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关于奥尔斯的吗？也许不是。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的《曼克》（Mank）探索了威尔斯惊人之作《公民凯恩》的起源，他将自己的好莱坞经验带入这部酝酿了30年的黑白杰作中，感觉就像在《公民凯恩》旁边的架子上找到的。Total Film杂志与芬奇和演员见面，畅谈好莱坞的过去和现在。
☞ 相关阅读｜赫尔曼·曼凯维奇、宝琳·凯尔和《公民凯恩》引起的这场论争 （作者：Richard Brody）
☞ 相关阅读｜与大卫·芬奇一起发呆：畅谈其新作《曼克》（作者：Mark Harris）
即使有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这样重量级导演做背书，也很难想象像《曼克》（Mank，2020）这样的电影能在Netflix以外的任何地方被制作出来。一部黑白色彩拍摄的时代片，视听感受上完全像是出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作品：一部强行推销的教科书作品。芬奇说：“除非你拍的是一部有快乐大餐成分的爆款电影（a tentpole movie，注释1），否则没人感兴趣。”早在1997年，他的编剧父亲杰克·芬奇（Jack Fincher，记者兼作家）就已经完成了剧本，而之后大卫一直在试图唤起电影公司的兴趣吸引到投资。
这是一个老小芬奇合作的激情项目，大卫建议已经退休的杰克写一个关于奥逊·威尔斯1941年的电影《公民凯恩》的剧本，早在大卫年少时，杰克就已经向他推荐这部电影了。当然，命名为《曼克》的剧本不是关于《公民凯恩》电影本身的，而是关于它的创作，特别是编剧赫尔曼·曼凯维奇（Herman J. Mankiewicz）的投入。多年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威尔斯在这部里程碑式电影的剧本中到底有多少投入。电影评论家宝琳·凯尔（Pauline Kael）在她1971年的文章《凯恩成长之路》（Raising Kane）中提出了这一质疑，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关注（导演彼得·波格丹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后来用他自己的文章《凯恩叛变》［The Kane Mutiny］进行了反驳）。
将制片厂政治、现实世界的政治和酗酒杂糅在一起，几乎注定这是一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项目。杰克·芬奇的剧本最初在1997年的时候就待时而举，如今却已经尘封了二十几年，杰克本人于2003年过世。然后，一个机会终于出现了。经过长期合作，芬奇与Netflix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曾经与这家流媒体巨头合作过《纸牌屋》（House Of Cards）、《爱、死亡与；机器人》（Love, Death & Robots）和《心灵猎人》（Mindhunter）。当芬奇发现自己没有头绪拍摄后者的第三季时，Netflix的高管辛迪·霍兰德（Cindy Holland）和泰德·萨兰多斯（Ted Sarandos）问他想做些什么。
“我说，我应该像拍摄一部电影。”芬奇回忆说，“‘架子上有部我一直想拍的电影本子，只不过它有点怪异并且技术宅类型的。’我把剧本发给了他们，他们回复说，‘我们要拍这部电影。’‘用非立体声和黑白色彩？’‘是的。’于是我说，‘好的！’”
Netflix的提议是有前提的，芬奇解释说，“我们非常幸运地得到了Netflix简直不可思议的支持，他们说，‘看起来这显然不是一部老少皆宜的电影，只要确保它好就行’。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底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这确实感觉有点怪怪的，当你想了这么久的事情……”他停顿了一下，“我的妻子，嗯，也是我的制片人切安·查芬［Ceán Chaffin，从90年代中期开始就一直是芬奇的生活伴侣和制片伙伴]说：‘你已经想了30年了，这对你没有帮助……’”
▍一切关乎威尔斯
芬奇对他父亲的原创剧本并不太珍惜。在得到Netflix的拍摄许可后，芬奇重新认真审视了剧本，并为此感到惊讶。“就像是，‘哦，太好了，我们终于有机会可以拍摄这部电影了。’然后当你重新打开剧本时，你会说，‘哇，好多内容都太不切实际了。’”
杰克·芬奇并没有像儿子一样有在电影圈打滚了三十年的行业经验，“我父亲对于好莱坞的理解更多的来自于《雨中曲》（Singin’ In The Rain，1952），而不是《成功的滋味》（Sweet Smell Of Success，1957）。”芬奇笑着说，“这很像是一个局外人对造梦工厂的看法。”作为一个二十多岁初入职场的导演，小芬奇在拍摄《异形3》时就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他知道这个行业会有什么噩梦出现。
