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兴还健在？！”当林靖杰接到【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拍摄关于台湾文学家王文兴的邀约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样的。
这并非因为林靖杰对于台湾文学圈孤陋寡闻，相反，作为一个从写作走上导演之路的文学青年，早在20年前，林靖杰已经读了王文兴的中长篇小说《家变》，用他的话说，那是一次“惊艳”的文学邂逅。“天啊，怎么会有这么棒的一部作品？！” 这是他对王文兴发出的第一个惊叹号。
一口气读完《家变》之后，林靖杰迫不及待地买来另一本小说《背海的人》，然而，这一次的阅读经验并没有期待中畅快。《背海的人》极端的文字表达至今来看，都像是一座难以攀登的文学高峰，这让当年追求阅读美感的林靖杰觉得难以接受，“太纳闷了，难以理解。《家变》的作者怎么会写出《背海的人》这样的小说呢，看了两页完全看不下去。”此后，“王文兴”的名字逐渐便淡出了林靖杰的视线,甚至在台湾文学圈都鲜有耳闻。
时隔多年后，“这件事情又找上门了。”林靖杰被布置了一个关于王文兴更大的课题：不单单要探究他的文学境地，更要揭开这位作家低调隐逸的生活面目。
作为一个文学的信徒，多年前深埋的文学困惑再次涌上心头，而对于王文兴重燃的强大好奇心驱动着已经成为导演的林靖杰,他说：“我当然知道这个纪录片难度太高了，他的作品那么难理解、读者那么少。而且我猜测这个作家应该是非常的孤僻，很多朋友都说他连朋友都不见。一个孤僻的被拍摄对象对纪录片拍摄者来讲简直是自找麻烦。但是可能我的个性也是不安分，越是麻烦的越有兴趣去探究。因为我对王文兴的好奇太强了，所以最终决定要接拍这个纪录片。”
尽管抱着一个粉丝的热情答应了拍摄，但是林靖杰仍然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对于一个纪录片导演来说，对拍摄者预先有充足的了解，设定一个观点、一个概念和一个粗略的架构，然后去和被摄者相处，慢慢地再让真实的东西透过长期的相处跑出来，这是林靖杰过去的方式。不过这个方式在王文兴身上似乎行不太通。
或许因为事先意识到和王文兴接近的机会非常有限，林靖杰起先试图采取一种“回避”的方式。他一厢情愿地构思着以一个中生代女作家的写作为渠道，和王文兴进行一种文学上的隔空对话：“我自己想象在镜头前面‘长相还不错’的女作家，她本身也在创作，当她在写作上‘上下求索’的时候，同时又有另外一个轴系在思索：王文兴在创作的历程中是如何的艰辛。女作家的状态和王文兴的状态互相呼应，然后我们通过跟随这个女作家，从她带到王文兴过去写作的场景，透过她来思索王文兴写作的策略和内涵。我一方面感觉这样子好像还蛮有情调的，也不会浪费王老师太多时间。”林靖杰一开始是这样想象的。
但这个方法可惜也不奏效，当他实际走访了台湾30-45岁的多位女作家之后发现，所有人在听到“王文兴”这个名字后都“望而生畏”，表示无法胜任这个角色。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林靖杰陷入了一种如何拍摄王文兴的苦思和困境里，几乎是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他被迫硬着头皮再次拾起当年被束之高阁的小说《背海的人》，并且把《家变》等四五篇小说都重温了一遍，再读了《星雨樓隨想》（注：王文兴随笔集）和《書和影》（注：王文興的第一本散文結集），为了让自己更能进入王文兴的作品里。
王文兴曾经形容自己的写作是一场“困兽之斗”，对于对于林靖杰来说，这次的拍摄何尝不是如此。好在，兜了一大圈之后，林靖杰最终回到了“文学”的原点，又像一个普通的文学青年一样面对眼前这座困难重重的高山。他说：“这一次，我决定要自己和他对局。”而正是这份回归文学的初心，恰恰成为了开启这部纪录片起点的钥匙，《寻找背海的人》的面目终于清晰起来……
【对话】：
