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用我的电影去呈现一段可能被人遗忘的历史，而且除了呈现给别人，我还要表明我的态度，我就是要真实地对待历史……”
2016年11月15日晚，第四届德国电影节荣誉主席，奥斯卡获奖导演佛罗瑞·加仑伯格、四川大学教授易丹和诗人翟永明在白夜进行了名为“影像的历史叙述”的电影对谈。
参展本次电影节的其他几位导演：珂度拉•卡布里茨•珀斯特（Cordula Kablitz-Post、艾琳•菲舍尔（Aline Fischer）、特丽萨•冯•埃尔兹（Theresa von Eltz）、丹尼尔•凯森特（Daniel Carsenty）以及歌德学院院长柯理博士、艺术家何多苓当晚也作为特别嘉宾一同参加了本次活动。
当晚白夜的大堂人多到一度需要“见缝插针”才能坐下来，不过最后还是有许多朋友站着听完了整个对谈。成都商报、成都电视台及其他多家媒体都对本次活动进行了实时报道。腾讯网也对现场进行了网络直播，在线观看人数多达27000人。大家纷纷表示，希望可以接触到更多诸如此类高质量高水平的文化艺术活动，最后在愉快轻松而又不舍的氛围中，活动圆满结束。
整理：谭静 摄影：胥明亮、方明
01，从现在起，成都肯定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
翟永明：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歌德学院的院长柯理博士，还有著名导演佛罗瑞•加仑伯格，来到白夜。大家在网上也看过他的介绍，他拍的电影《拉贝日记》估计大家也非常熟悉。
另外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请来了嘉宾易丹教授，易丹是四川大学文学院影视系的教授，以前是教授比较文学的，他也是国外很多大学的访问学者，同时他也是一位作家，一位编剧，他的编剧作品得过很多奖项。
今晚将会是一个电影和文学的碰撞，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德国电影，在座的年轻朋友也都会有机会与德国导演有互动。 我们都知道加仑伯格为了拍《拉贝日记》，在中国呆了好几年。所以我们把话筒先交给他，听听他对中国的印象，对中国的认识，还有拍《拉贝日记》的一些感想。
佛罗瑞•加仑伯格：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我真是觉得特别的开心，看到来了这么多的对电影感兴趣的朋友，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观众来，所以我想从现在起，成都肯定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鼓掌）
八年前我拍《拉贝日记》的时候，在中国生活了两年，对我来说或者对于德国的电影制片来说这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片子了。就文化合作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我当时也确实是非常深入的体会和了解了另外一种文化。
我拍《拉贝日记》这个想法，是在2006年的时候。我到中国才1个月左右，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宣传部打来的。他们说：我们得知您最近在调查拉贝的一些情况，想拍一部电影。我告诉你，你是不会得到许可的，关于这个历史人物只会拍一部电影，而且将会是由中国导演来拍。
我仍然不愿意放弃，所以我接着就去了南京，在那里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跟馆长进行了交谈，我问他可不可以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存活者。馆长告诉我，如果你没有得到拍片许可，是不可以去采访他们的。我没想到一切是如此的艰难，所以我干脆带着一名翻译就直接上街去采访老人，也许在采访的老人中会遇到南京大屠杀的存活者。结果，当时真的就遇到了一位老人，他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告诉我们他当时就是藏在拉贝家的花园里才存活下来的。这次相遇让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拍这部电影。
我们一年半以后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许可，再之后的合作就极其顺利，这对我来说是一段难忘的拍片经历。我们一共有450名工作人员，其中有400名是中国人，整个工作是非常顺利的，而且这也是一次特别难得的中德文化之间的合作和对话。当时拍片的团体可以说是一个国际纵队，不仅有德国人、中国人，还有美国人、日本人，甚至还有南韩人。所以队伍里必然会出现很多文化上的误解，也有比较大的障碍需要克服，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所有人都非常团结，最后齐心协力地完成了这部电影，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骄傲。我非常感谢中国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机会，还有这部电影里面的女主角张静初，之后我们也成了朋友。
所以通过拍电影这样一个难得的经历，我们是能够跨越民族之间的界线的，然后建立起一个文化沟通的桥梁，我觉得这也是拍电影的意义所在。