而且，电影的一些主题竟然只有在最近几年看来才变得更为贴切。“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芬奇惊叹道，“因为当我们第一次想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人们会说，‘关于人们对假新闻有义愤填膺的想法太奇怪了’。然而25年后，我们会说，‘哦，假新闻，假新闻……’我父亲对自己的信念相当坚持，奇怪的是，距离我们上一次试图把它拍成电影已经过了20年了，它才开始显现出了独到的有先见之明。”
通过与制片人埃里克·罗斯（Eric Roth）的合作，芬奇对剧本进行了重新塑造，以更符合他们对好莱坞的认知。比如在威尔斯的授意下，曼克本人被带到了加州的维克多维尔（Victorville），他再也没有地方可以逃避的了。在牧场里工作，心无旁骛，又有秘书在旁提供帮助，曼克再也没有借口了。这大概就像你在30年后终于得到批准去完成你的激情项目时的感觉一样……
《曼克》就是以1940年维克多维尔的场景开始的，当时曼凯维奇开始创作这个奥逊·威尔斯不想让他保留任何功劳的剧本（剧本名称为《美国人》）。但随后，它无缝地掠过整个30年代，突出了编剧在好莱坞的角色，他那些著名的同伴们，与电影公司大佬路易斯·梅耶（Louis B. Mayer）和欧文·萨尔伯格（Irving Thalberg）的冲突，他的政治良知等等，所有这些都对剧本的时尚化起了作用。
《曼克》不仅在视觉美学上与《公民凯恩》相似，它也有着类似的循环结构，在一段时间内，围绕着一个有吸引力的人物来回运转。在《公民凯恩》中，是查尔斯·福斯特·凯恩（Charles Foster Kane），这位（算是）虚构的报业大亨，他的临终遗言“蔷薇花”，也许正好可以解开一个矛盾分裂角色的秘密。这里则是曼克本人，他的剧本灵感来自于他与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相识，而这位报业大亨正是凯恩这个角色的灵感来源。
曼克本身就是个矛盾体。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几乎完全可以用王尔德的箴言来描述，他被天赋的才华燃烧：而且他经常过度燃烧它。“曼克正好符合这个角色：典型的酒鬼、酒鬼、极端利己主义者，又没有什么自尊心，”主演加里·奥德曼（Gary Oldman）说，“他是个酒鬼，还有赌瘾问题，他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作家和健谈者。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杂糅所有元素的极为美味的鸡尾酒。”
相比电影《公民凯恩》（芬奇并不认为它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美国电影，虽然他把它放在前五里），让芬奇着迷的是曼克这个角色。“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就是忍不住要告诉你他的想法……而这在好莱坞这样的地方（注释2）是有问题的。”芬奇笑道，他也有类似率直的偏好。
并不是说芬奇与曼克的关系比他之前的任何一个主角（或反角）都要深入得多。“我与《社交网络》中的马克·扎克伯格这个角色有关，”芬奇耸耸肩说，“我与莉丝·莎兰德 (Lisbeth Salander，注释3)有关，我与麦可·布隆维斯特（Mikael Blomkvist，注释4）有关。我和所有我负责的角色都有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执导时）你一秒一秒地评估的是行为。你总是会拿着场景或表演中的某一时刻，想着“是啊，我妈妈就会这样回应”，或者“是啊，我最好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这样”，“他的性格类型很相似”。而且我也和恶棍有关，那些反面人物角色。我身上也有部分《七宗罪》中无名氏（John Doe，注5）的影子。”
曼克的故事憋在脑子里这么多年，又经过了向演员、制片人甚至司机无休止地推销，芬奇已经将故事精华提炼成了一句导论。“这是关于一个出色的文字工作者，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声音的价值和重要性。”这就是他精要介绍的内容。
对奥德曼来说，观众对背景元素的熟悉程度并不重要。“我把这个剧本看作是一种谢礼，是对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和文化的一种祈福。”奥德曼说，“你可以知道曼基维茨，你可以知道奥逊·威尔斯，你可以看过《公民凯恩》，也可以没有，我觉得这些最终都并不重要。当我第一次读到剧本时，我很兴奋，我想，‘你不必了解所有的角色。如果你知道，那就很有趣；如果你不知道，那你就会观影过程中逐渐认识。’”