东方早报：我在花絮里看到你谈到最初关于“女作家”的构思，你也谈到一直在回避《背海的人》这部小说，但最终成片里，《背海的人》恰恰是成为关键的一部分构成，这中间你经历了怎样的一番创作历程？
林靖杰：一开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这部小说。一般小说变成影像都是个难题，更何况王老师这样的小说。他自己说过，在台湾可能没有十个读者真正看完《背海的人》，他这样讲我觉得不夸张，可见小说的冷僻。我要如何面对把这么冷僻的小说转化成影像介绍给一般大众？因为毕竟我们设定纪录片的观众是大众，但在一个纪录片里，如果都在探讨《背海的人》这部小说在写什么，观众大概十分钟就睡着了，所以真的非常难。老实说一开始我是想要回避《背海的人》，想要谈《家变》，因为我想纪录片的观众是一般大众，他们对《家变》的了解就很少，对他们来说，谈《家变》已经够了，可能不需要去谈《背海的人》了，而且我也不认为一个纪录片可以包山包海，纪录片的功能只能开启一个视窗，假如说观众看了某一个纪录片，被它提供的讯息打动了，他可以通过网络谷歌、通过各种书籍进一步的深入去了解这个事情，所以那时候确实想要回避《背海的人》。
大概经历了超过半年，我一直想用别的方式谈王文兴，甚至还找了人跟他对谈，谈建筑、宗教、创作等等，都是想要透过这种方式来呈现王文兴这个人在各个方面的丰富性。但是到头来这些对谈我觉得都不是很成功，不能说成不成功，应该说都没有符合我的预期。
东方早报：因为大多数人对他都是“高山仰止”，敬畏心太重反而产生距离感，不容易有火花。
林靖杰：对。所谓的对谈是两个人交锋，思想、言语的撞击产生很多的火花，但是这些和王文兴对谈的人看到王文兴都自动敬仰，那是不对等的，很难形成有来有往、互相交锋的火花，是一面倒的在敬仰王文兴。好像在听他上课，又无聊了。我一直就想要避免观众在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觉得在上课，避免观众在观看时坠入生涩、浩瀚、摸不着头绪的状态。后来这几个对谈试了好几种方式都没有预期的火花出来。经过了这些历程，我终于不得不面对一件事，就是我不要再依赖一个女作家来追寻王文兴，也不要再依赖人家对谈来呈现王文兴，而应该是导演自己跟王文兴对局。所以那个时候才慢慢呈现最后纪录片的架构和形式。
东方早报：“线索”这个概念大概就是在对话失败之后确定的吗？就是你决定自己跟他面对面之后吗？
林靖杰：对，差不多是拍了半年多之后。事实上那很真实地反映了我的状态：一个导演在拍王文兴的焦虑，那个焦虑就是我要如何透过一个纪录片完整地介绍王文兴这个作家给观众？我发现怎么做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是一件做不到的事。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王文兴很独特的切面去看到他的某种生命的独特性或者他生命的深刻性。每一个切面都很有价值，都可以延伸，但是我们不能透过任何一个切面来说这个就是王文兴，所以只能尽量多地找切面（线索）。
东方早报：你的这些构思都有没有和王文兴交流过，他给过你什么反馈？
林靖杰：一开始我们其实很礼貌地问王老师有没有什么想法，王文兴就不出意料地讲了一些让我非常苦恼的想法，他觉得《家变》已经被讲太多了，可以不用再讲了，倒是《背海的人》值得好好的被讲，所以他建议这个纪录片导演可以更大胆地设定，譬如说关于《背海的人》的十个或二十个问题。我听了之后就傻了，关于《背海的人》十个或二十个问题，这种学术论文我想愿意看的学者、研究生都非常少，更何况把它变成纪录片，那我该怎么表现呢？难道我就拍学者正经八百的讲《背海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小说，那无聊死了，我无法想象这样的纪录片。不过在王文兴的内心世界里，当然不会觉得无聊，《背海的人》是很丰富的、很值得谈的，可是它偏偏又那么的难谈。
