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314 收割电影:追求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

三里塚 辺田部落 (1973)

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第314天


2017年10月12日星期四
片名:三里塚 边田部落 (1973),小川绅介
京都,酒店

在日本陪同家人旅游的一周,正好排上“和电影生活在一起”最后单元,就想到还未写过的私人观影史上的重要作品。像往常一样,各个年代都选择一二。选到70年代时,想起了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的《三里塚》系列。其实比起当时的日本新浪潮时期的导演们,我知道小川算很晚,知道了能看到的也很少,实在算不上有多了解。

不过小川绅介导演依然是我最为敬服的纪录片工作者之一。这大概是因为我读完他的一本著作(讲座、访谈、文章的结集)之后的事。这本书名为《收割电影:追求纪录片至高无上的幸福》,是后来也成为纪录片工作者的冯艳所译(我非常喜爱她的作品《秉爱》)。读这本书时,其实还未看小川的纪录片,就好像已经爱上他的作品了。

小川在书里也谈到过类似的经验。他说“看电影这个行为,不单纯指有一个银幕,放完电影我们回家,这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事实上,从你想看电影的那一刻起,其实电影已经开始了。”

这次到日本来,就随身带着《收割电影》来重读。这本书的文字多数是关于小川一生中的两大系列《三里塚》和《牧野物语》的。

《三里塚》拍摄的是当地农民反对修建成田机场所进行的抗争,从1968年2月26号,农民的反对示威正式开始,小川摄制组也正式开始拍摄。据介绍,在刚开始,“为行动方便,购置了一辆客货两用的汽车,摄制组人员就在车里面进行拍摄。为了在农民们密集的投石和防暴警察的暴力下保护人员,就给这辆车的四周安装了铁丝网”。

但小川很快就发现这种方式行不通。于是他制定了两条拍摄原则:

第一是摄影机的位置,要很明显的站在斗争着的农民一边。如果权力一方要来镇压,如果机动队要向农民施加暴力,那就让我们的摄影机从正面迎上去。这是通过银幕,也就是权力在和观众直接对话。

第二,即使不能如我们所愿拍到理想的镜头,我们也不使用偷拍……而是堂堂正正地从正面把摄影机拿出去,参与到农民的斗争中去。

从1968年到1973年,小川摄制组在三里塚拍摄了六部记录农民生活和抗争的纪录片。并且和当地人同吃同住,也一起劳动。在民众和警察最大的一次冲突中(双方各有5000人左右),3名警察死亡,此次事件之后,当地农民三宫文男自杀。《三里塚边田部落》正是拍摄于此之后,这时小川的战斗态度也有了审慎的转变,更深入地反思自己拍摄纪录片的目的。

在最初,小川是作为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进入三里塚现场的。心里想的是“这个地方行,能酣战一场”。所以,人们往往认为这些纪录片工作者是非常好斗的,因为身在三里塚就已经“太政治了”。但最终小川发现,他们拍摄三里塚,在那里一住五年,是因为真的热爱生活在当地的农民;这正如农民们不肯罢休的抗争,是因为他们留恋世代居住的土地。

为此,小川摄制组最大程度地融入到当地生活中。他们的摄影师田村正毅在出门一走,村里人就会问:哎呀,今天怎么没有带摄影机啊?到这种程度,田村拍什么,都不会有障碍。他的摄影机摆在那里,能拍到“有什么东西枯灭了,这里的农民想要说些什么,有什么想说而没有说的。”

《三里塚边田部落》已经不再拍摄激烈的抗议和战斗场景,而是转向了三里塚的历史传统和风土人情。所谓“边田”,即“边缘的意思”。这部电影的起点是三宫文男的自杀。小川说:“对文男君的死,我们准备在活下去的同时,用我们的全部力量做出回应。在文男君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所看到的风景,就连每一片细小的树叶,我们也要用自己的眼睛去逐一确认。怀着这样的心情,拍摄了部落的历史”。按照小川的话说,这是“给村里人的情书”。