奥德曼实际上比曼基维茨在事件发生时的年龄要大得多，但它很有效因为本来岁月（和生活方式）对编剧就不太友好。“你知道的，曼克相当颓废。”芬奇笑者说，“在我看来，有一些曼基维茨和奥逊·威尔斯的照片，奥逊看起来大约30岁——我知道他当时是24岁——曼基维茨看起来则像58岁（他写《公民凯恩》时是43岁）。在我看来，加里看起来大约55或58岁。我们想，‘如果你抽了那么多烟，喝了那么多酒，你可能就会有这种沧桑感’。”
奥德曼两年前因在《至暗时刻》（Darkest Hour，2017）中饰演温斯顿·丘吉尔一角而获得奥斯卡奖。但在《曼克》中，他却不需要特别化妆。就像躲在维克多维尔的作家本人一样，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并不是特别想要所有的激烈情绪，”奥德曼解释道，“当我第一次看到曼克的照片时，我说，‘哦，天呐，我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他’。大卫非常坚持，他只是说——这是他的原话——‘我希望你比以前所有的角色都更为真实。我不想要假肢，也不想要假鼻子，我不想要任何伪装。’”
“我非常了解加里，”芬奇补充说，“我知道他非常有魅力，他是一个伟大的说书人，他明智而谨慎地选择他的话语，他对废话没有太多的耐心。他就是所有这些事情存在本身。而你要拍的是一部关于一代人智慧的电影。你需要有人能按照特定的顺序把这些预先组织好的话说出来。所以你最好有一个代表这个时代的演员。”
▍卓越的表演
芬奇以其强烈的完美主义著称。在按特定顺序说文解字时，没有人比他更细致。奥德曼有许多字字珠玑的独白，醉态各异，包括一场长达8分钟的餐桌戏，堪称年度最佳。
“我想，一开始对他来说是很累的。”芬奇承认，“因为我相当的好为人师，‘对我来说，这些事情是要在这些场景里必须完成的，我们会继续不停地表演，找到方法不停地强化，尽量让需要的情绪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很难对演员进行这样解释，‘我希望在主镜头（master shot）里有一个极富凝聚性的出色表演。然后我希望在备用母片（the alternate master）中能有一个极富凝聚性的出色表演；之后，我希望在过肩镜头（the over-the-shoulder）中能有极富凝聚性的出色表演，我希望在过肩镜头中能有凝聚力的出色表演；我还想要在他对你的过肩镜头上一个极富凝聚力的出色表演。最后我想要单镜头。’因为我不想因为你个人在周二的问题来剪掉某个场景。我不认为我可以进入剪辑室因为知道某些人表现不好而不得不剪掉这些镜头。部分原因也是你确实着了非常棒的人，但是却没有好的结果。”
在影片中饰演赫斯特的查尔斯·丹斯（Charles Dance）还记得发生在圣西门的赫斯特城堡的一个晚餐场景。“我们确实拍了一场又一场，”他回忆道，“有一次奥德曼对大卫说，‘大卫，这一幕我他妈的已经拍了一百遍了。’芬奇说，‘是的，我知道，但这是101次。重来！’”
“这确实很难，”阿曼达·塞弗里德（Amanda Seyfried）说，她在电影中扮演了扮演银幕明星（也是赫斯特情妇）玛丽恩·戴维斯（Marion Davies），而玛丽恩·戴维斯也是《公民凯恩》中歌剧歌手苏珊·亚历山大（Susan Alexander）的灵感来源。“但与此同时，就像在戏剧舞台上一样，你会享受到那种真正被氛围和情感锁住的乐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确实有点感觉生活在《土拨鼠之日》（Groundhog Day，1993），但他就是如此捕捉到大多数人无法做到的东西。”
“它从来不会让人感到极限。”扮演曼克妻子、“可怜的”莎拉的塔彭丝·米德尔顿（Tuppence Middleton）说，“我从来不清楚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但有趣的是你没有办法感受到它已经过去了，因为它转瞬即逝。它是如此之快，又是如此精确。而这一切都在他精确的笔记里了。”
“当一天拍摄结束后，尽管你筋疲力尽，但是你对自己的表演也会心满意足。”扮演曼克秘书丽塔·亚历山大（Rita Alexander）的莉莉·柯林斯（Lily Collins）补充说，“而且你真的会很自豪，因为作为一个演员–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在一天结束时，我已经尝试了一切。而他对我可能有的想法是如此开放。”
在完成演员阵容的选角时，也许你会觉得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塑造奥逊·威尔斯如此自信和自负的演员。但事实并非如此，芬奇说，“现实情况是，那很容易，因为我当时正和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和朱尔斯·阿斯纳（Jules Asner）共进晚餐。我说，‘看来我们终于要拍《曼克》了’。他说：”好吧，汤姆·伯克（Tom Burke）可以去扮演威尔斯。’ 我当时就想，‘哦，太好了。’”芬奇笑着说，“这就是发生的事情。”
