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斯里克先生，再过几天您所负责的最后一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就要开幕了。您是否还记得2002年您刚刚担任电影节主席时的情形？
我能踌躇满志地走马上任，简直是勇气可嘉，因为我只有半年时间用来准备那年的电影节。而且我完全没有概念应该怎么组织。那时的情况和今天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当我第一次、也是履职前唯一一次去办公地点的时候，居然有人在上午11点钟问我：“你想来杯威士忌吗？”
今天不再会出现这种情形了吧。此外，那时您还打算做哪些改变？
改变所有的一切。这里应该更透明、官僚作风更少一些，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应该更加欢快有趣。还有，号角齐鸣的喧嚣应该消失。
您是说那时的宣布柏林国际电影节开幕的音乐？
号角声总是让人想起古罗马式古装动作片。音乐和预告片都会事先为某种体验渲染情绪。比如，乌利·M.舒伊佩尔（Uli M. Schueppel）和安吉莉卡·马尔古尔（Angelika Margull）为我们创造了璀璨的流星雨，这部在儿童电影单元——“新生代”（Generation）中播放的片花连60秒钟都不到，却是常常被人们称道的最优秀的电影短片。
您曾经为那届电影节的开幕式做了特别的设计吧？
演员科琳娜·哈尔法赫（Corinna Harfouch）来自前东德，制片人米迦勒·巴尔豪斯（Michael Ballhaus）则是前西德人，我想请他们共同主持那天晚上的开幕式，从而象征着柏林国际电影节一如既往地团结着整个德国。不过，米迦勒在邻近开幕式的时候回绝了这个提议，于是，我们找汉斯·齐施勒（Hanns Zischler）接替了他。这样一来，一切就变得更加手忙脚乱了，在当天现场上，联邦总理施罗德（Schröder）坐在前排，我坐在一大堆明星后面的第20排……万事都不如意。主持人手里拿着的秩序册颠三倒四、页码错乱，因此可怜的汉斯·齐施勒只能忙不迭地把那本册子翻来翻去。而每次当科琳娜·哈尔法赫走向麦克风的时候，都会发出巨大的噪音，使得在场的人不得不捂住耳朵。后来，我们才发现那是她礼服上的金属亮片导致的干扰。
于是，您坐不住了。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因此跨过一排排座位跑向舞台，然后用我在中学学到的英语即兴说了45分钟；那时，BAP乐团团长兼主唱沃尔夫冈·尼德肯（Wolfgang Niedecken）正站在舞台下方的乐池里，等着与他的乐团一起登台，后来他告诉我：“在那三刻钟的时间里我不得不一直凝视着同行考斯里克的屁股。”
第二天您应该心情大好吧，因为一切都过去了。
我五点钟左右才上床睡觉，不过八点多的时候，却起不了床了。紧张使得我肌肉僵硬，于是我打电话请急救医生来酒店。有人看到大夫走进了凯悦酒店（Hyatt），但我却左等右等也没见到他。一个小时后，这位救援医生才来到了我的房间里，他向我道歉说，在大堂里，有一位前来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嘉宾晕倒在他面前了，他必须施与急救。他是这么说的：“很抱歉，不过，先到先得。”
今天您可以笑着谈论这些了。
您知道，从那之后，柏林国际电影节就将人们吸引在一起，在这里人们都很开心。经过18年的超级紧张、各种挫败和抑郁之后，我依旧保持着开朗乐观的好情绪，这真的非常重要。
您忍受着抑郁？
并不是临床学意义上的抑郁症。不过，您应该试着想象一下，您整月都忙着到处游说，以说服裘德·洛（Jude Law）、蕾妮·齐薇格（Renée Zellweger）和妮可·基德曼现身开幕式。
……说到2004年的影片《冷山》（Cold Mountain）……
……首映式开始前三小时，制片人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柏林国际电影节和迪特·考斯里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庆典。”我马上就意识到，他接下来会说，但他的明星们却在不久前突然被“封杀”了……他谈到，为了红地毯上半个小时的亮相，他为他们各花了25万美元……没错，这场新闻发布会已经不是令人抑郁的挫折了，简直是场灾难。我开着大型豪华轿车来到了柏林电影宫（Berlinale-Palast），那里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影迷和摄影师，我下了车，向人们高喊：“万岁，皇帝，那些赴死者向您致敬！（Morituri te salutant!）”这是即将参加决斗的角斗士向尼禄（Nero）发出的致意。幸运的是，类似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