东方早报：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你选择加入了一些超越传统纪录片的表现手法，比如动画和剧场内的元素，听说剧中出现的《家变》的舞台剧是专门为了这个作品去排的。包括王老师和“卡到音”乐团的即兴朗诵配乐也会跟精彩，这三点可否看做你后来突破拍摄瓶颈的方式。能否分别谈谈？
林靖杰：我们谈一个作家不可能回避谈他的作品。这个作家的生活很单调无聊，拍出来也不会好看：写作、散步、看书，看书、散步、写作……但是作家的小说内里却那么的冲击、澎湃、深邃、层次丰富。所以应该这么说，像王文兴这样五十年来每天都没有停止在写作的人，写作本身已经是他，作品本身已经是他，所以我不可能回避去呈现作品。
呈现小说就是把小说截取一些段落来讨论，“念”是一种方式，幸好王文兴的朗读非常优美，所以那成了一种表现方式，但是不能总是这样。小说要影像化，想来想去无非就是把它演出来，演出来又有几种做法呢？第一种是真人演出；第二种是用动画，大概不出这两种。老实说，我拍摄前一直在抗拒用动画或者用真人演出，因为在台湾的纪录片预算都不是很高，如果你找真人演出一个段落，假如预算没有很多，常常会变成很品质很低，因为“因陋就简”。没有钱打太多的灯光，所以灯光很粗糙，请不起“梁朝伟、张曼玉”这样的好演员，一般只能请临时演员来演这么伟大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们演的状态通常就会很不好、很假，往往透过这样的演出就把作品的档次降低了，之前看过很多原本品质应该很好的纪录片都因为这个原因被毁了。
动画也一样，画一幅动画很花钱。这几年我发现不止台湾，整个国际的趋势就是流行纪录片里面有动画。在台湾的情况也一样的，纪录的部分很认真、很诚恳地拍，动画一出现就毁了，因陋就简。
所以我很抗拒，我们没有钱就不要硬着头皮做，王文兴的作品那么的棒，这个作家这么棒，为什么忍心把他的作品给做LOW了呢？
但还是想不到怎么去表现他的作品。我是经过了那么一年的抗拒之后觉得必须接受，所以当我决定要做的时候，我就会做得更加精准、谨慎、贴切，而不会太轻率或者不会太理所当然，这和王文兴的写作精神有点相近，为什么王文兴用字那么奇怪？因为他不喜欢陈腔滥调、不喜欢理所当然的叙事，刚好可能我也是有这种性格。
像那个舞台剧《家变》，原来我想过要找一个日式的房子，真实的场景来把它改成五六十年代的样子，然后找真人在这个场景里演出，后来也去找了场景，但是场景都已经不是那个年代的样子，要花很多钱去改，最后就想到舞台剧。正好王文兴也讲过，他写《家变》的时候其实是用舞台剧的概念在写，正好贴切。舞台剧的形式有很多种，从最传统的话剧到20世纪现代戏剧的荒谬剧，布莱希特的疏离剧场等等，你要选择哪一种？
一方面，我希望可以尽可能地如实呈现和贴近王文兴的小说，不要做太多个人的表演。这是我的想法。另一方面我又不希望是我们所习惯的很写实的舞台剧。所以最后就会思考：这个舞台剧呈现的片断，要有现代主义的精神，最后这个场景是一种象征性的几个日式房子的符号，不要太写实。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演出的部分我尽量让演员能够忠于小说原著的台词。排戏的时候我们请了王文兴来看，他很好玩，在现场给我指导一下。
东方早报：听说王文兴很厉害，细致到演员的眼神跟手势应该指哪里，他的脑子里都很有概念。
林靖杰：因为他在写作的时候就是这样。在写作的时候这些演员的眼神，写到这一句是看哪里，手势是怎么样，他在脑袋里非常仔细地构成后才有可能写下去，甚至他还会设定这个爸爸是哪年哪月哪日出生的，即便在小说里这些细节都不用出现。
东方早报：你们挑选的表演段落是特别有讲究吗？
林靖杰：因为在纪录片里面舞台剧的段落不敢超过十分钟，所以我想这十分钟可以让没有看过《家变》的观众很快的感受到《家变》这部小说的精神，恰好我觉得小说开始和结束的部分很合适。王老师还蛮喜欢那个舞台剧的。
东方早报：我个人觉得采用“朗诵”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口，因为他的小说其实读出来什么都对的，看的时候总有一些别扭，但是读出来之后就会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写。