虽然威尔斯在电影里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存在，只是偶尔出现，而且经常笼罩在阴影里，但他是一个霸气外露的人物。因乔安娜·霍格（Joanna Hogg）的《纪念品》（The Souvenir，2019）而为人所知的伯克也沉浸在自己角色的身体和粗旷的男中音中。“他是个坏家伙，”芬奇说，“他将自己献给了这个角色。”
“我一直认为我可以在脑海中扮演他，”贝克说，“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第三人》（The Third Man，1949），大概和大卫看《公民凯恩》的年龄差不多（大概12、13岁。我爸带我去英国电影协会（BFI）看的《第三人》，我也和他一起在电影院看过好几次。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大事情。我在戏剧学校有一个朋友，他对威尔斯很了解。实际上，克里斯蒂安·麦凯（Christian McKay，在《我和奥逊·威尔斯》［Me and Orson Welles，2018]中饰演威尔斯的演员）就比我高一届。当我在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院（RADA）读书时，每个人都在说克里斯蒂安有多像他。但我想当时我只是默默得嘀咕，‘我想我也可以……’”
在本片中，被带入聚光灯下的不仅仅只有曼克本人。芬奇还想弥补玛丽昂·戴维斯在《公民凯恩》中的“形象”所带来的一些名誉损失。“我觉得自己有点责任，要从苏珊·亚历山大身上找回一点玛丽昂·戴维斯的影子。”他说，“与此同时，我也不觉得要找回赫斯特和玛丽昂，就必须诋毁威尔斯。这不是我的本意。我认为威尔斯是个他妈的天才。但他在24岁的时候，我是在27岁了才开始执导了我的第一部电影，有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他是一个完美的表演者。他是个好演员。他明白导演的工作是什么。我真的觉得当威尔斯说“一个下午就能学到任何关于电影摄影的东西 ”的时候，当你站在格雷格·托兰（Gregg Toland.）左边三英尺的地方，你就可以摆脱这种说法了。当你想把这种理念付诸行动的时候，有格雷格·托兰在身边真的很好。”
▍声音与视觉
“与彩色相比，黑白能吸引你大脑的不同部分，”芬奇说，“以我的思考角度来讲，黑白的美在于它以一种超越美感的形式和方式吸引你。对我来说，它更有实质意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它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吸引着分析思维。”
在构思《曼克》独特的视觉效果和声音时，当时的指导原则是“让整个体验感觉就像放在档案馆的架子上，旁边就是《公民凯恩》的卷轴；它只是碰巧被人发现并掸掉灰尘，然后放在电影放映机上体验，”声音设计师伦·克斯（Ren Klyce）说，“尽管我们现在拥有梦幻般的声音和各种可能性，但大卫希望它不是梦幻般的。他希望它是失真的、单声道的、具有时代感的，看上去受制于30年代末和40年代技术的局限性。”
为了得到恰到好处的效果，一切都以顶级的现代装备拍摄成原始素材，然后再按照导演的要求进行老化和破坏。在尝试了彩色摄像机和后期转换，以及原生单色摄像机之后，“我们花了30秒的时间来选择黑白摄像机，”摄影师埃里克·梅塞施密特（Erik Messerschmidt）说的是Red Monstro 8K单色摄像机。“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区别。画面的色调深度–几乎是立体的–这在彩色版本中是不存在的。相比之下，彩色版本实际上感觉相当沉闷。它缺乏我们真正想要的那种光泽感。”
虽然真实性是关键，但更重要的是确保它对现代观众来说是一种愉快的观看体验。数字媒体（芬奇几十年来的首选媒介）提供了更多的控制权。“电影可以很美，它有梦幻般的特性，”梅塞施密特说，“如果你对一致性或可靠的结果感兴趣，它是一个可怕的媒介。有很多快乐的意外发生，它可以是壮观的。但根据我的经验，每一个壮观的时刻背后都有10个令人失望的时刻。”
当谈到在画面中看到的瑕疵，包括传统上会标志着换卷的“香烟烧痕”，“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真正想要艺术指导的东西，”梅塞施密特说。长宽比（2.2:1，如果你要问的话）并不符合凯恩的要求–在需要的时候有一定的灵活性，对于电影人，或者观众来说。“这是一种致敬，”梅塞施密特说，“这不是为了模仿。我们希望人们被那个时代所吸引，而不是被它分心。”
