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第275天
2017年9月3日星期日
片名：中国姑娘 La chinoise (1967)，戈达尔
南京，家
《中国姑娘》大概是我第一批接触到的戈达尔电影。大概是在十五、六年前的某个夜晚，在电影学院的教师宿舍里，一位教授电影的朋友打开碟机，颇有兴致地为我放映这部影片。第一也会是不适应的，又像是启迪了好奇心。之后，那位朋友又连续让我看了《受难记》（Passion）和《芳名卡门》这两部戈达尔八十年代最著名的电影。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还没怎么看戈达尔那些富有影迷趣味的早期作品，所以感觉还是有点懵的。
戈达尔在1967年的两部电影：《中国姑娘》和《周末》，宣布了他和传统电影的决裂，他在《周末》的最后打出字幕：“故事结束。电影结束”。我个人更喜欢《周末》，由中产阶级生活内部的荒诞和暴力所引发的艺术感和喜剧感，较为容易接受，也就是说它多少还有一些商业性。《中国姑娘》则更像是一次“过家家”，“一些上流家庭的男孩和女孩在暑假玩起马列主义的游戏。”
这个“游戏”有着缤纷多彩的内容：朗读阿尔都塞的著作，高举伟大舵手的红宝书，模仿越南战争，听北京电台做广播体操，建立党支部，讨论党的路线等等。这里面不乏可笑和诙谐，也用了布莱希特的方式，呈现电影内容的同时，也呈现拍电影的现场。最后是女主角安妮·维亚泽姆斯基和她现实中的哲学老师弗朗西斯·让松对恐怖暴力的冗长讨论。这个结尾“离奇预知”了不久之后的欧洲学生运动和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
我对这些关于意识形态的朗读、讨论、表演其实并不太感兴趣。但是戈达尔式的口号、标语、图像、戏剧的拼贴，来自60年代巴黎的革命时尚美学，都能让人感到带劲和有趣。换而言之，我关心的不再是这部电影的内容，而是形式。
回到昨天提到的，戈达尔在1978年在蒙特利尔电影艺术学院做了一系列的讲座。当他讲到《中国姑娘》时，曾涉及布努埃尔的《黄金时代》，认为这是一部探讨形式的电影。戈达尔说：最难改变的不是内容，而是外在形式——“要想改遍一个人就必须改变他的外表”。对于电影和生活都是如此。戈达尔还举例说，服装和文凭一样是强有力的东西，如果某种仪式不变，比如国家元首的阅兵仪式、婴儿的洗礼、婚礼这些形式不变，整个社会也不会有真正的改变。
拍摄《中国姑娘》还有一个事实，就是戈达尔爱上了19岁的安妮·维亚泽姆斯基。她当时在巴黎十大上学，戈达尔也跟着去上课。他通过这次爱情，接收到安妮的朋友们、同学和老师对意识形态的看法，于是诞生了《中国姑娘》。戈达尔自称对他个人来说，这就是一部纪录片。
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父亲是白俄罗斯贵族，外公叫弗朗索瓦·莫利亚克，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妮在17岁时被布列松选中，担任《驴子巴尔塔扎尔》的主演。戈达尔应该是在当时认识她的。有一种说法是，安妮在看了《狂人皮埃罗》和《男性，女性》之后，被戈达尔征服，而写信给他，寄到了《电影手册》编辑部。这个故事很像英格丽·褒曼和罗西里尼的故事。
维亚泽姆斯基有一本薄薄的自传《少女》（南京大学出版社），讲述她出演布列松电影的过程。其中提到戈达尔是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请一位女制片人带着来探班的。戈达尔一边赞美他们在拍的电影，一边谈论他读过的书，但布列松根本不想搭茬，只想摆脱他。“戈达尔又在我们之间穿梭流浪了一个小时，眼中不满了忧伤，就好像一个孤儿在不顾一切地找寻自己的家人。偶尔我会感觉到他的目光更长久地落在我的身上。”后来戈达尔向安妮承认，他是在《费加罗报》上看到安妮的照片之后而决定和布列松会面的，实质只是想接近她。
此后，戈达尔的生活和他的电影都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少女安妮曾在17岁那年春天，摘抄她外祖父莫利亚克小说里的话：“幸福，就是被热切的渴望所包围着，就是听见树枝在自己的周围折断的声音。”我用这句话结束戈达尔的单元，但其实它并没有实质的意义。只是怀着“热切的渴望”，才能听见这样微妙的声音。这句话让我一厢情愿地联想起一种细琐又确凿的“爱和孤独”，就像我在戈达尔电影里感受到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