有一篇文章中提到《三里塚》纪录片曾在杭州放映之后,有观众问到场的小川妻子白石洋子:“机场建设对大多数人有好处,却只损害了一部分农民的利益,农民们这样做到底对吗?”白石洋子引用了法国作家弗朗兹·法农的话回答:“不管一座桥有多方便,只要有一个人因为这座桥而蒙受不便,它就不应该造。”

这句话小川也曾经提到过。如果我们仔细琢磨这句话,就能明白所谓“大多数人”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一个短暂的概念。是有单数的人才是活生生的。用牺牲少数人哪怕是一个人的的利益,来换得所谓的发展都是不可取的。很简单,如果我们今天可以牺牲这部分少数人的利益,明天就可以去牺牲另外一部分少数人的利益。到最后谁会是真正受益者呢,恐怕只有极少数人,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如果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那么只能是追求同一种幸福。这种幸福,不是一部分人的幸福、也不是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必须是所有人的幸福。而这个过程必然是一个抗争的过程。三里塚的农民也许算是极少数人,但他们通过自己的抗争,实践了这一点,表达了卑微者的决心。

小川拍到第六部《边田部落》也没有出现当地农民中的赞成派。所谓的赞成派就是那些有条件撤出家园的人。小川正面回答可这种“不完整呈现”的质疑,也让我读得非常感动,他说:并不是说留下来战斗的人就是有灵魂的农民,卖了土地而离去的人就是叛徒。附加条件出卖土地,这本身也是一种抵抗。留下来战斗的农民其实是非常理解赞成派的。如果简单地让赞成派露面的话,就会让观众用一种粗暴的价值观去衡量,很容易去评判他们。

另一个问题是,《三里塚》系列中也没有出现场景。小川说其实也拍了一些插秧、割草的镜头,但总感觉拍不出事物的真相。“以我们目前的能力,只能拍出辛劳和汗水。”但他们实际感受得更多,不是这样简单。小川觉得要想拍出来,必须自己成为插秧和割草的能手。

在完成《边田部落》之后,小川受到了山形县上山市议员木村迪南的邀请,搬去山形的牧野村。在这里小川摄制组一住就是15年,就在田里种水稻。小川说在15年间,农民们教会他们许多博物学的东西,这里那里的土壤怎么样,什么样的季节应该怎么做。小川领悟说,一个人一生最多种50回稻子,50回其实是获得不了太多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所以我们看到的田地,我们看到的稻米的风姿,其实有着千百年来人的智慧。

小川种稻的两年后,有一天,土本典昭(另一位日本纪录片大师)到牧野来玩,小川就邀请他到田里去,告诉他哪块田是自己的。小川说着说着,就不知不觉已经下到田里去了。当他看到土本还站在田埂上,而自己却站在田里时,突然回过神来:“这下我们可以拍关于农田的电影了。”

发现这一点时,也许就是他发现“一种至高无上的幸福”的时刻。

第45周 每个时代的日本电影

10月9日(周一)《花火》(1997)北野武
10月10日(周二)《鳗鱼》(1997)今村昌平
10月11日(周三)《蒲公英》(1985)伊丹十三
10月12日(周四)《三里塚边田部落》(1973)小川绅介
10月13日(周五)《少年》(1969)大岛渚
10月14日(周六)《女人步上楼梯时》 (1960)成濑巳喜男
10月15日(周日)《东京物语》(1953)小津安二郎

(除此之外,之前已写到:小津周沟口和成濑周,九零年代日本电影一周,以及大岛渚、黑泽明、山田洋次的作品散见各个单元)

卫西谛
卫西谛

电影文化工作者,专栏作家,影评人。先后在《看电影》、《纽约时报中文网》、《生活月刊》等数十家刊物撰写专栏。历任多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中国独立影像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等多个影展奖项的选片与评委。第49届金马奖评审。出版有十部电影书籍。2015年,独立出版个人摄影集《Way Away:66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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