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打算在西山拍摄《生命是个奇迹》的库斯图里察，在看到贝尔格莱德远郊的一处山坡时，立即决定在这里建造一个木头小镇，这也成了影片《给我承诺》的主要拍摄地。对于这个风大的山丘，当地人选择它作为居住地都避之不及，库斯图里察却汲取了兹拉提波、西山、波士尼亚边境村落的建筑特特点，在山坡上建起了木头镇。这些历史大多在80-120年的建筑，是塞尔维亚历史的物理表征，它们目睹了整个塞尔维亚民族的熙攘变动，以印刻在自己身上的历史标记成为了塞尔维亚文化的空间投影，而以这座小镇为地标所拍摄的影片《给我承诺》则以一种近乎童话式的happyending呼应了小镇的理想主义式功能，用库斯图里察的话来说就是：“我要用建造小镇，来打造一部永不停歇的电影”。
《给我承诺》的故事似乎比库斯图里察之前的任何一部影片都要正面积极、热情洋溢。这是一个发生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绿野仙踪式的故事。 若要追溯，这段孩童完成爷爷遗愿的搞笑之旅，甚至可以回归到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的12项不可能任务”的传说里——通过任务，完成成长，走向成人世界。讲述成长的故事从处女作《你知道多莉·贝尔吗？》就一直是库斯图里察电影的主题。这些多有经典神话和文艺复兴时期故事原型的作品，被搭载上巴尔干半岛居民独有的疯癫性格与狂欢气质，以家庭关系为矛盾起点，再以家庭关系的弥合为矛盾终结点。这让库斯图里察的故事既具备了个体隐秘的私人记忆，又带有历史阴霾下的群体伤痛体验。在《给我承诺》的故事里，男孩特桑纳的父母是缺席的，只有12岁的他和自己的爷爷生活在贝尔格莱德的偏远乡村中，也就是库斯图里察建立起来的那个木头小镇。这个原本并不存在的小镇，在电影中是一片应允所有可能发生的神奇土地。木头镇既是男孩特桑纳的故乡，也是饱受磨难的南斯拉夫人那既存在于记忆与文化中、又消隐在世界版图上的故乡幻景。
影片中，爷爷告诉特桑纳自己快要老死，必须看到孙子完成遗愿才能安心离世。如果说“卖掉家中的奶牛切维特卡”、“用卖牛的钱买幅圣尼古拉的画像”的遗愿虽然黑色幽默但还勉强正常，那“娶到妻子回家”的遗愿对只有12岁的特桑纳来说几乎就是闹剧。但这种“闹剧的真实发生”，正是库斯图里察电影，尤其是《给我承诺》的最大魅力。从某种程度上说，《给我承诺》甚至比《地下》更为优秀，因为它抛弃了那种带有粉饰和讨巧可能的政治非难，以更加童真的口气来讲诉成长的主题，反而是迈出了更加成熟的一步。进城的特桑纳从身处于前现代、未开化的乡村走向现代化、商品经济化的城市，也因此贸然走进了成人世界的游戏场所。在一开始，他对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无所适从：奶牛被抢走，打碎圣像，黑帮强迫喜欢的女孩嘉斯娜去做妓女。即便是最简单的遗愿，似乎也走向了背反的方向。这样的故事情节是建立在“不可能完成任务”矛盾基础之上的，在荒诞的同时也极富戏剧张力。正是因为情节发展的“不可能”被预设，“可能”的最终实现才因此具有了最大程度的喜剧功效。这种戏剧结构的设置还不仅仅可以为喜剧服务，在库斯图里察最负盛名的政治电影《地下》中，也有着类似的运用。《地下》中被关在黑暗中长达数年的群众，在地窖中举行的怪诞婚礼，是库斯图里察式的异曲同工。而在《给我承诺》里，或许是由于褪去了政治隐喻的外衣，喜剧与荒诞的元素反而显得更加纯粹，甚至体现出了远超《地下》的效果。