四年之后，柏林国际电影节将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的音乐事件纪录片作为开幕影片，而令滚石乐队感到满意是您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吧。
那也让人大大地折腾了一番。在首演式前一天，我们才注意到，我们应该要求四季酒店（Four Seasons）的住宿管理团队以合同的形式向客人保证，在酒店方圆两公里的地方不会有施工噪音。而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
可是，洪堡论坛（Humboldt Forum）当时正在宫殿广场（Schlossplatz）上施工。
我们与施工经理交涉了很久，最后达成的妥协是：当滚石乐团在酒店里的时候，他们就停工；滚石乐团外出的时候，施工继续。我们让自己的员工守在那里，在大部队出门的时候，他们马上通知施工人员。为此，我们用三明治和饮料招待建筑工人。感谢上帝，他们都是滚石乐队的粉丝。影星们已经是了不得的大人物了，更何况音乐明星呢……
您又想到了什么吧？
在2005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我们在影展中安排了关于威猛乐队（WHAM）的乔治·迈克尔（George Michael）的纪录片，影片讲述了这位主唱歌手的演艺生平。那天的见面很有趣：在乔治·迈克尔走进贵宾休息厅的时候，那里空无一人。我作为电影节负责人要去迎接他，于是我和纪录片的德国联合制片人 一起待在接待室最里头——就像是坐在狭长陡直的梯子的一端一样。迈克尔穿过休息厅走了进来，联合制作人对我耳语道：“先别说话。”这个时候，突然有四位男子也走进接待室，他们把两只一米长的箱子放到了地板上。乔治·迈克尔马上跑到箱子旁边，探头望过去，然后猛地弯下腰，干脆利索地把手伸到箱子里，掏出一副墨镜戴了上去，并向我打招呼道：“嗨，迪特，我是乔治·迈克尔！”我也朝箱子里看去，那里居然放了400副太阳镜。当他带上其中的一副时，他立即就有乔治·迈克尔该有的模样了。
您在三年前完成了一件杰作。那时，您成功地邀请了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做评审团主席。为此您克服了哪些障碍？
完全不存在任何阻碍。早在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拍摄他的最后一部电影时，我与梅丽尔·斯特里普就已经认识了……
……2006年，在《牧场之家好作伴》（A Prairie Home Companion）杀青不久，这位导演就去世了……
……顺便说一下，他是唯一一位我与之在红地毯上喝伏特加壮胆的人。在他走上红地毯之前，他站在门后面左边的桌子旁，手上拿着两只特别的玻璃杯。
即便喝了烈酒，你也让斯特里普“上了钩”了？
不是在那个时候。她是几年后带着有关撒切尔（Thatcher）的影片来这里的，并且凭借那部电影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Goldenen Ehren-Bären）。在我走向舞台时，我发现手上没拿鲜花。于是，我从坐在第二排的一位女士手上“抢”来一束白色菊花，将它们献给了梅丽尔。她有些好奇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后来，她解释说：“迪特从加油站采来美妙的花束送给我。”不久之后，我们就达成一致，她将尽早出任评审团主席。
作为红地毯上的东道主，您是否能判断出，您可以拥抱谁？
从一开始，我自发地拥抱每一个人。您应该知道，之前我已经认识许多电影圈的人了，因为自1983年以来，我开始负责电影基金，因此一直来往于汉堡（Hamburg）、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Nordrhein-Westfalen）和布鲁塞尔（Brüssel）。电影节就像家庭团聚一样。
如果有您没认出来的人怎么办？
