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每一个角色，如果希望通过人物来建构剧情，在《盲视》中，必然会是失意之举。关于时间、空间、剧情的剪辑与构筑的精妙，《盲视》已被交口称赞。既敲断真实叙事的连续性，又无缝地将虚构接驳，我们看到了电影“训练”观众的另一种可能，复杂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讲故事的人。
一个盲人的世界，她到底在乎的是“看”到什么，还是“想”到什么呢？以“盲”作为电影的客体—— 讲述盲女Ingrid的故事，又以“盲”作为主体 —— 盲女Ingrid讲述了臆想中的故事。这种选择是故意增加了影片叙述的难度，让剧情更复杂混乱、迷离不清。
在劳拉.穆维(Laura Mulvey)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中，她提出了“窥淫癖”（scopophilia）的观点，“窥淫”指的是出自观看的性愉悦。个体具有一种想要观看他人的性欲本能，而这种意识集中的观看可以引起特殊的欲望和满足。男性的凝视（Male Gaze）带来视觉的快感（ Visual Pleasure），女性的角色担当承担凝视的对象。
但在本片中，女性作为主角，尽管在视觉画面上仍然展示了“裸露癖”的责任，但因为想象的加入，女主角Ingrid通过创作故事而拥有了“凝视”的能力，这种能力决定剧目中的男性角色看见什么，不能看什么。但这种主动选择，是否就能躲避男性欲望的投射与侵蚀？失明的世界，到底是更好还是更坏，是缺陷还是创伤，是一种无能的惊喜，还是一场关于想像与现实的博弈？
影片从说明想像的技巧为开端，失明的女主角Ingrid重申，记忆会模糊，会衰退，需要用想像来训练，来创造。在她所创作的故事里，辫子男Einar是个性瘾成癖的独居男子，靠黄色录像发泄欲望，与真实世界的女性产生距离。如果目盲是将Ingrid与现实世界隔离的物理原因，那么辫子男作为与其对立的身份－男性，相反的生理设置－强壮、健康的，而出现在故事里，则是她最直观的心理投射，对自身缺失的需索及渴求。
大楼里的窗户，是连接本剧虚拟与幻觉的开始。眼睛经常被喻为心灵的窗户，窗户也是窥淫癖这个行为的最好日常通道。这些都是与“目盲”这个主题紧紧相连通过窗户，主人的生活轨迹被一览无余。辫子男也通过窗户开始窥视Elin ── Ingrid所创作的“女主角”。影片随Ingrid想象的故事继续发展，Elin与女儿的对话值得玩味，不希望女儿察觉自己的孤单，于是编造老朋友来访的谎言，但当女儿深入询问下去，如朋友的名字，职业等，Elin开始慌张失措。这也恰恰验证了影片开端所讲的“越多关于细节的想象，才能让想象变得更真实。” 想象不可能空穴来风，它一定是基于我们的记忆、现实再创作，每一次从女主角的故事回归到现实时，我们就会得知，她的职业，所看的综艺节目，正在听的音乐，甚至是手中的红酒，都成为了臆想故事里的元素。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写道：“欲望已变成了记忆。”当现实与记忆有差池，欲望便受到了最无奈的阻隔。Ingrid对辫子男的描述是，“互联网无法让他体会触摸那些胴体的感觉，抑或是被触摸的感觉”。 这也抒发了Ingrid的焦虑，其实恰恰来源于她的记忆。因现实的变迁（新公寓，新环境），记忆变得不可信，不可靠，每一次都需得到第三方的确认，才能继续前行。于是想象成为了一处避难所，她可以突破边界，随意擅改。另一方面，当丈夫Morten向她介绍自己的建筑模型时，当她拒绝参加他的庆祝派对，我们又能看到，想象带给了她新的恐惧——未知。
这种游走在主／客体之间的影像逻辑，话语的多样性，叙事的结构让建立在性别差异的文化定义变得不可界定，这无疑是个有野心的尝试。
本片在2014年圣丹斯电影节上获得世界电影单元剧情片的编剧奖，Eskil Vogt在与约阿希姆共同创作《奥斯陆，8月31日》（Oslo, 31. august）时已颇受关注。北欧风格的冷语者，抑郁的孤独美学，在描绘后现代的人物心理挣扎上，Eskil Vogt已驾轻就熟。
但如何将艺术片拍得不“沉闷”，其实是一个比拍商业类型片更大的挑战。电影节作为一个涵盖了观影、评选、明星效应、商业发行，甚至是政治语权的一个多维平台，是调和独立艺术制作与影视产业的特殊渠道。欧洲三大电影节一向钟情艺术电影，但总被诟病其曲高和寡。美国的圣丹斯电影节近年受关注的程度不断攀升，不仅来源于平艺近人的评选模式，设立观众评奖， 另一方面，也一直被称为是艺术导演转换跑道执导主流商业电影的跳板。《盲视》虽然气氛冷峻忧郁，但充满悬念的剧情拼接让人能紧跟其中，而最后的正面结局也让整体的压抑得到缓和，正如剧中Ingrid最后所说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世界，有时是黑暗中的光明倒影。
本文发表于香港电影评论学会
（编辑：Yuruk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