林靖杰：他写小说很重视声音、很重视音乐性。正因为他重视文字朗读起来的声音，所以才会这样写。所以你就会想象他在写作的时候每一个句子都要反复的去朗读，声音读起来的音律符合他要的才会定稿。所以我想朗读这件事跟他的写作是不可分的。所以我觉得不管他读得好不好听，一定要让他读，一定要呈现他读的特色。只是后来我没想到他朗读的声音这么美、这么好听。
东方早报：片中关于他的朗诵有几个不同场景：一个是和音乐团“卡到音”合作；另一个是在课堂上教学生怎么读小说。你有特别设置这几个不同的场合吗？
林靖杰：“卡到音”是我设定的，邀请王文兴去参加，没想到他愿意。为什么会做这个设定呢？因为大家都说他是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很重要的大师，既然这样，关于他“现代主义”的一面一定要谈及，可是纪录片的篇幅有限，要解释什么叫做现代主义，又要请学者来讲，又会变得像“上课”。后来我就思考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让纪录片本身就带着现代主义的形式。不用“白话”去解释“现代主义”，而是让观众在观赏过程中，进入一个“现代主义”的纪录片的结构里。有一天我碰到“卡到音”的演出，他们的即兴演出让我印象很深刻，“卡到音”的几个乐手都是从小就打下了很坚实的古典音乐的技巧和素养，但是他们选择用一种很实用的做法：完全不排练，没有任何歌谱，当下有一个人发起，另外其他人去感受他的声音，然后用自己的乐器规划，这样就形成了一段即兴的音乐。这个不单考验基本功，同时又呈现一种前卫的探索，具有一种很冒险性的东西，因为不能保证每一次都会成功、我觉得非常有趣、非常有能量，而且每一个当下都是全新的创作。
王文兴的每一次朗读也都是在创作，应该说从他在敲打桌子的时候他就在创作，然后结晶成每一个字，他再把文字读出来的时候是从“结晶体”又挥发出来，是一种反复的创作。 所以假如王文兴的朗读像音乐，他的声音像一个乐器，我相信每一次朗读都会不太一样，每一个朗读的当下都可以去捕捉他认真的那个情绪。
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很具有挑战性，对一般人来说这也是比较前卫的表演。对我来说，20世纪现代主义提供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养分和可能性，在艺术形式上，我想探索一种前卫的表现方式，那我就觉得可以让王文兴跟“卡到音”这几一起来撞击看看会怎么样。
东方早报：合作前有尝试排练么，还是你们一次性就拍成了？
林靖杰：事先没有排练，当天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我事先为这几个乐手做很多的功课，为他们找一些《背海的人》、《家变》的段落，跟他们介绍王文兴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特色在哪里。这几个乐手也很用功，他们试着进入王文兴创作的世界，当天他们就拿着影印的小说当乐谱。
王文兴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暖身了，在纪录片里你也有看到，王文兴一到现场就笑开了，他很开心，一开心就开始跟他们讨论：等一下这段的内容，到哪边的时候你们可以怎么做……就这样自然而然的进入状况，比我想象的还要顺利，仿佛是王文兴几十年来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一点都不难，他们就直接做出来了。
王文兴好像是一个很严谨、很规律的人，可是吊诡的是，你发现他在演出时也可以这样子。那一天看他的演出我蛮感动的，你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艺术家，我们透过他跟“卡到音”合作，把他的艺术从文字解放出来。
