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拍的家庭与社会，并非局限于台北人，或中国人，也拍出了人类共有的困惑和失落。
2016年12月3日星期六
片名：一一
导演：杨德昌
南京，家
好的观众也是创造者，对于好的电影而言尤其是。
今天我看《一一》，和第一遍看时感受是不一样的，和杨德昌去世后的次年（08年）在香港坐在戏院里看也是不一样的。在这十五六年间，看过很多遍《一一》，我会发现自己感动来得越来越早。现在只要看到第二个镜头，一群参加婚宴的人在阳光里远远地面向镜头、也面向我走过来，和着淡淡的配乐，就快要泪眼婆娑了。因为我已然知道他们的故事，我知道他们将要经历挫败和狼狈，将要发现内心的孤独。
如此种种，观影的记忆，生活的经历，都叠加在这部定了型的作品里。每看一遍，实际上我们在看一部新的《一一》，导演是杨德昌和自己。
前不久家里来了一位法国客人，我们叫他老欧。他和他的中国太太YY来南京前，就告诉我他们想一道看《一一》。之后，我很好奇法国人怎么看这部东方电影，一直没问，因为语言问题。要写这篇日志前，我特意微信给YY，请她帮我问问老欧的看法。
于是，早上他们在去菜场的路上做了一番交流。YY转译给我。
老欧说：
“电影中的人物像是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挣扎着，好比在自己的透明泡泡里，面对自己的困惑和问题，其实别人帮不了什么，虽然角色有着互动和关联，但其实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老欧曾就读法国最好的一所理工科大学，现在是一家法国公司在香港的高管。尽管专业与工作都与电影无关，但他第一次看，就看得非常准确。
杨德昌拍的家庭与社会，并非局限于台北人，或中国人，也拍出了人类共有的困惑和失落。原来大家都是懂的。
就像美国人约翰·安德森写的评论文章的结尾：
“导演说出了人们心中的这种未言明的，甚至是未察觉的愿望，因而在情感上激起了众多观众的共鸣。这也是为什么人们看了《一一》会啜泣，也许以后也会的原因。”（《杨德昌》，复旦大学出版社）
对于《一一》的评论实在太多了。除了电影分析，人们还在不同的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投影。最近几次看，我都会特别注意这部电影里NJ家庭之外的“其他人”，比如NJ的合伙人兼老朋友大大是一个让我难忘的角色。他在婚宴期间坐电梯下楼的戏让人有点“百看不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记得这个喜剧人物当时有句词说“我刚才下来要干什么的？”
NJ回家翻抽屉，也突然喃喃问自己，我回来要拿什么？有时我觉得这个电影也是从“我们好像都忘了什么……”开始的。
我记得老欧看完《一一》之后，问我这个片名有什么意思。众说纷纭。杨德昌也有自己的说法。大家都认同“一”是最简单的意思。每个人是很简单的，但1+1就开始变得无比复杂。
但从“一一”这个名字，我倒想起前一阵子参加的一个电影活动。现场放《机械姬》，其中的男主和女主人造人之间有几句对白，大意是男主问人造人“你多大”，人造人答“一（one）”，又问“一年？还是一天？”，人造人又答“就是一（Just One）”。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哪怕它的思维、甚至情感都能最终完全模拟人类，但它是永远不会获得对“时间”的心理感知的。我们人类的一切感伤最终的根源都是来自时间。出生到死亡之间，相爱到别离之间，我们可能什么都抓不住。
洋洋最后说，他七岁，“他觉得他也老了”。但是在电影里洋洋会永远是七岁。而看电影的我们在时间之河里百感交集。我们感到一些无能为力的东西。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坐在阳光洒进来的客厅里，看着那群参加婚宴的人在阳光里远远地面向镜头、也面向我走过来，我仍然会情不自禁的泪眼婆娑的另一个原因吧。
杨德昌想“告诉我们不知道的，给我们看我们看不见的。”他留下了他的电影，并将它交给了时间。他告诉我们不该忘了的是什么。
我又看了一遍，仍然觉得《一一》真是一部“何其温暖”的电影。它能向我们诚恳地说出人生的真相，同时又能如此沉静地陪伴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