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柏林-国际电影节回顾之三

“黄金的八十年代”，思想开放，艺术活跃，改革开放使整个社会无比振奋。1980年，中国的影院观众达到了293亿人次，直到92年以前，影院观众一直维持在百亿人次以上，电影市场空前繁荣。《大众电影》杂志创造了发行965万册的世界最高杂志记录。

在平均票价只有几角至1元的时期，当时影片票房过亿的就有《少林寺》（1982）1.4亿，《芙蓉镇》（1986）1亿，《周恩来》（1992）2.3亿，等等。那真是个人人进影院，整个社会看电影、评电影的“大影院时代”！对比今天的300亿票房，二万块银幕，却只有8亿“平均年龄21岁的狭窄观众”人次的“小影院时代”，着实让人感慨。

与姜文共赴柏林

好作品曾出不穷，国外获奖的消息也频频传来。从《黄土地》（1985）获得（瑞士洛迦诺电影节银豹奖，《老井》（1988）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樱花大奖，到《红高粱》（1988）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中国电影热”在世界上达到了第一个高潮。90年，我带着刚完成的电影《本命年》，来到了柏林。

记得我和姜文是乘对方提供的经济舱一起去的，乘客不多，可以找个空椅子睡下；姜文一路摆弄着新买的民用摄像机，说要给他出门不便的母亲拍外国风光看，典型的一个孝子。

初春的柏林，寒风料峭。一大早，我和姜文用买到的胶条，将从北京带来的《本命年》的海报贴在去电影节主会场的宣传栏和各种路边柱子上，因为只带了二十张，我们贴得非常小心、节省。

本届（40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Competition、电影全景Panorama、青年论坛Forum of New Cinema、儿童电影Children’s film 等项目的影片多达3、4百部，大公司、大制作、大师、大导的影片数不胜数；印象最深的是正红得发紫的西班牙新锐导演阿莫多瓦的新片《绑着我，捆着我》也入围了主竞赛单元，被捆绑着的女主角的巨大身影，就耸立在十字路口的中央！可怜，我们这几张寒酸的海报转眼就淹没在别人色彩缤纷的宣传之中了。

最早关注中国电影

几十年来，三大国际电影节之所以各领风骚，是因为其各自不同的特性。威尼斯创办最早，以推崇艺术为本；戛纳宣传规模大，商业价值最高；柏林则处于冷战前沿，主打政治牌。

1951年，第一届柏林节的规模不大，只有20个国家参加，实际控制活动的是美国驻德国的文化官员，他们想把电影节办成鼓吹西方文明，反对共产主义的文化桥头堡。因此，直到56年，柏林节被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FIAPE）接纳为Ａ级以后，它的偏激的政治文化态度，仍旧经常引起媒体诟病。

比戛纳电影节晚了11年，它才把大奖给了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电影；创建23年后，电影节上才第一次出现了苏联的影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电影节。从此，柏林电影节开始把自己定位为东西方“冷战”的汇合与调停中的文化、政治角色。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对比威尼斯与戛纳，柏林节最早、最热情地关注中国大陆电影。当时的主席莫里茨·德哈登先生联系了在德国学习的余玉熙女士，要求她推荐中国电影，我们的电影管理部门也积极配合。

自1981年起，影片《燕归来》（傅敬恭导演）、《乡情》（82，胡炳榴、王进导演）、《陌生的朋友》（83，许雷导演），《血总是热的》（84，季文燕导演）、《雅马哈鱼档》（85，张良导演）等，连续参赛；82年，精通英语的著名电影编剧黄宗江先生出任评委，动画片《三个和尚》（包雷导演）在短片竞赛中获最佳编剧银熊奖。直到1988年，《红高粱》获得最高金熊奖，89年《晚钟》（吴子牛导演）获得评委特别奖银熊奖，柏林节把向西方、向世界介绍中国电影和文化的浪潮推向了最高峰。

记者问答撑面子

《本命年》的媒体场安排在一天早上九点钟，我和姜文坐在二楼的包厢里，这是他第一次看完成片。看后他表示，我是个很凭感觉走的人，剧本读不下去，就不读、不接；片子看不下去，就离场。这个片子我接受了。我们也遇到些向我们祝贺的留学德国的学生，一位明确地说：你这个片子我打五分。

随后的记者见面会上，问题五花八门，有关政治、社会的最多，也不乏奇葩。一位意大利记者说：“每年的中国电影都给我们带来新东西，今年竟然可以表现“手淫”了？没受批评吗？”我跟他装糊涂，回答：“哪里有啊？”　有记者在称赞了姜文的表演后，问：“你是否受美国演员马龙白兰度和德尼罗的影响很多？”姜文也装糊涂：“没有，我没怎么看过他们的电影。”虽然我知道他很喜欢德尼罗，早就跟我借过《愤怒的公牛》的录像带。人在国外嘛，要撑点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