东方早报：我看那一段也非常震撼，文字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了。可以看得出来他读完之后自己也很享受那种状况。
林靖杰：对，很享受。既享受，又有一种淡淡的哀愁，那种感觉像是跟他埋在内心深处的爱人重遇：一种记忆、欣喜又哀愁的感觉。
东方早报：你用“爱人”比喻他的文学作品？
林靖杰：更确切说是他艺术创作的这一块。譬如说他其实很爱音乐，但是他“戒掉”了。他也很爱电影，也“戒掉”了。好像是先戒掉音乐，戒掉了20年，之后又戒电影，戒掉10年。
东方早报：他为什么要戒？为了让文学创作更纯粹吗？
林靖杰：我认为他是全方位的艺术家，不止是作家，他的“全方位”包含他是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舞台剧导演……他不过是最终选择文字当做他的媒介，把这些艺术都集中表现在他的文字创作里面。
他面对任何艺术都是用最纯粹、最虔诚的态度在欣赏，譬如他听音乐，不是把音乐当做背景音继续做其他的事。他要听音乐就是放下所有的事情，专心听每一个音符、听这个曲子的结构。就好像他看书，也要百分之百的真空状态去阅读，假如有一个事情干扰他了，他发现读的这几句没有百分之百的专注，就会重新再读一遍。所以他听音乐也是这样的态度，音乐就是1：1的时间，不能快跑，看电影也是一样。所以听音乐和看电影都会花太多的时间，假如他一定得选择一项艺术专注、假如生命就是那么有限，那么他后来选择文字，戒掉他深爱的音乐和深爱的电影。
“卡到音”那一天之后他是有一点哀愁，跟久违的恋人相聚了，但眼下又要分开，虽然他并没有说出来。我也感觉到他很酣畅，但酣畅之后有一点点失落，掉入某一种怀旧的忧怀。这也是他的可爱，像他这样的纯粹真的是太少见了。
东方早报：我看到花絮里面还有其他的“线索”，看起来也很精彩，像是这部片子的下集。你当时是怎么来筛选这些线索的？有没有想过把它们全部糅合在一起？
林靖杰：最后剪完是103分钟，初剪是120几分钟，那时候有三十几个线索，总监制陈传兴老师觉得太长了，认为我应该把它剪短，不要那么多线索。对我来说，二十几个线索或者三十几个线索，甚至四十几个线索都OK，我们不可能找到所有的线索涵盖王文兴这个人的全部，所以我只要有一定的量来呈现出它的很多切面，透过那个切面去理解它的冰山一角，最终我有二十几个冰山一角，我觉得已经很足够了。
东方早报：所有的线索是一边拍一边找的吗？还是事先全部设定好？
林靖杰：我在拍了一年之后就重新回来架构我的拍摄，写成一个很细的文字架构，几乎那时就已经确定了所有的线索。之前已经拍摄了王老师给学生上课以及和别人对话的内容。我再一次去拍王老师的时候几乎是照着这个架构去拍的，包含和“卡到音”的合作，动画、舞台剧，都是确定了架构之后才去拍的。
东方早报：片子里还有一个视角也非常有趣，就是他太太，爆了很多料。
林靖杰：他太太很可爱。拍摄时很兴奋，终于找到机会可以“大爆料”。手上拿着一张纸，还不时拿出来看，还做笔记。我没有想到她爆那么多料。
东方早报：你只是跟她说谈谈王老师的日常生活？我印象深刻的是师母从女性的视角来补充王老师的性格，他的幽默感全是师母带出来的。
林靖杰：王文兴和师母他们这一对夫妻是一种令人很舒服的夫妻关系，几十年来他们也没有小孩，两个人紧密地一起生活。可是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之下又是各自独立的个体，我觉得好难得，彼此相敬相爱。
东方早报：片子里一直在探究王文兴和世界的关系，比如说王文兴和他太太之间是一种人物关系，他和作品之间的关系，还有他在课堂里作为一个学者在讲课的那种状态，教师和学生的一种关系。
林靖杰：因为我们从人际关系可以看到人的优劣之处，所以你会很想要去深入你的被摄者的人际关系，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王文兴简直就是一个修行人，修行人的意思就是尽量减少人际关系，用佛教的说法我们（普通人）会攀缘，王文兴和任何宗教的修行者一样，他就是减少、减少、再减少：减少不必要的跟人的周旋、减少不必要的社交。他的生活和人生就是减法，而这个减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自己在文学的创作上更纯粹、更专注。