翟永明：加仑伯格跟我们分享了拍《拉贝日记》的过程，有很多我们在电影里看不到的故事，这非常有意思。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是关于影像的历史叙述。加仑伯格之前的电影和最近的电影，都是通过影像来描述一些被人遗忘的历史；或者被遮蔽的历史，又或者是不被别人关注的历史，非常特殊的角度。我们听一下易丹教授对这个主题的看法，他也看了《拉贝日记》和加仑伯格导演最新的电影。
易丹：很荣幸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就直接说我想说的话题。加仑伯格的几部电影都跟历史有关系，这是个特点。不过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今天晚上交流的主题是影像的历史叙述？因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中国还是德国，在人类最早的历史时期，有一种文化行为，就是追溯自己的过去。古代人类用自己的歌谣、史诗，后来出现的文字，追溯自己的过去。后来是历史书写，是小说，其他等等。
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出现以后，我个人认为，这种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电影这样一种叙述艺术对历史叙述的改造特别明显或者说冲击特别明显。
所以我看《拉贝日记》，包括《尊严殖民地》，我是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它符合我对历史的挖掘和对历史叙述认定的一种责任感，是电影这种强大叙述方式应该有的责任感。
佛罗瑞•加仑伯格：您的这一点体会让我觉得非常高兴，因为我拍这几部电影，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要把不大为人知的或者已经被人所淡忘的历史重新挖掘出来，尤其是要展现当时那些受过很多痛苦的人们的经历，让他们重新赢得尊重和缅怀。
我觉得我们作为电影导演或者作为制片人，不应该忘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电影是综合艺术，它结合画面、表演艺术以及音乐，所以电影实际上是一种特别强有力的艺术形式，我们通过电影能够震撼到很多人。我认为这是电影工作者不应该忘记的一点。
02，我就是要真实地对待历史
翟永明：刚才加仑伯格导演跟我们讲到他对电影的看法和他拍电影的宗旨，他自己在电影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这次第四届德国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尊严殖民地》，就是加仑伯格导演最新的电影，也是描述一段被别人淡忘的历史，或者说被遮蔽的一段历史，同时它是非常令人震撼的一段历史。如果没有这部电影，我们也许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复杂黑暗的空间。
就像易丹教授说的一样，现在这个时代，用影像可以更真切地让我们感受到一部作品，跟过去通过文学作品、诗歌作品来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也许更有代入感和感同身受。
我看《尊严殖民地》的时候也非常震惊。我们先请加仑伯格导演跟我们简单描述一下这个电影的内容，然后我们会放一些短的片断，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到电影院去看完整的电影，因为真正的电影应该在电影院里面看的。
佛罗瑞•加仑伯格：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973年在智利发生的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当时智利正好发生了皮诺切特政变。电影主要讲述了当时的一个宗教团体，他们是怎样和皮诺切特托政府合作的。
皮诺切特政府迫害了当地的很多德国人，把他们扔进了监狱。影片里面讲述的这一对德国恋人，其中的男子就是被抓走了，他的恋人冒着生命危险跟宗教团体合作，最后让她的恋人终于得救。最后结局是怎样的我就不全讲了，我们会在院线放映这部片子。
现在我给大家展示其中的一个片段，在此之前还想补充一句，电影里面所展示的德国宗教的邪教组织他们当时和智利政府合作所犯下的罪行一直都被德国外交部长时间地掩盖和隐藏着。所以我拍了这部电影以后也在德国造成很大的轰动，大家也由此开始对这段被掩盖（或遗忘）历史进行了重新梳理。
翟永明：这是一部非常深度，但又非常吸引人的电影。在这里不能把电影全部展示给大家，大家可能也不太熟悉这个电影表现的那一段历史。你们在看了电影之后，就会对这一段历史更了解，也许更进一步会去查看资料，去了解在智利和德国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段历史。
刚才易丹教授讲到影像重现历史的时候，比文字更有力量，我也特别有感受。因为电影里面的阿连德总统，也就是被军政府推下台的那位智利总统。他的侄女是作家，她曾经就这段历史写过一篇著名的小说叫《爱情和阴影》，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人都看过，但是文字的冲击力量不如影像，它能把历史震撼（或恐怖）的程度，直接带到你的眼前，让你不寒而栗。
