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a Rowlands （1930.06.19 —— 2024.08.14）
她的崇拜者们总是试图将她归类，将她与好莱坞黄金时代的这位或那位明星相提并论，或者想要在她同时代的某位演员中寻找她的影子。但对我来说，正是她的与众不同，她拒绝融入任何已知范畴的独立特行，才造就了她非凡的、通常令人不安的职业生涯。吉娜·罗兰兹（Gena Rowlands），她逝世时享年94岁。
从《醉酒的女人》(A Woman Under the Influence，1974) 中歇斯底里、绝望的玛贝尔，到《女煞葛洛莉》(Gloria，1980) 中兰博式的神枪手，再到《首演之夜》(Opening Night，1977) 中赤裸裸的脆弱却不可救药地的女主角，她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女性角色，她们拥有反叛、不可预测的存在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那疯狂的叛逆者丈夫/导演约翰·卡萨维茨（John Cassavetes），这位斯文加利式[1]Svengali，可将他人引向成功的具有神秘邪恶力量的人煽动者，会像任何其他人一样撕裂精心制作的电影，如果必要的话，他会用牙齿撕碎它。《影子》(Shadows，1958) 预示着未来将会出现不按常理出牌的爵士乐电影，但正是导演于 1968 年拍摄的这部非凡的《面孔》（Faces，1968）以其近乎尴尬的直接性，在不和谐的音乐找到了介于混乱与诗歌之间（苦涩的）甜蜜点。生活就是表演；他的演员们会很“演员范儿”，他们不会消失在编剧的角色中。我记得我当时被《面孔》所震撼，并感到欣喜，而《醉酒的女人》则让我感到震惊和迷惑。我对玛贝尔的无助感到不解，她渴望取悦别人的心令人心碎。那是女性运动的时代；我们开始用女性主义的视角看待电影，谴责日益兴盛的性别歧视，同时希望看到“积极的榜样”。但这并不是罗兰兹的使命。她的目标是进一步扰乱我们的睡眠。
在卡萨维茨的电影中，戏剧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到了绝望地、刻意地交织在一起的地步，而这种现象由于两者有时同时出现而变得更加严重。然而，罗兰茜才是肆虐和徘徊的焦点，她无法，也不愿意解决生活中的矛盾；演员生活中的矛盾。是卡萨维茨创造了她，还是他释放了她？这个总是与个人恶魔作斗争的野性动物；她的人物角色总是挑战着行为准则，考验着观众所能接受的极限。
在《首演之夜》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这部电影充满了皮兰德娄[2]意大利剧作家、小说家，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式的转换，拥有两类观众：一个是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剧院观看米特尔的最新作品首演的观众，另一个是我们在电影院观看她狂野、不可预测的表演的观众。但在这部电影中，她的不满变得更加强烈。她不喜欢这部戏，破坏了演出，质疑台词，甚至编造了一些台词。米特尔蔑视衰老明星的主题——尽管她自己也担心扮演更年期女性的角色（尤其是她自己还没有到更年期）会毁掉她的职业生涯。（这是现实生活中罗兰兹不必担心的问题：她一直都在工作，在电影和电视领域都取得了成功，并且享受着当代女演员中最长、最丰富的职业生涯之一。）
最后，在结局中，她摇摇晃晃地走上了舞台，醉醺醺的——而且她侥幸逃脱了，因为卡萨维茨和她在现实中上演了新的、恶魔般的版本。第四面墙[3]在戏剧、电视、电影和其他虚构作品中，是一种想象演员与观众之间存在一堵墙的惯例。早已消失，当他们身体上发生冲突时，我们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独特而充满激情般的纽带。
作为卡萨维茨挑战的化身，罗兰兹触动了我们内心深处一种原始的感受，那就是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的痛苦：一个传统的世界，一方面通过男人和我们崇拜的电影明星来寻找认同；另一方面，一个尚未诞生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将开创出更多自我引导的方式，不再受制于人。
罗兰兹是被卡萨维茨“导演”的——要感谢他的洞察力，他敢于打破女性的禁忌，他敢于挑战衰老的主题（并且将男性也纳入其中）。但她通过那些颠覆行为，也逃脱了他的掌控，就像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最终逃脱了专横的约瑟夫·冯·斯登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的控制一样，这位艺术家兼导演培养和塑造了一个最终将摆脱他的掌控的人。
卡萨维茨既是独树一帜的人物，也是更宏大潮流的一部分。1960年，两部伟大的欧洲电影——安东尼奥尼的《奇遇》和戈达尔的《筋疲力尽》——开启了现代主义的时代，改变了电影的语言。这两部电影的中心人物都是神秘的女性——分别是莫妮卡·维蒂（Monica Vitti ）和让·塞伯格（Jean Seberg）——她们空洞的目光凝视着虚无，令人难忘地概括了夹在旧与新之间的感受。罗兰兹饰演的玛贝尔是一个渴望取悦他人、渴望成为所需、渴望被爱的，最终被逼疯的家庭主妇。她在《明妮与莫斯科威兹》(Minnie and Moskowitz，1971) 中扮演的明妮，表达了卡萨维茨的信条：电影是一种阴谋，它让你相信爱情和浪漫。
罗兰兹体现了这种渴望，也体现了对这种渴望的拒绝。她美丽，但缺乏虚荣心，一头迷人的银色头发是她对魅力的唯一妥协。似乎没有化妆师来修饰她的妆容，没有编剧来淡化她的过分，没有摄影师来寻找可以遮掩衰老迹象的光线和角度——当然也没有导演降低她的情感温度。她在现实和虚构之间行走，踏出了一条独属于她的无形界限。她以其无所畏惧，为我们呈现了我们在更多赋权女性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对我们的过去以及仍然潜藏在内心深处的脆弱性的残酷诚实。她是我们的过去，但也洞悉了明天那广阔的可能性。
｜本文发表于《Sight and Sound》杂志2024年第8期（2024年10月刊）P18-19
Refer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