站在我身后的人握有记录每部电影详情的卷宗。谁来自哪个剧组、他们吃什么、对什么过敏，而且卷宗里还附有他们的照片。比如， 詹妮弗·洛佩慈就受益于这样的案卷，因为我们从中得知，她只吃某一种燕麦饼干。为此，我们特地开车去策伦多夫（Zehlendorf）的一家绿色食品商店采购，我们担心，否则的话，她会很快离开我们的电影节。我们的做法让她特别高兴，并且热烈地表达了感谢之意。
那些文件夹里也记载着什么人有口臭吗？
现在我的档案里一定有这样的记录，这是我在妮可·基德曼那儿给自己挖的坑。那是2003年，在我们推介影片《时时刻刻》（The Hours）的时候，基德曼在红地毯上问我：“你还好吧？”我回答道：“我觉得，我有口臭。”说着我就踩到了她的长裙裙摆，然后，我们就成了朋友。
听上去，请明星来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好像也不是特别困难啊。
在我担任主席第二年的时候，我希望邀请电影史上最美丽的女性之一——法国女演员阿努克·艾梅（Anouk Aimée）——来领取柏林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但是，她深居简出地生活在巴黎，只去一家特定的餐馆，在那里只坐在某张特定的桌子旁用餐，餐桌上的蜡烛也有特定的位置，这样能够为她的脸上打上恰如其分的光。某个星期二，18点整的时候，我正在莱比锡广场（Leipziger Platz），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是阿努克·艾梅打来的，她说：“不行，不行，我觉得我不够漂亮，没法去柏林了。”“您美极了，我的书桌上就有一张您的照片。”我回答道。她停顿了一会儿说：“现在，你有一半对一半的机会——如果那张照片不能反映真实的我的话，我就不来了。是谁拍的那照片？”“出自布莉姬·拉孔柏（Brigitte Lacombe）之手。”“我来。她为我拍的照片是最好的。”
听起来还是挺容易的。
这才刚刚开始。“我有两个条件，”她说：“首先，我想住在阿德隆·凯宾斯基酒店（Adlon Kempinski）。其次，我希望能见到你们政府内阁里的一位年轻人，但是，我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我在脑海里把施罗德的内阁成员过了一遍，觉得她指的应该是约施卡·菲舍尔。然后，我们见缝插针努力促成了他们的会面。菲舍尔当时在以色列（Israel），他原本要从那里直接去纽约，在联合国代表大会（Uno-Vollversammlung）上发表他担任外交部长的第一次演讲。因为阿努克·艾梅的缘故，菲舍尔在柏林临时停留。午夜时分，他们二人在阿德隆酒店见面，相谈甚欢。顺便说一句，那个夜晚，菲舍尔大大抢了我的先机。
这是怎么回事？
在结束了与阿努克·艾梅的会面之后，他向我强调说，我们正处在伊拉克战争（Irakkrieg）前夜，您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把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请来啊。
您真的打算把古巴最高国家领导人请到柏林国际电影节吗？
我们把奥利佛·斯通（Oliver Stone）拍摄的关于卡斯特罗的纪录片收入了影展。在我们策划首映式的时候，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陪同古巴大使来到了我们这里，想要了解一下这部影片的国际反响。我说：“您知道吗，大使先生，如果卡斯特罗先生不能来参加电影节的话，那实在是太遗憾了，我的母亲总是对我说，菲德尔是那么令人着迷。”这位大使显得非常有兴趣，而我马上又交给他一封短信，上面写着：“司令官先生，如果您能有时间来这里，就太好了。”不出所料，第二天，我就收到回复，说菲德尔会来。但是，唉，菲舍尔部长横插一杠。我还收到菲德尔·卡斯特罗发来的长达两页的书信，上面有他用油毡笔签的名，他在信中也热情地问候了我的母亲。今天，我可能会考虑得更周全些，但那个时候我只是一门心思想让他来。
现在您能更敏锐地察觉问题了吗？
不完全是，要视情况而定。比如伊朗（Iran）导演贾法·帕纳西（Jafar Panahi）和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的影片入围了柏林国际电影节，但在请他们参加电影节这件事上总是障碍重重。第一次是他们的女翻译不能在国外待一个星期。接着是他们每两天就要跑一趟伊朗驻德国大使馆。而第三次，我们只能在柏林电影宫为帕纳西空留一个座位，因为他被禁止出境了。这一次，我们尝试着将他的影片的全球首映通过手机秘密地转播给身处伊朗大山里的他。