他跟人的关系，我想简单到不得了。作为老师，他和同学也不会联络；他不是没有朋友，而是说他不跟朋友联络，这就是修行人，所以他跟人的关系就是修行人和人的关系。
东方早报：最后拍摄王文兴写作状态的那段极其震撼，听说你原本想自己去拍，失败了，后来让王老师自己拍自己，也没拍成。能否谈谈最后是怎么完成的？
林靖杰：对，那个是不可能的任务。一开始我们拍作家当然会觉得，怎么可能不拍他的写作呢？但是其实拍作家写作很难。难在哪里？我不喜欢造作、不喜欢请作家在镜头前表演写作。
换言之，就是要等到他自然写作的时候在旁边安静地拍。以王文兴的生活风格几乎不可能。所以中间我有一度不敢奢望可以拍到王文兴写作。但是当你该拍的都拍了，最后会更清楚地浮现出来一个问题：整个纪录片里还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传说中的王文兴的写作。因为传说中王文兴写作时那样猛烈的敲着桌子，这件事情的本身蕴含着很多的讯息。
东方早报：你在拍之前就知道关于他写作状态的传说？
林靖杰：对，在台湾一直传说王文兴是这样写作的。我也听一些学者谈过，不过他们也是听来的，最早是谁讲的就无从考证了。学者会解释，他这样写作是为了敲醒他的音韵，敲文字的节奏感、点和线。学者有看过他的手稿，但是从没有人目睹他这样创作。
我访问王文兴的时候，他也跟我描述他怎么写作，我听得一头雾水。我无法想象什么叫做要敲桌子啊？什么叫做要敲点和线？直到我后来终于拍到，我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写作时他要换笔，还要拿铅笔和橡皮在那边打。我是真的被吓到了。师母说之前王文兴敲坏过三张桌子，这都可以理解，每天这样敲桌子当然会坏掉。
东方早报：你当时就在一边架着一个机器？拍了多久？
林靖杰：对，大概拍了二十多分钟，他也写了二十多分钟。我非常幸运可以在当场目睹王文兴这样写作，而且当场的能量也是出乎我意料得强，简直就是一个很强烈的能量向我扑过来。
我原来是让他自己拍，用一个像傻瓜相机一样的DV摄影机架在脚架上，放在客厅的一角，请他帮忙按“录”这样就好了。他确实也这样做了，只是他不小心没有拍好，我去拿的时候发现没有画面。我那时候提醒他，请他再录一次，要记得红灯有在闪才正式在录，但是他已经要投降了。
拍这部片子对他来说太消耗了。其实他一开始是很抗拒整个纪录片拍摄的，因为他觉得有一个摄影机在那边监控着他，已经干扰了百分之百的真空状态，导致他什么事也做不了，而他又想做。所以精神上的抗衡其实是非常疲惫的。
等到他终于拍了阅读，白天、晚上各一次，以及白天的一次写作（注：都是导演不在场的状态让王文兴架机器自拍，其中阅读的部分收录在花絮里），他早就精疲力尽了。当我去拿带子的时候，他整个状态是松了一大口气。当他听到没有拍进去的时候简直要垮掉了，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我已经准备放弃，但在我踏出他家门的前一刻他把我叫住说：“导演，既然你在这边，你就拍吧！我这样写，然后你拍。”那一刻我相信他卸下一切的防卫、一切的戒心和武装，因为他已经被搞得疲惫不堪，疲惫不堪的时候人已经不想再防卫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写作虽然是我在场录影，但不是刻意的表演，他是真实地进入了写作的状态。
东方早报：为什么那段用黑白的影像来表现？
林靖杰：实在太猛烈了，我想通过黑白影像可以造成一种距离感。另外写作是一种独特的氛围，进入写作的状态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生命状态，跟一般日常生活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我想用黑白也许可以区隔一下一般时候的状态。
东方早报：你拍了二十分钟是你喊停还是他自己先停下来的？