我们听听加仑伯格拍这部电影的初衷，包括他对电影里要表达的历史叙述的看法。
佛罗瑞•加仑伯格：我拍电影的初衷就是因为电影里面所讲述的不公平的情况。我觉得有一些人他们因为不公平而受到很大的苦难，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尊重，这就相当于让他们第二次承受痛苦，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我这部电影的制作方式也是特别面向年轻人的，我特别希望能够吸引年轻的观众，因为他们可能不会自发地对1973年的这一段历史感兴趣，所以我的电影就要制作得特别扣人心弦，也就是通过一种激发大家情感的方式，让大家从情感上对主人公的命运和他们的遭遇有一种认同感，从而能够启发大家去愿意了解和知晓这一段历史。
你刚才讲到影像的手段比文字更有打动人的力量，就这一点我也认为，因为我们刚才在影片里能够看见主人公，所以能够引发我们的认同感，就是这样一种情感上的传染力，我觉得能够很大程度上建立起一个桥梁，让我们更愿意去感同身受这一段已经过去的历史。
我在这部电影里还希望表达的是，在我们的片段中没有办法展现德国殖民地或者邪教组织的统帅是怎样极其凶恶的人，在这个组织里的人，他们因为自己需要得到庇护而让一些完全没有抵御能力的人绝对地服从他。所以我通过电影，也就是非常直观的方式，让大家能够体会或者感受到，好像自己有亲身经历一样。
如果我们或者是今天的年轻人只是盲目地遵从某一位首领，遵从他的一种想法，用很简单的办法来试图解决实际上非常复杂的情况，这是极其危险的，而且有可能导致灾难，所以我这个电影很大程度上确实是针对年轻观众制作的。
易丹：我补充两点。我有一点感慨，我们刚才看到的片断大概有7-8分钟，但是实际上如果说大家去想象，用文字来描述这一段看到的东西，场景、人物的反应、人物的衣着，包括建筑、枪支、车辆，你会花相当多的笔墨才能准确再现出来。所以，影像加声音加演员的表演所带来的冲击力是非常强大的，这是我想补充的第一点。
我想补充的第二点是，既然我们用电影这一种强大形式去讲述历史，那真的就需要有责任心，需要有一种责任，所以我特别赞赏加仑伯格拍这两部电影的立场：就是我要用我的电影去呈现一段可能被人遗忘的历史，而且除了呈现给别人，我还要表明我的态度，我就是要真实地对待历史，而且我要让世人知道在这段历史中曾经有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人，我特别感动。
可能现在中国的很多年轻观众看到的戏说历史的东西特别多，娱乐至上。当然我不反对娱乐，娱乐也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些态度非常珍贵，我觉得电影就需要这种态度，特别是在面对历史的问题的时候。
翟永明：我觉得易丹教授说的也是我想说的，我也特别感动加仑伯格刚才说的那一段话，和他拍电影的立场和角度。加仑伯格导演最后说那一段格外重要，对年轻人来讲，他拍这个电影，是希望你们能够看到那一段历史。
年轻人比较容易受到煽动，比较容易被带进某一个虚假的、表面很正确的幻像中，所以对你们来说，可能看完了这个电影会对自己内心有一个很大的震撼：也就是不能很简单地看待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历史。
03，电影是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
翟永明：刚才我们谈到影像比文字更有力量来展现历史。但是，作为影像来说，毕竟它也有局限性，它的局限性就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来展现历史的时候，可能很难作到非常深入细致，或者不能够那么广泛地去展开整个历史的视角，这可能是影像的一个局限。
文字和影像，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互相补充的关系。易丹教授除了是影视专业教授之外，也是编剧，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作为编剧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易丹：是的，你讲得非常好。我也认为，文字在很多时候可能比不上电影这种综合艺术的冲击力，但是毕竟一部电影的时间长度有限，而且采取的呈现形式不可能过多的深入到人物、场景、性格、心理，更不用说复杂的历史环境、历史语境。
所以我自己做编剧，写剧本的时候，其实文字是放在一边的，文字是没有更深意义的，因为文字是为了最终呈现出镜头，呈现出场面，由导演演绎出来放给观众看。
但是当不用去写剧本，而是去写其他文本的时候，文字的力量和魅力就展现出来了。
佛罗瑞•加仑伯格：我也赞成您刚才说的这一点，我想补充的是文字可能有更深的一种影响力。为什么呢？比如如果我说这个女孩穿着一条红裙子，可能我们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每个人会有他设想的红裙子的样子，但是如果是电影的话，这个红裙子的样子或者是颜色已经是设定在那里了。
所以电影是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不像我们读文字需要更多自己的想象力，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进行一切想象的创作。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文字因为更多需要我们加以创作，所以和内心的关联会更深一些。
04，我希望强调的就是女性的强大
