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有话要说》在洛迦诺得奖之后，不同于外文媒体对电影、电影节本身的关注，海外中文媒体用的主要是“禁片扬威海外”的标题。“禁片”这个词在中文语境里相当复杂，作为审查制度的附属品，大众在纷纷表示同情关切的同时，对禁片一探究竟的好奇也多少带有点戏谑的味道。某些抱有成见的人，也会怀疑作品遭遇审查，有多少成分是以此作为噱头，甚至哗众取宠。当然，被上门骚扰的不是他们自己的亲人；一部虚构的独立电影如何走向一部“禁片”，这个过程有多么令人啼笑皆非，若非接触，也很难理解。影片被政治化，是一个悲剧，无法回头；而洛迦诺在艺术成就上对《我还有话要说》的肯定，则是政治化既已发生后，对全体创作人员的告慰。
《我还有话要说》(When Night Falls)的正片部分全部发生在北京亚运村的慧忠里小区，一个距离奥运咫尺之遥的地方。奥运的时候，杨母王静梅正躺在精神病院里被改名换姓地关着。关了近五个月后，她被带往上海与儿子杨佳见过匆匆一面，便听二审法官的话回到北京的家准备材料，这是2008年11月24日下午。次日晚她接到了最高法院的死刑核准通知。11月26日中午，故事结束。本片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刻画了王静梅（耐安饰）生命之中饱受煎熬的两天。
影片的戏剧表现力与感染力是惊人的。开幕前的引子，以幻灯片配上王静梅的画外音，用第一人称介绍了11月24日前她的遭遇。死板的幻灯片迅速将观众拉入了中国特色社会感。11月的北京，杨家没有暖气，只有电暖扇帮伏案的王静梅驱寒。王静梅，一个绝望而坚强的中国母亲，用她的思维和视野倾其所能做了她能做的一切。她把杨佳的裤子和外套拿给裁缝，拉链全部改成扣子，惦记着提篮桥监狱里的儿子如何过冬。
儿子的房间无疑是《我还有话要说》最重要的线索。如图所示的海报，杨母俯身倾听房间里的动静。杨佳的形象在影片中并没有直接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近五个月没人进出的房间，代替儿子表达母子之间的关系。其中的一个场景，王静梅在儿子的房间打电话，由于放映效果的缘故我仅能看到光线打在她的半边脸上，而根据数码的效果，这个场景则可以窥见房间里的一些部分。直到正片片尾，影像叙事部分在这间房结束。房间，承载着往昔的岁月，也象征了母亲心中儿子的位置；应亮用空间关系巧妙地处理了复杂的母子感情。
影片情绪的爆发在尾声。德文影评网站critic.de认为本片是分析性的影片，难以给观众带来直接的情感冲击；我想在这里体现了文化差异。幻灯片闪过王静梅每年新年清明，生祭死祭，在儿子墓碑前始终如一日的祭奠，配以她的博文旁白《天黑了》（也是本片英文片名的由来）。身为长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我，面对杨母对儿子不变的执念，和在体制面前的个人，感同身受的刺骨的无力感，无法抑制我自己的眼泪。影片结束，应亮给出字幕，献给王静梅和他的母亲。这也是献给每一位这样的中国妈妈的电影。
获得最佳导演的应亮在本片中最为突出的是其精准的场面调度。应亮的上一部作品，获得鹿特丹短片最高奖，只用一个镜头一条过的《慰问》，已经展现出他过人的场面控制力与自信；《我还有话要说》也同样充满了富有冲击力的场景。除了每次铺排均不同的儿子的房间，其他两场室内的重头戏调度得也很精彩，由此延伸出的影片情绪因而非常丰富。今年已为我们带来一部佳作《鸡蛋和石头》的大塚龍治，在《我还有话要说》担当的摄影亦相当出色。虽然两部影片均有很大部分在室内完成，但是与前者湿冷南方的少女心事迥然不同，本片的色调和处理方式所成功营造出的是王静梅眼中异常肃杀萧瑟的北京初冬。值得一提，本片竟然是在深圳的翠竹苑小区拍摄完成，而非北京，这让事后得知的我非常意外。由此也可见应亮和大塚在场面调度和摄影方面细节营造的确是颇为成功。
耐安也凭王静梅这一角色收获了本届洛迦诺的最佳女演员。在本片中，王静梅在画面中绝大部分属于远景，因此并没有机会通过细微的面部表情渲染人物情绪，这给演员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尤其是11月26日，儿子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远在北京的母亲，她的心理与情绪都极其复杂，很快，她的天就要黑了。本片的主人公王静梅，没有歇斯底里，其言语动作的节奏随情节变化，不变的却只有深入内核的绝对无助。耐安的杰出表演使这个母亲的形象格外鲜明，感人至深。
《我还有话要说》是全州电影节“三人三色”(Jeonju Digital Project)项目的作品。从全州影展创办以来，这已经是第13届了，一方面旨在探索数字技术在新影像上的指向，同时也鼓励前瞻性的电影人去开拓自己的电影语言，几乎所有00年代新电影的领军人物都在这个项目上获益。全州为应亮提供了五千万韩元（折合人民币近28万）的制作费，而这些对《我还有话要说》来讲却还有盈余。
事实上，《我还有话要说》仅仅用时六天（包括耐安躺下来录的旁白）便拍竣，而且应亮作为青年电影训练营总监，还将影片作为了青训营的深圳站，按照他的话说，是让学员参加一次“教学片”的拍摄，了解剧情片一般的工作、创作规律及流程等；学员们在不同的组别，跟着老师实践学习，承担录音、灯光、制片等工作，拍摄中的每晚按时收工，开会总结；拍摄完成后的两天，应亮还安排舒琪、张经纬开讲座。这部片于是就这样顺利地诞生了。应亮说，以前的片子事无巨细都必须亲力亲为，这次负责灯光、录音的学员很多都已经从香港演艺学员毕业，是非常得力的帮手；同大塚、耐安的合作也迸发出很多火花，比如先前提到的，结尾颇具难度的表演，有一部分就是来自耐安本人的创作。应亮感到可以自如地做好自己的导演工作，这二月中旬的六天愉快而得心应手，令人难忘。
《我还有话要说》的构思最早来自案件发生后的几小时，应亮在上海的家离闸北公安分局就一站路，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再加上小时候就生活在这一区，令他感到故事离自己很近。应亮把成片给王静梅本人看，看到王静梅原以为的，和最后做出来的这部独立电影之间有落差，他也会感到失落，但高兴的是最后得到了她的理解。《我还有话要说》不是一部控诉型，为表达某种主张而做的电影，它是为了还原人的状态。为了维护自己电影创作的空间，应亮的剧本基于的只是早已被披露的基本事实，并没有花功夫向当事人挖掘、原汁原味重现现实场景。这是一个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故事，也是很多中国母亲都经历过的状态。《我还有话要说》始终保持着自己作为电影本身的艺术第一性。
“三人三色”作为中文对全州Digital Project的翻译，我问应亮如果要为这部影片选一个颜色，会是什么？应亮说是蓝色，因为画面是偏蓝的。我想王静梅的钢笔用的应该不是蓝色墨水，因为只有碳素的黑色，才能在纸上，留下不会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