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275 最难改变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电影和生活都是如此)

戈达尔在《中国姑娘》拍摄现场

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第275天


2017年9月3日星期日
片名:中国姑娘 La chinoise (1967),戈达尔
南京,家

《中国姑娘》大概是我第一批接触到的戈达尔电影。大概是在十五、六年前的某个夜晚,在电影学院的教师宿舍里,一位教授电影的朋友打开碟机,颇有兴致地为我放映这部影片。第一也会是不适应的,又像是启迪了好奇心。之后,那位朋友又连续让我看了《受难记》(Passion)《芳名卡门》这两部戈达尔八十年代最著名的电影。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还没怎么看戈达尔那些富有影迷趣味的早期作品,所以感觉还是有点懵的。

戈达尔在1967年的两部电影:《中国姑娘》和《周末》,宣布了他和传统电影的决裂,他在《周末》的最后打出字幕:“故事结束。电影结束”。我个人更喜欢《周末》,由中产阶级生活内部的荒诞和暴力所引发的艺术感和喜剧感,较为容易接受,也就是说它多少还有一些商业性。《中国姑娘》则更像是一次“过家家”,“一些上流家庭的男孩和女孩在暑假玩起马列主义的游戏。”

中国姑娘 La chinoise (1967),戈达尔

这个“游戏”有着缤纷多彩的内容:朗读阿尔都塞的著作,高举伟大舵手的红宝书,模仿越南战争,听北京电台做广播体操,建立党支部,讨论党的路线等等。这里面不乏可笑和诙谐,也用了布莱希特的方式,呈现电影内容的同时,也呈现拍电影的现场。最后是女主角安妮·维亚泽姆斯基和她现实中的哲学老师弗朗西斯·让松对恐怖暴力的冗长讨论。这个结尾“离奇预知”了不久之后的欧洲学生运动和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

我对这些关于意识形态的朗读、讨论、表演其实并不太感兴趣。但是戈达尔式的口号、标语、图像、戏剧的拼贴,来自60年代巴黎的革命时尚美学,都能让人感到带劲和有趣。换而言之,我关心的不再是这部电影的内容,而是形式。

回到昨天提到的,戈达尔在1978年在蒙特利尔电影艺术学院做了一系列的讲座。当他讲到《中国姑娘》时,曾涉及布努埃尔的《黄金时代》,认为这是一部探讨形式的电影。戈达尔说:最难改变的不是内容,而是外在形式——“要想改遍一个人就必须改变他的外表”。对于电影和生活都是如此。戈达尔还举例说,服装和文凭一样是强有力的东西,如果某种仪式不变,比如国家元首的阅兵仪式、婴儿的洗礼、婚礼这些形式不变,整个社会也不会有真正的改变。

中国姑娘 La chinoise (1967),戈达尔

拍摄《中国姑娘》还有一个事实,就是戈达尔爱上了19岁的安妮·维亚泽姆斯基。她当时在巴黎十大上学,戈达尔也跟着去上课。他通过这次爱情,接收到安妮的朋友们、同学和老师对意识形态的看法,于是诞生了《中国姑娘》。戈达尔自称对他个人来说,这就是一部纪录片。

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父亲是白俄罗斯贵族,外公叫弗朗索瓦·莫利亚克,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妮在17岁时被布列松选中,担任《驴子巴尔塔扎尔》的主演。戈达尔应该是在当时认识她的。有一种说法是,安妮在看了《狂人皮埃罗》《男性,女性》之后,被戈达尔征服,而写信给他,寄到了《电影手册》编辑部。这个故事很像英格丽·褒曼罗西里尼的故事。

安妮·维亚泽姆斯基 (Anne Wiazemsky)

维亚泽姆斯基有一本薄薄的自传《少女》(南京大学出版社),讲述她出演布列松电影的过程。其中提到戈达尔是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请一位女制片人带着来探班的。戈达尔一边赞美他们在拍的电影,一边谈论他读过的书,但布列松根本不想搭茬,只想摆脱他。“戈达尔又在我们之间穿梭流浪了一个小时,眼中不满了忧伤,就好像一个孤儿在不顾一切地找寻自己的家人。偶尔我会感觉到他的目光更长久地落在我的身上。”后来戈达尔向安妮承认,他是在《费加罗报》上看到安妮的照片之后而决定和布列松会面的,实质只是想接近她。

此后,戈达尔的生活和他的电影都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少女安妮曾在17岁那年春天,摘抄她外祖父莫利亚克小说里的话:“幸福,就是被热切的渴望所包围着,就是听见树枝在自己的周围折断的声音。”我用这句话结束戈达尔的单元,但其实它并没有实质的意义。只是怀着“热切的渴望”,才能听见这样微妙的声音。这句话让我一厢情愿地联想起一种细琐又确凿的“爱和孤独”,就像我在戈达尔电影里感受到的那样。



 

卫西谛
卫西谛

电影文化工作者,专栏作家,影评人。先后在《看电影》、《纽约时报中文网》、《生活月刊》等数十家刊物撰写专栏。历任多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独立影像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奖项的选片与评委。第49届金马奖评审。出版有十部电影书籍。2015年,独立出版个人摄影集《Way Away:66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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