翟永明：不管怎么说，电影还是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和最有冲击力的综合艺术门类，我们大家都会被电影吸引。我除了写作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电影。在今天电影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所以，通过电影来描述历史场景，也有它无法替代的力量。
从电影描述历史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有一个真实成分和虚构成分在里边，毕竟它不是纪录片，是故事片，剧情片，这里边就有一个真实和虚构的关系，中间有一个平衡点。我很想问一下加仑伯格导演，《尊严殖民地》里（这是我的猜想），可能男主角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也可能女主角是虚构的人物，是这样吗？
佛罗瑞•加仑伯格：你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像你刚才说的这是一个故事片而不是纪录片。所以作为导演我一直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就是多大程度上我可以为了剧情的处理把它制作得更扣人心弦，另外一方面又尽量保证不去伪造历史。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亲身了解历史到底是怎样的，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了解历史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就根本不可能去讲述它，所以我花了四年的时间，去了智利很多次，也去殖民地地区，来深入了解当时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就您刚才说的真相或者真实的问题，就这一点来说电影制作本身当然是虚构的，是演员在演，还有所有的布局，这些都是我们在模仿过去的历史，所以它都是虚构的。但是这个虚构之中有一种品质，就是能够促使观众从中看到真相，而这种真相就意味着我们能够比较公正地去对待这一段历史中被遗忘而且曾经遭受痛苦的人。
具体说到电影中的两个人物，实际上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我当时去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调查出来的，也就是真实的细节，就是说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发生过的，只不过不是以这种方式，我们把不同人所经历的不同细节集中在了两个虚构的人物身上。
关于历史的真相，实际上《拉贝日记》这部电影引起了更大的争论，我们知道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一直是争论的问题。我的基本做法是以我所认为的真实的看法去关照历史，然后尽量以非常真实的态度去呈现历史。所以直到今天我还会收到日本研究历史的教授写来的恐吓信，认为我玷污了日本的历史。
易丹：我也有一个问题。这个电影里边男女主人公是虚构出来的两个人物，经历的事情是真实的，但是电影的叙事模式，构建这个故事的模式跟我们以往看到的很多历险、救人、越狱的电影有所不同。
我们知道很多电影里边英雄救美的英雄一定是男的，或者说绝大部分是男的，我想问加仑伯格导演，当时制作这个片子的时候有没有故意想反过来的意思，而且女演员是爱玛•沃森。
佛罗瑞•加仑伯格：我想这也是我能争取到这位大牌演员来演的原因，因为不再是王子救公主的传统模式，而是公主能够救王子。大家知道在欧洲英雄救美人的故事，很多是杀死一条龙，当然在中国文化里边一条龙被杀死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位女演员她也非常喜欢这个角色，因为这也非常符合她所坚信的妇女的权利，包括解放。
另外我在影片里非常希望强调的就是女性的强大或者伟大，和男性的是截然不同的，男性的强大可能是身体的力量，但是女性的强大它可能是一种内在的坚信力。
大家也会在影片中会看到，殖民地是非常压迫女性的，而且在那里主要是暴力起主宰性的作用，所以我在影片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这两种原则有一个对峙或者说碰撞，也就是女性的一种非常明亮的强大和男性的一种非常阴暗的强大，让他们呈一种对峙的状态。
而且我个人实际上也认为，我们当今的世界需要更多的女性原则，因为男性的原则是一种权力的原则，他们会认为只要是我可以做的、我想做的，我就不用对自己设任何的限制，这实际上是一种绝对权力。
05，Q&A
翟永明：很高兴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最后从一个男士的嘴里问了出来，也很高兴我想听到的回答也能从一位男士口里说出来，加仑伯格导演的回答让我非常满意。
今天我们谈得非常好，实际上，这部电影在表达历史题材的真实和虚构之间平衡得非常好，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只谈历史的学术电影，里面的故事非常扣人心弦的。时间关系，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现在有朋友想要提问的可以举手.