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曾经参加过一次柏林国际电影节。后来，在2017年，有多名女性指控他性侵。他总将“我爱柏林”挂在嘴边。事后看来，这是苦涩的赞美吗？
他确实认为，他的影片能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占有一席之地是件令他愉快的事情。我完全不清楚有关他性侵的事情，但是，在他的努力下，我们的确感受到必须展现某些影片的压力；他一直都用类似的方式行事——就是斯大林（Stalin）式的恐吓战略。几年前，我们在争吵中结束了电话交谈。由于他没有把电话挂好，我听到他向他的助手们发泄着对我的怒火：“我们应该杀了他！”从那以后，我就没再同他说过话。
不过，您却非常随和。据说，每次电影节您会亲手写2500张问候卡片。
现在是由工作人员来写，不过，我也会在里面加上一些个人性的内容。欢迎问候确实相当美好：您设想一下，在二月份您来到了柏林，这里下着雨，天色昏暗，看门人不知道您是谁，而您又住进了一间糟糕的房间，窗下就是垃圾桶。这个时候，卡片上的话语能给您很大的安慰：太好了，现在，你到这里了。在墨西哥城（Mexico City）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之后，我们很快又见面了。
您在聚会上一直待到早上5点吗？
没有，因为我很担心自己会支持不住。第五波走红地毯的活动会在晚上十点半左右结束，然后，只要喝上一杯长相思葡萄酒（Sauvignon Blanc）、吃掉双份炸薯条就可以心满意足地上床睡觉了。
“美食电影”（Kulinarisches Kino）系列是您为柏林国际电影节设立的。这似乎与您的人生经历有直接的关系，您是在施瓦本（Schwaben）的一家面包店里长大的吧？
没错。我母亲独自一人抚养我长大，她会在每天早上6点钟开始工作之前，把我交给面包房的伙计。顺便说一下，她本人烤的面包相当好吃。她做的经典发酵面包、李子蛋糕、苹果粒蛋糕仅是闻一闻就让人着迷。这些感性经历对我影响至深。法国影片《面包房的女人》（Die Frau des Bäckers）一直都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
您对电影的热爱有您母亲的原因。她会在下午把您打发到电影院吧……
……那是在母亲的朋友——库尔特（Kurt）叔叔来访的时候：每个星期天下午的一点钟到五点钟。我喜欢去伊斯普林根（Ispringen）的火车站电影院（Bahnhofs-Lichtspiele），那里是一间典型的餐馆大厅的样子，有八张稍稍有些高的、宽大的单人沙发直接放在放映机前面。一场电影票价格是50芬尼，如果坐单人沙发则要80芬尼。虽然会听到放映机嘎达嘎达的声音，但是当彼得·克劳斯（Peter Kraus）开着跑车出现在银幕上，而柏林律师的女儿在博登湖（Bodensee）爱上了可疑的大学生的时候，看起来棒极了。
不仅仅是电影艺术吸引您。
巴登—符腾堡（Baden-Württemberg）被称为电影之州，“银湖（Silbersee）的森林居民”使德国电影史丰满起来。而逃避主义影片不只是吸引那些曾经经历过国家社会主义的老年人们，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也想从天主教的管教和秩序中逃走。
您先是 “逃”到了慕尼黑，在那里完成了政治学专业和教育学专业的大学学业后，成为广告文案撰写人。
我大概为广播广告写了250个脚本，比如：“伊萨尔门广场（Isartorplatz）的超大型皮草城（Rieger-Pelze）有三万四千平方米展览橱窗，是欧洲最大的皮草城。超大型皮草城，超大型皮草城！噢啊啦啦”
当时，您在广播里一定像狮子一样吼叫。
前不久，在我乘出租车从伊萨尔门去拜斯腾（Besten）的时候，很高兴发现出租车司机居然知道那句广告词。
后来您是怎么从广告公司跳槽到汉堡市议会，然后又被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政治家汉斯—乌尔里希·克劳泽（Hans-Ulrich Klose）雇佣为演讲稿撰写人的？
我们是1978年在慕尼黑的竞选活动上认识的，一起在托格尔酒馆（Torgelstuben）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我还记得，人们让我带走两套餐具，因为我宿舍里的不够用。我反对这样做，然后克劳泽的新闻发言人说：“我们带走这些餐具，不过先会做个记录。这是必须学会的诚实正直的做法。”顺便说一下，当时，我还差一门口试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了。但我最终也没有参加这门口试，而我面对的题目是：为什么有人在完成博士毕业论文后却要中断博士学业？