林靖杰：我真的有点忘了。我不可能去喊停，应该是他觉得写得差不多了就停了。
东方早报：写完之后他有看回放吗？
林靖杰：他没有看。这点他很有趣，他似乎并没有像一般的被拍摄者那样有兴趣去看自己被拍成什么样子，他看得很淡。我拍他之前十年台湾有做过一个作家系列，也有人去拍过他，我一开始问他说上次拍你的纪录片你看着觉得怎么样？他的回答竟然是他没看过。
东方早报：这次的片子他肯定有看过了，反映如何？
林靖杰：对，这次他看了好几遍了。在座谈的时候有观众会问他，我在旁边听。他说他怎么有办法去评价自己的表演好不好？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这个纪录片的主角，置身其中，很难分辨。他觉得这个纪录片拍得很好，但是他认为他这样讲不客观，因为他就是主人公。
东方早报：我很好奇他写完之后是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
林靖杰：我只记得我当时完全傻了。他的能量非常大，在书房里面引起一个很强的风暴，而我在这个风暴的边上看着，我印象中我的身体有发麻的感觉。
结束之后我就收器材。碎纸条、碎纸片在他的书房里，他应该就离开了他写作的书房，大概去休息一下或者洗把脸、擦把汗。王文兴一贯是非常有修养的，回到正常的状态，他就是有修养地跟我们道别。平常的他都是那么的温文尔雅、那么的有教养，为人非常客气，他只有在写作的当下是那么的狂暴。
东方早报：他当时写了什么？是最新那部长篇小说吗？
林靖杰：我没有问他，不敢过问，好像你碰到一个武林高手发功了，你没有被震倒就已经万幸了，不敢吭声。
东方早报：王文兴在片子开始时说：自己的写作其实在做一种困兽之斗。原来难以想象，看到最后一段一下子就理解了。
林靖杰：对，我想在这个时代、在全世界都很难找到这样一个纯粹创作的生命和灵魂，非常的可贵，我觉得是一个宝。这么珍贵的一个创作者，我有幸跟他同处在同一个时代并且拍摄他。我本身也是创作者，我很清楚纯粹有多重要，而你要纯粹又有多难，要让自己维系在那个纯粹的状态更难，可是五十年来他每天都可以让自己有两个钟头那么纯粹。这也说明了他的生活状态为什么是那样的：隔绝不必要的社交活动，只用传真机，戒掉音乐和电影……我第一次进入他家，我想象一个大文豪的家应该比较像杨牧或者余光中的家，四面墙壁都是书柜。但我第一次进入他家时也是傻了，所谓的“家无长物”就是这样。
他是一个很可爱的老先生，我拍他访问的时候，他也特别装饰了一下那个空白的墙面。他家没有书柜，他的书都是用白色的、半透明的塑胶收藏箱，靠着墙堆。他的生活是一直在舍弃，只为让自己更简单更纯粹，而所有的简单和纯粹都为了每天那两个钟头的爆发，要十足的、百分之百的爆发。拍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想任何一个创作者都会向往让自己可以有那种很纯粹的状态。
东方早报：片中有一个线索很特别，是厨房中的一个勺子。
林靖杰：对，那个“线索”很可爱，又不意外。王文兴比较可贵的是所谓现代主义的精神，他从青少年一直维持到现在。我在拍他的期间，常常觉得他像青少年，这个世界对他还是新的、这个世界还没有长茧，我们还不需要去角质，他保持这样的鲜活度，没有被太多外在的物质覆盖，他的创作的心还是一种鲜活的，像个青少年一样的生命状态。他太太说他最喜欢杜尚的小便池，所以你就很清楚的知道王文兴是这样一个人。
有一种说法，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信仰社会主义，到了中年之后就变“雅皮”，很多美国的嬉皮常这样被取笑。套用过来说艺术家，年轻的时候信仰现代主义、信仰前卫艺术，然后年纪大了就不一定是那样，但是王文兴永远都是那个样子。
东方早报：内心有一个小孩一直在那边，永远没有被世界改变。
林靖杰：对，你可以想象仿佛他高中的时候刚接触现代艺术，刚看到杜尚的小便池时有多么得开心。现在七十几岁了，在厨房的墙面上挂一把勺子他也可以那么开心。
｜原载于东早的文化专题
｜编辑：赵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