Q、加仑伯格导演你好，我是一名来自中国陕西西安的导演。我今天晚上专门从西安飞过来的。很多年前我看过你的作品，您的制作手法我非常欣赏，非常喜欢。我想问，像上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不受官方喜欢的，你是如何拿到投资完成你这个电影的？
佛罗瑞•加仑伯格：我承认当时从资金上找来源不容易，但是另一方面来讲，拍片成本很大一部分是国家资助的，就是国家设立的电影拍摄基金，由此得到的资助。这部片子是四个国家的合作:中国、德国、英国、法国，资金是来自这四个国家的，但是最大的一部分是来自德国。
我觉得也许是我们在德国生活的一个品质之一吧，就是尽管这部电影揭示了德国历史上的一个伤疤，德国外交部的一个耻辱，但是这部电影还是得到了官方的赞助，而且外交部也展示了这部影片，德国总统还带着我去了智利，在那里展演这部影片。
我认为我们作为电影的导演和制片者是负有社会责任的，就是我们既然在讲述历史或者讲述故事，那么我们就应该去讲述一些人们可能一开始就觉得非常难以接受、难以消化的内容或主题，因为历史过去是怎样的这关乎我们自身的定位。
我们知道从何而来，真正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认清自己，也就是我们不光是历史的产物，我们同时也更应该自觉地梳理历史。我拍这部片子确实也挺艰辛的，花费了六年的工夫，
所以就此而言，我也鼓励您一定要拍好关于中国历史的影片，这一定会有助于您的国家。既然您今天能够不辞辛苦从西安赶到这里来，您一定能更好地拍好关于中国历史的影片。
Q、加仑伯格导演你好，刚才我注意到您说有一句话，忘记历史等于二次的伤害，同时还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时间是医治一切伤害的良药。我想问的问题是，对于德国人这样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而言，你们是怎么从反思历史，在重新梳理历史当中找到医治的。谢谢。
佛罗瑞•加仑伯格：您刚才提的问题非常有意思，您说时间能够治疗一切，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神奇”的手法，就是说我不认为时间可以自动医疗一切，而是因为有了时间的距离，我们可以和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和这一段历史，从心理上拉开一段距离，从而有了梳理历史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内心有了一种自由的空间去研究历史。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不是说时间医治了一切，一切就已经过去了，比如说德国人所承负的历史罪责是应该不断进行反思的，这必须是持续不断的，而且不可以终止进程，不管我们是创作电影，还是说我们是艺术家、文学家，这都是我们应该不懈坚持的追求，而且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不断打破话题上的禁区，才能导致我们不忘却历史。
还有一点，我觉得尽管去梳理历史、去挖掘历史可能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它同时也可以给我们内心带来一种解放，就是说我们通过揭开这一段历史，让它不再处于一种隐藏的状态，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认清自己。
所以我认为，没有任何生活可以放过错误或者罪责，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对待已经犯过的错误或者已经有过的历史，不是隐而不谈或者掩藏的方式，而是能够把集体的罪责自己也承担起来，我觉得这是人成熟或者说作为一个成年人非常重要的标志，也就是我们要把民族的罪责通过一种非常具有创造力的方式呈现出来，然后进行一种梳理。
Q、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加仑伯格导演和易丹教授，最近一部新电影上映，采用120帧每秒的拍摄，我想问一下导演，高帧率的拍摄会不会影响电影的叙事和创作，高帧率电影会不会是以后电影发展的主流，你以后会不会采用这种方式创作呢？
佛罗瑞•加仑伯格：我不是一位技术至上者，我认为所有的技术手段应该服务于内容，如果我们讲一个故事能够用一种很古老的相机拍摄就能讲述得很好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用最新的技术手段。
所以最终起关键性作用或者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我们要讲述的故事，而不是某一种技术手段，技术手段应该是服务于我们要讲述的电影内容。
易丹：我同意你的说法的一半。我也认为技术手段是服务于内容的。不过，因为电影是一个特殊的技术手段，是一种特殊的艺术，电影的诞生就跟技术进步有关系，所以技术手段很重要。
