孩子。

我在那边看到这景象,更加绝望,在农村你可以说因为爸妈都出去打工了,所以孩子没人管,但这里是都市,孩子跟着爸妈在那儿了,可还是一样没人管。那景象很矛盾,周围尽是所谓的“文明”,但孩子们还是像在村子里那样自顾自地活着

我对成人的世界已经绝望了,菁英或知识分子那套改造社会的论述,在我来看都是没戏的,但我从来不放弃,尤其不放弃与孩子有关的事情。我在沈洁那边的三天,就是每天喝酒、讨论,我们讨论这世界、讨论人生存的状态、讨论族群,讨论那些看来很宏大的问题,算是一种发泄吧,在这过程中,我想着我作为一个个体,和所有的个体是一样的,我没有那种“我是一位电影作者”的优越感,我其实是个流浪汉、初中没毕业,完全没有学历的人,我和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村青少年是一样的。

我那时候就在想,如果我能做个影片,作为一个导演我至少有话语权,我所经历的他们也可能经历,如果这影片能让一般人看到,试图让大家看到我们身为一位普通人可以做什么。

在这样的思考下,这部影片对我而言是种治疗,对他人来说,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话题,因为我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人,我是一个普通人,也许我做的其他人也可以做,也许我愤怒的,其他人也会愤怒,就试试看,让更多人看到,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到现场去,各种时间、空间、各种原因的限制,可能不是钱的问题,我很愿意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别人,它也许会有意义。于是就开始做这部影片。

做完这影片以后,其实也没觉得能改变自己——但可能现在又不一样了,这影片去了国外的影展,还得了奖,可能把我推进了,让我能做一些事情,这是一开始没想到的。在鹿特丹影展的映后QA时,有观众问我,你这影片拍完后,解决了什么问题了吗?我说,对不起我要回答你,什么屁问题都没能解决,什么都没法做。但我要告诉大家,虽然很绝望,但请不要放弃。这是我能做到的。

事件过后,我回到北京,将在当地拍摄的照片冲洗出来,我做了个循环播放的视频,找了作曲家做配乐,办了一些活动。我真的很自责,我完全没法想像——或者是我已经习惯了大城市里的生活语境,以为衣服、吃饭都不是问题了,但没想到对当地孩子来说这些真的都是问题,孩子在家里吃的可能就是土豆和辣椒。于是我们办了些活动,招募人们捐衣服,就寄了衣服给两兄弟的父亲,没想到他过年时还给我寄了一箱他们自家腌的腊肉。这些对我来说,一方面是种刺激,另一方面也是种鼓励,要我继续,别放弃。

我们问一个人能改变什么?一部电影能改变什么?当我们寄托这样的期望在某些事情上时,那就意味着你把自己置身世外了,你是自私的。但如果你是问“那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时,那很多东西将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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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惧怕死亡,但是害怕魔鬼》剧照|来自网络

迷影:在影片中,可以看到你不仅运用动态的影像素材,也使用了不少静态的摄影,你是如何思考这两种影像媒介?

:我自己其实是接受摄影训练的,我是摄影师出身,父亲年轻时在上海滩黄浦江边帮来往的人拍照留影,没有固定的摊位,是流动的。六、七零年代家里就有照相机,我是入社会后才开始学的,但当时想拍电影,但失败,失败以后我就拜师学摄影,按传统摄影的方式来学,用胶卷、在暗房冲照片、学习在棚内摄影打灯,积累了不少技术,我自己也持续地拍照片。而拍摄视频的部分则是完全自学,当时没有可录影的机器,但照片可以使用老师的机器,对我来说,照片摄影很重要,帮助我了解影像的世界。

使用这两种素材我并没有太多限制,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有受过有系统的电影教育,这也意味着我没有规则,这个没有规则也许是好的,我不需要突破束缚,可能会比别人多点自由,但同时也比别人少了技术。我一开始也没对电影抱太多期望,没敢想说要做一个多大的电影,可能正是因为我绝望到底了,反而更自由,不愿放弃,这可能是最大的前进动力吧。

这两种影像材料对我来说使起来都相当自然,我很熟悉这种影像,我接下来的作品也使用了静态影像,我家族的摄影。我的创作基本上都跟我自己有关,想先搞清楚我是谁,包括剧情片也是一样的;而且跟少年、孩子等主题都有关

这些题材就自然而然在我的血液里,我所有的创作都与我的感受密切相关,我迫切地需要用语言把它们说出来,但至于用什么语言呢?你是中国人、是日本人、是泰国人,语言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影像的语言是有共通性的,该如何跟世界对话?如何让这些话题与更多人对话?有些议题并非单一国家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这时候就要看艺术家能掌握什么样的语言。

在政治上的自由、在艺术创作上的自由,都是得靠自己去争取来,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迷影:鹿特丹影展是阿荣你第一次出国参加影展吗?有没有什么心得想跟读者分享?

:这部影片是我个人的第一部长片,也是第一次出国参加影展。我那天有个感受是,我特别享受在这边浪费掉的时间。

在这里我主动和许多人碰面、交流,我对这个电影的世界是完全陌生的,因为从来没试过,也没想过能进来,但进来以后就希望能尝试各种事情,会碰到许多无法预测的收获,很享受这尝试的过程,我待在鹿特丹的时间比较长,一开始就来,几乎完整待完了整个影展,我想要完整体验一次影展的过程,我参加的各种工作坊都有录音,会带回中国给跟我一样的年轻电影工作者听,包括工作坊、论坛、市场创投等,我都去参加了,听不懂也去了,我就录音,因为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年轻的创作者尤其需要这些东西,因为我自己也完全不知道怎么申请这些事情,都是靠朋友帮忙申请影展的。

我希望让更多人分享这些经验,不是做一个自私的电影创作者,而是在乎其他人,在乎共同的生存环境;我今天早上才突然想到的,就算是个僵尸,也没法自己一个人生活,你不可能空降在环境里,我们是群体,如果我能多做就多做一些,何乐而不为?所以我觉得这些浪费的时间很值得、很享受。

而我也将这过程认真地视为工作,我总奢望着,有一天我的影片能够养活我自己,但现在还没办法。在映后QA时,有人问说这影片议题很敏感,在中国会不会怎么样?或影片能够帮助或改变什么?我说我没想这些,我只想着要好好的做好这件事,我对于影片能否改变现况是不抱希望的,它如果有些结果那很好,能帮助我生活、帮助我继续创作那更好,我就单纯把这工作做好。

我不希望因为钱的事情去改变我的创作,这是我的第一原则;在政治上的自由、在艺术创作上的自由,都是得靠自己去争取来,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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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作品《我要》系列之一(2006)|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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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作品《我要》系列之一(2006)|来自网络
謝以萱

在電影院裡的人類學家、BIOS Monthly 專題作者、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的游幕人員、視影像和文字為與大眾溝通的媒介;文字散見 BIOS Monthly、MPlus、娛樂重擊 我的寫作,多聚焦於東南亞地區後殖民研究、視覺影像評論、文化現象、文化產業觀察,擅長題目開發、專題式的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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