在《法兰克福汇报》（FAZ）著名的普鲁斯特问卷调查（Proust-Fragebogen）中，您回答说，您犯的最大的错误是没有生来富贵。如果有大笔财富，您会做别的事情吗？
我会做和现在完完全全一样的事情，只是更加放松一些。我读大学的时候每个月只有122马克的助学金（Bafög），因此那个时候就必须不停地工作。我家里比较穷。在汉堡当演讲稿撰写人，我每个月可以赚2800马克，这可是笔大钱啊。作为在单户小房子里长大的南德人，建房储金契约比不动产抵押债券要有价值的多。这是写在我的基因里的。
作为柏林国际电影节主席，您大概能赚30万欧元。这让您更踏实了吗？
是这样。
这份工作合同到五月底就到期了吧？
没错。
那6月1号您做什么？
我现在还没想好。不过，在5月30号我生日那天，我会开车再去一趟意大利的利古里亚（Ligurien）。我是用来拌面的香蒜酱的爱好者，所以我可能会去卡莫里（Camogli）的一家非常美味的餐厅，就在热内亚（Genua）附近。
有人会计划攀登珠穆朗玛峰（Mount Everest），还有人打算到寺庙里沉思冥想……
……可是那里没有毕德麦耶儿式（Biedermeier）沙发……我有很多想去做的事情。我想演奏乐器、绘画、烹饪，还有个花园要侍弄。我也很想重返大学校园，不过不再有考试的压力。
那么，学习企业管理专业怎么样？
什么？经济学家们在过去的200年里带来了什么？他们把这个世界引向堕落的深渊、引起了金融危机；恰恰就像乐施会（Oxfam）指出的那样，他们使富人更富有，令穷人更贫穷。不，我还是觉得学习艺术史或文化学更好些。
告别让您伤感吗？
我想，在这里我常常被夸赞。人们理解得没错，我确实希望，也许能参与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筹办，不过，现在这样也很好。
您会怀念红地毯吗？
大部分人都会这么认为。只有极少数人清楚，站在红地毯上的并不是我，不是迪特·考斯里克，而是一个被解构的化身，他非常恰如其分地扮演了盛典负责人的角色。我会想念影迷们。我会想念那对来自法尔肯泽（Falkensee）的夫妇，他们每年都为我带来自制的果酱。还有那位韩国女士，几年前，她请我将一封信转交给泰伦斯·马利克（Terrence Malick）导演。我也想念那些在波茨坦广场连拱廊（Potsdamer Platz Arkaden）的售票窗口前过夜的观众们，以及我的那些令人愉快的同事们。如果这个夏天我陷入忧伤的话，就是因为这些人们。我想念所有出现在现场或身在场外的影迷们。
迪特·考斯里克小传
70岁的迪特·考斯里克（Dieter Kosslick）在2019年的2月7日开启了他的最后一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之旅。这是他负责的第18届电影节，他为柏林国际电影节增添了更多的魅力，并且设立了一些新的单元，比如“透视德国电影”单元（Perspektive Deutsches Kino），或为新生力量开设的“柏林国际电影节天才训练营”（Berlinale Talents）。先前在担任北莱因－威斯特法伦州电影基金会负责人的时候，正是通过当时的工作，考斯里克已经将电影届最优秀的人联络在一起了，他与影星和崭露头角的新星们以“你”相称。《时代》杂志（„Die Zeit“）曾经为他冠名“我们的红地毯先生”。
迪特·考斯里克出生并成长于德国南部的普福尔茨海姆（Pforzheim）；之后在慕尼黑读大学和博士。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他在汉堡市议院办公厅工作。在这座汉萨城市（Hansestadt），他也开启了他在电影领域的职业生涯。1983年，他担任了汉堡电影局（Hamburger Filmbüro）的负责人。
柏林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戴着红围巾的男子。而在第一次去位于波茨坦广场的新办公室的时候，他却——戴了一条绿围巾。目前，他与妻子——制片人威尔玛·哈尔泽奈特（Wilma Harzenetter）、以及儿子生活在汉萨区（Hansaviertel）。
作者: 克里斯蒂亚娜·派茨（Christiane Peitz） 伍尔夫·里匹茨（Ulf Lippitz）｜翻译：董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