我们完全无需担心特桑纳的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库斯图里察在这里兑现了他所说过的话——“艺术是人类存在的理想方式，可惜这些规则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但我还是坚信不移”。电影成为库斯图里察书写理想生活的方式，亦或是理想解决方式的通道；而《给我承诺》中的木头镇，也成为承诺兑现的最终场所。在别人的帮助下，特桑纳抢回了奶牛、修复了画像、也让年纪大自己好几岁的嘉斯娜爱上了自己。所以故事的最后，特桑纳牵着身穿红色吊带的嘉斯娜奔向爷爷的场景，必然要发生在木头镇当中。这个段落所体现出的纯情主义与理想主义，与一系列着力于展现南斯拉夫伤痛史的电影一起，构成了南斯拉夫电影的多面体。这不仅仅是库斯图里察所需要的，也是整个巴尔干半岛男孩们在走向成熟时所需要的——对世界展现自己不同的历史形象与自我形象。这是经历战火之后的塞尔维亚人，寻找自我定义的途径之一：不仅仅书写伤痛。
当然，《给我承诺》依然是相当库斯图里察式的，他所最长擅长的那些癫狂的、戏谑的、荒诞的元素在片中随处可见。爷爷和孙子都使用滑轮升降绳来捕获女性芳心，一定会存在的混乱婚礼，被强行灌氧气而漂浮在屋顶的真人气球，聚众群殴黑帮老大并钳掉其睾丸的恶趣味报复手段。于1986年加入“无烟地带”乐队并担任贝斯手的库斯图里察，早年听俄罗斯古典音乐，传统音乐对他的影响贯穿在他所有电影作品的配乐中。《给我承诺》中大量使用的弹拨乐器带有强烈的巴尔干半岛风情，对教堂赞美诗的使用则导向与主题相匹配的“净化作用”。这些音乐与上述的情节模式、戏谑元素、影片节奏一起，构成了库斯图里察电影标签式的外化言语体系。而在内化的层面上，库斯图里察并没有变过。
《给我承诺》的优秀之处在于，库斯图里察在讲述相似的故事时，却从来没有重复过自己。《给我承诺》不仅在故事设计上，以“任务既定”亦或是“结果前置”的形式来推动叙事。它还在任务完成的伴随结果——成长的意义与代价上，比前作走得更远。它提供了一种带有呵护感的教育成长模式，一切矛盾终会得到解决，恶人必定受到惩罚。这个完美世界并不会用成人的残酷规则去摧毁少年那纯真的价值观。这种守信者必有好归宿的标准带着几分弗兰克·卡普拉式的悲悯感。但当黄金时代过去，历史进入后现代多元物欲洪流的当下，这种悯怀实在是难能可贵。也只有在看到《给我承诺》的结尾处时，我们才更能够理解，库斯图里察为何不惜扩宽55平方公尺的河流区域，在迎风的高坡上生生建造出这座不存在的小镇，来做这个巨大的社会实验。
而如今，木头镇已经成为贝尔格莱德电影文化的中心之一，它几乎是整个巴尔干半岛地区唯一能以门票自给自足的游览地。吉姆·贾木许、约翰尼·德普都在小镇铸有雕像，超过500名电影学子每年都前来参与库斯腾多夫电影文化与音乐节，他们是文化丰收的赢家。库斯图里察毫无疑问如他所说，实践着自己打造体系之外地域的人生课题，“选择住在木头镇，完全符合我对自由与自治的认知”，他成功地营造出了一种电影文化良性交流的环境。小镇所提供的意义，在电影拍摄地之外，还成为了一种文化自治的实践场所，电影的自由意志得以在这个远离城市的乌托邦之地实现。这也同《给我承诺》中那个小镇构成了微妙的共同体关系。库斯图里察不仅想要在电影中构建理想的应许之地，还想在现实生活中，将自己的人生也变成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