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戈达尔看作永远时髦的电影青年，一个有品味的朋友。”
2016年12月8日 星期四
片名：蔑视
导演：戈达尔
上海，酒店
在特吕弗的《日以作夜》中，他亲自扮演的导演在电影里告诉扮演演员的让－皮埃尔·李奥说：“电影的行进就像火车一样。电影比生命还要和谐……个人问题无关紧要，电影已经控制一切。”
戈达尔埋怨特吕弗“完全听任电影的摆布”他给特吕弗写信说：“你说电影就像在黑夜里开火车。那么究竟谁是乘客呢？他又得到了什么等级的座位呢？谁又是开火车的人呢，特别是当老板的眼线站在身旁的时候？他们也在制造电影列车。”
1963年的《蔑视》，也许可以诠释戈达尔的这段诘问。所有关于拍电影的电影，都应是作者对电影创作本身的质疑和忏悔。
《蔑视》是一定要在宽银幕上看的，而我在旅店里只能怀着歉意用电脑屏幕来看。因为没有合适的中文字幕，我甚至是“裸看”了一遍。我发现，更能聚焦在摄影机的移动，色彩，对白的语调（虽然我听不懂法语），以及不断重复的旋律。当被涂抹了色彩的希腊雕像出现在空中，乐曲响起，就会被唤起一种悲不自胜的情绪。
戈达尔的电影对于我来说，永远是一个迷宫。每次进入这个迷宫，我都喜不自胜，如同站在山洞前的阿里巴巴。诗一般的对白，勇敢的颜色，自由的剪辑，存在主义式的人物命运，对电影本质的探寻，不断涌现的文学和哲学文本——老实说，这些都让我深感迷恋。我将戈达尔看作永远时髦的电影青年，一个有品味的朋友。
观影计划的第一周我选择的全部是“关于电影的电影”，没想到晚上在“海上影展”看到金马奖最佳的《八月》，亦有迷影成分，真是惊喜。这是我第一次看这部影片，它是如此清澈、细腻、饱满，感人至深。
电影开始之后，我们看见了国企改制时期发生在集体住宅小区的往事。一个逐渐黯淡、又充满躁动的年代。成年人失去了从前的稳定，经过一番挣扎，不得不重新开始人生。孩子们在懵懂中感受周遭，沉默地生长。
让人惊讶的是，直至电影的中部，我们才发现这个看似极为普通的国企工厂生活区，竟然是一个电影厂。那些为庸常琐事所烦恼的下岗工人，其实是电影厂的导演、摄影、录音、剪辑们。生活的本质剥除了他们艺术家的外衣。
影片始终没有出现带有电影厂招牌的工厂大门的镜头。它从一开始就让我们进入了生活的内部，缓缓地展开夏日的背景。然后关于电影的情节，也逐一浮现：陈强陈佩斯父子的《爷俩开歌厅》、夏钢的《遭遇激情》、哈里森福特的《亡命天涯》、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这些电影作为历史记忆，进入了作者的创作。张大磊说带着电影中出现的、用生冷语调配音的《出租车司机》录像带，就来自那个年代。
张大磊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位剪辑师，他从小就生长在电影厂里，从来不觉得电影需要迷恋，看电影都是随便进。和许多“关于电影的电影”不同，《八月》对电影本身并无神圣感，电影只是父辈的工作而已，早已融入了日常生活。但是当小雷父子观看胶片的场景，让我想起戈达尔手持胶片的那张经典照片。当光透过胶片进入眼睛，日常生活就闪烁起非凡的光芒。
电影中有一幕让我最受感动的场景是，在一个午后，镜头伴随着古典音乐从小雷身上缓缓摇到葡萄架上，丰盈的葡萄挂在枝头。坦白说，我从没有见过中国电影有如此格调的诗意。这种诗意也许带有一点俄罗斯味道，毕竟导演张大磊和摄影吕松野都毕业于圣彼得堡电影学院。
《八月》的电影意识非常清晰，它绝不仅仅来自盲目的怀旧冲动。而是拍出了在集体生活压力下的个体成长，同时也拍出了（电影）艺术逐渐衰落和黯淡的年代、小主人公的内心却饱满和成熟起来，一如架上的葡萄。
罗兰·巴特在《明室》里针对摄影作品，有两个概念Studium和Punctum，前者被翻译成“知面”，我的理解是说作品所具有的主题、思想等等。而后者被翻译成“刺点”，那些微不足道、无关紧要的细节，有时却可以击穿观众。在戈达尔的电影中，正红色的衣裳、正蓝色的沙发、海边的建筑物、白色的铁艺座椅，这些都是《蔑视》于我的“刺点”。
我问大磊说，受哪些导演的影响？大磊说受两个新浪潮影响最大，法国新浪潮和台湾新浪潮。在《电影手册》那批人当中，他喜爱特吕弗，他并不欣赏戈达尔——虽然他自己和戈达尔的生日是同一天。在他看来，戈达尔用过多东西来装饰他的电影。而特吕弗的《四百击》和短片《安托万与柯莱特》是他的最爱，一个尚无野心，发乎自然的特吕弗。
在《八月》中，也同样充满了幽默的“刺点”，哪怕一台母鸡啄米的座钟，都看得出导演细致入微的设计。而我被击中的瞬间，是电影中的小雷在送别父亲时，披着父亲的外套。衣服在弱小的身体的陪衬下显得格外宽大，让人觉得滑稽又心酸。我们知道，在人生之途中，每一次别离都是一次成长。
看完很高兴。宵夜时，大伙儿喝掉了大磊带来的野牛草伏特加。好电影可以下酒。
如果《八月》也是一列黑夜里行进的火车。那么开车的人（作者）和它的乘客（观众）是如此平等。相处自然。夜色也有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