同样的方法也适用于声音：在经过艰苦的降级工作之前，用最好的保真度进行录制。声音被克斯赋予了“铜锈”，每个单独的元素都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克斯也有一些不寻常的方法来让声音具有时代的真实感，包括通过老式电话播放录制的对话，并再进行重新录制。“我们会通过一个放大器将它录下来，然后从放大器再放到电话里，然后我们会把一个麦克风放在听筒上，最后在重新录制通过老式电话传来的声音，”克斯解释说，“这就是我们放到电影里的声音。”
和视觉效果一样，重要的是声音设计不能成为一种干扰或新奇的东西。如果有一个让你想用最优质的扬声器来观看《曼克》的理由，那就是这个了。“芬奇想要在配乐中添加的最后一个细微差别是，在我们对它进行铜锈处理后，他希望它能感觉你在一个老电影院的大回声房间里，”克斯解释说，“所以我们最后把整个铜锈混音，在一个大房间里播放，然后捕捉这种混响。”
这张配乐还有幸得到了因《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2010）获得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的特伦特·雷诺（Trent Reznor）和阿提喀斯·罗斯（Atticus Ross）的时代感音乐的支持。他们将大乐队的声音与管弦乐的安排混合在一起，让人想起了《公民凯恩》配乐师伯纳德·赫尔曼（Bernard Herrmann）的作品。“当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玩的东西时，”芬奇说，“我只是觉得，‘哦，我的上帝，这是如此独特。它是如此独一无二。’”
▍凯恩和收获
如果说曼凯维奇以诚实著称，那么芬奇也是最直率的炮手之一。他拒绝称《曼克》是他最私人的项目，也拒绝过度分析它在他职业生涯中的地位。“这些东西需要很多年才会有定语，”他叹息道，“你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思考它们，‘等等，这部在《消失的爱人》（Gone Girl，2014）之后的作品看起来怎么样？’如果我花时间去想这些东西，那我就永远不会有任何成就。当有人［批准你的电影］时，你不会去想：‘好吧，但这在［我的电影史]中处于什么位置呢? 好吧，至少它的片名里没有女孩这个词’。我不能老是想着这些事情。”
他并不非常看好这部电影的商业前景。“我不知道[《曼克》]是否有广泛的观众群，”他想了下，说，“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能有更多的观众吧。”他笑道。他很庆幸Netflix没有像传统发行商那样给他在首映周末施加同样的压力，而且这部电影会在该服务器的片库中存活下来。他还开玩笑说：“给一部在[竞争对手流媒体服务]HBO Max播放的电影写情书并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商业计划……但是，听着，如果我们只做那些聪明的东西，可能就只剩下漫威、星球大战和侏罗纪公园这样的电影了。”
有一点无疑会给《曼克》吸引更多的眼球，那就是它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吸引到各种类别电影奖项的关注。即使是他已故的父亲被提名的前景，也不足以让他变得言辞吞吐。“我讨厌成为这样的一个家伙，但我会这样看：他把他的电影拍出来了，”芬奇笑道，“美国编剧工会（WGA）的成员中，能说这样话的毕竟不多。所以我很高兴我把它拍出来了……我觉得[给他提名]就有点浪费了。对我来说，最好就是一个浪费的荣耀。”
关于奖项的谈话对芬奇来说是一种令人生厌的东西，他用他标志性的嘲讽和机智结束了它。“听着，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对话，是因为代表那些期望改变观众行为的人缺乏想象力……电影其实只有两个季节，有“氨纶之夏”和“苦恼之冬”。你要在两个季节中的一个季节拍电影，如果你错过了，你就会落入另外两个名义上是垃圾场的季节中的一个。这有意义吗？” 当然：当今工作的导演中，没有人比他更能精明地把握行业的阴谋。“我并不是真的感到他妈的厌倦，”他总结道，“我是一个知情者，这真是他妈的令人厌倦。”
【注释】
- 在广播节目和电影中，“帐篷杆”是指支持电影制片厂或电视网财务业绩的节目或电影。它是一个比喻，一个强大的中心杆为帐篷提供稳定的结构。一部帐篷杆电影可能会被期望支持配合商品的销售。
- 原文用lotus land，这里代指好莱坞。
- 莉丝·莎兰德（Lisbeth Salander）是芬奇电影《龙纹身的女孩》中的主角。
- 麦可·布隆维斯特（Mikael Blomkvist），芬奇电影《龙纹身的女孩》中的男主角。
- 指电影中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扮演的连环杀手
｜翻译：育凡（@迷影翻译）
｜中译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壹影誌”（ID:iCine_Magaz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