我也看了这个片子，不过成都没有120帧的，我看的是60帧。我的感受是，也许以后有导演会用这种方法去拍出好的电影，但是我个人认为，这部电影还没有达到我的期待。我想他可能也是在试验，因为一个新的技术出来，一个导演，包括摄影，包括其他艺术类别的合作还需要探索，怎么在这种新技术手段下达到最好的效果，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Q、加仑伯格导演你好，不好意思，我真的没有看过您的电影，但很想和您对话。从您刚才的话语中我听出，您作为德意志民族的人承担了集体的东西，我很奇怪为什么你承担了一种集体的罪责感？我很好奇，您拍智利和中国的历史故事，甚至还拍过其他更小国家的故事，您为什么不去深究德意志民族，包括多次战争以后的国内政治，他们也有着本身民族的创伤，您为什么没有对这种民族创伤作回应，因为我知道历史回应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个人和集体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的问题。
佛罗瑞•加仑伯格：我先回答您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两个电影实际上都是关于德国历史的。我们讲到拉贝，它反映的是1937年当时一个德国人非常典型的境遇或者说他的体验，或者说生命历程，所以是直接关系到德国历史的，其中同时也涉及了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第二个关于智利的片子也是直接关系到德国的一段历史，德国人的历史。
您刚才说的，如果说我要肩负着一种民族的集体的罪责的话，那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的双肩扛不起这么重的罪责。
我想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我对电影导演职责的理解：如果把一个民族看做一个躯体的话，那么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时时刻刻保持这个躯体的清洁卫生，清洁卫生可能是生理上的、心理上的，我们必须不断做这样的“任务”。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在不断做清洁的工作。我们拍摄的影片涉及的主题可能是让人们常常觉得不舒服的，但实际上我们通过不否认历史，们才能够慢慢真正从内心克服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自定义为“灵魂的清洁工”，也就是说我们要尽量保持民族躯体的清洁，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一个肮脏的身体可能就会生病，就会造成很大的危险。
Q、加仑伯格导演你好，我是梦想从事影视的一名中文系学生，你刚刚提到《拉贝日记》制作过程中，制作团队是由各国人员组成的：中国人、日本人、德国人等。我想说，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知道制作艺术作品需要全球共同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导演，如果您遇到您的团队在文化、价值观、民族观上有冲突的话，你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佛罗瑞•加仑伯格：你说的这种矛盾在这次拍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出现，我们当时更多体会的是语言上的障碍，比如说我们有韩国的演员，但是因为我们没有韩语和德语直接的翻译在场，所以我就不得不将我的语言翻译成汉语，汉语再翻译成韩语，可能最后他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我作为导演，在这个国际纵队里边更多体会的是各国演员不同的性格，比如说我觉得最应该表扬的是日本演员，他们非常听话，导演叫怎么做就怎么做，德国演员是最不听话的，经常跟我捣乱。
因为我注意到了所有演员不同的个性或者特色，所以我发现他们各有优点和缺点：日本演员非常听话，要调动他们很容易；德国演员心不在焉，他们经常捣乱，但是他们经常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点子，还有就是中国演员非常的积极，非常的努力，确实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所以我通过这样一个国际合作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您刚才说到怎么样调解矛盾，我想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重彼此的文化，作为导演，我就像幼儿园园长，其余人都像幼儿园的小孩，所以当你有了这种心态后你就知道怎么样对待这个问题了。
翟永明：谢谢大家，今天的讨论非常精彩。白夜今天也跟腾讯网合作，直播了我们的活动，在线观看的人数有27000人。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数字，再次说明电影的吸引力。再次感谢大家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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