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第二次来到戛纳。2014年，他执导的《游客》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并最终获得评委大奖。《游客》取得的好成绩也让他在今年得到“升级”。自编自导的新片《广场》（The Square）入围了主竞赛单元，并且，再次收获不错的口碑。有人说，影片怪诞的风格让人联想到了去年的《托尼厄德曼》。
《广场》讲述了一个以全球艺术行业为背景的，充满黑色幽默色彩的故事。男主角克里斯蒂安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当代艺术博物馆策展人，从他衣冠楚楚的外表就可以一窥其中产阶级的身份，剪裁合身的西装、符合潮流的发型、时尚单品的红色眼镜与围巾等……然而克里斯蒂安一系列的行为显然是道貌岸然的，为了找回失物给整栋居民楼的住户发送威胁信，指责他们是无耻的小偷。全片以“财物的丢失、寻回、随之而来的麻烦”为主线辐射到社会阶级、当代艺术、两性关系等方方面面，几乎用尽所有手段冷嘲热讽。
首先是对社会阶级的批判。
克里斯蒂安在面对自己的下属、街边的乞讨者、寻求公道的男孩、以及派对上邂逅的女记者时，其态度无疑是傲慢的。他不断强调“这是我的公寓，这些是我的邻居”也是为了一再与这些社会地位明显低于他的人们划清界限，显然他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那些虚伪的标签所禁锢。影片比较巧妙的一点是，前半段纵容克里斯蒂安掌控全局、淡化更高次的存在，让我们误以为克里斯蒂安拥有至高的权力。而后半段事故发生后一切急转直下，我们不仅看到克里斯蒂安的直属女上司在他的一双女儿面前毫不避讳地训斥他，之后更是看到女上司费力讨好整个大厅的上流阶级，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者。
而那个大闹酒会的兽人则像是克里斯蒂安内心世界的外化，他不满足于仅仅只是像条野狗一样躲在两辆车的夹缝中懦弱地骂一声“婊子”，而是渴求凌驾于这些他无法企及的存在，哪怕是用一种原始、粗野、暴力的手段，撕开他们光鲜亮丽的伪装，逼迫他们臣服于自己的权威。
其次是对当代艺术自省式的讽刺。
影片开篇就是一段尴尬的采访，女记者节选一段克里斯蒂安在网站上的拗口发言，询问其意义，而克里斯蒂安甚至不记得自己写过这段言论，其闪烁其词的回答“只要放在博物馆展出的物品都能成为艺术品”（换言之，艺术鉴赏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盲信，而博物馆则赋予其神圣性与正当性）也应证了马塞尔·杜尚的讽刺（他曾将马桶作为艺术品放在博物馆展出，取名为《喷泉》）。而这一讽刺也与现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比如我们在此看似严肃地讨论这些电影，难道不也正是屈服于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光环？
最后是对两性关系的戏谑。
克里斯蒂安与女记者谈论那晚的性爱时，女方咄咄逼人地表示对进一步发展的兴趣，男方则试图蒙混过关逃避责任。二人谈话时的背景是一个在窥视的女员工，与一个摇摇欲坠并不时发出轰鸣的椅子堆（也许是对当代艺术的又一次讽刺）。女员工某种程度而言是对电影观众的折射，我们与她一样在窥探他人的隐私，并以此为乐。这也是为何二人每一次向女员工投向尴尬的视线，都会引起影厅的阵阵哄笑，我们似乎也被允许加入这捉迷藏的小把戏，成为闹剧的见证人之一。而不时晃动并发出巨响的椅子堆，一方面制造让二人的沟通出现障碍的噪音（隔阂），另一方面隐喻人物关系的分崩离析（裂痕）。
可以说鲁本·奥斯特伦德是一名非常聪明的导演，他对喜剧内核（尴尬情境）的把握尤其精准，对当代艺术、社会乃至人类的讽刺也非常出彩，片中有些暧昧与模糊的指涉反而更加耐人寻味。美中不足的是这种微妙的平衡没能贯彻始终，后半段拖沓的叙事暴露了批判力度的过剩、节奏的失控、情节的理想化、以及隐喻的直白等种种问题。虽说如此，在死气沉沉的戛纳能看到这样一部博人一笑的电影，总好过看那些矫饰的做作电影，毕竟爱笑的电影运气都不会太差。
作者 : 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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