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6年，我刚刚高中毕业——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约翰·休斯（John Hughes）的电影里。在银幕上，我就读的高中是中西部的大学校，大多位于芝加哥的郊区。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不拍戏或翘课，我就会去洛杉矶西区的一所小型法语学校，名为Lycée Français，我很少亲自去上过课，以至于在那天我从纽约飞回家领取毕业证书时，我的母亲称它为我的“荣誉学位”。当时，我可以说是美国最著名的高中生之一，但我已经很久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年龄了。当我提前几周离校去纽约与小罗伯特·唐尼（Robert Downey, Jr.）一起主演《把妹达人》（The Pick-up Artist，1987）时，我已经成为了一个职业演员——然而，我在餐厅仍然无法合法点酒。
在那次拍摄期间，我接到经纪人的电话，告诉我法国-瑞士电影导演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他已于今年（2022年）9月去世，享年91岁——想与我见面，讨论我在改编自《李尔王》的电影中饰演科迪莉亚一角的可能性。那时，我对戈达尔的唯一了解是一张挂在法国服装店agnès b.里的海报。那是一幅由他几部经典电影的图片拼贴而成的作品——《蔑视》（Contempt，1963）、《阿尔法城》（Alphaville，1965）、《疯狂的皮埃罗》（Pierrot le Fou，1965）。被这种风格所吸引，尤其是珍·茜宝（Jean Seberg）在《精疲力尽》（Breathless，1960）中迷人的短发造型。我买下了那张海报，但还没有看过任何这些电影。
出演莎士比亚作品的想法让我有些望而生畏。虽然巧合的是，我的第一个电影角色是在另一部莎士比亚经典作品的现代改编版中扮演的，但我从未挑战过莎士比亚的原著。十三岁那年，我在保罗·马祖尔斯基（Paul Mazursky）的《暴风雨》（Tempest，1982）中饰演米兰达，约翰·卡萨维茨（John Cassavetes）饰演的普洛斯彼罗（Prospero）被改名为菲利普（Phillip）。我的经纪人告诉我，《李尔王》值得考虑，因为戈达尔是一个重要但深奥的导演，她知道我渴很想拍一些不那么主流的作品。尽管我喜欢和休斯合作，但我不希望只被视为是一位青少年明星，而且当我还在努力通过代数考试时，就被推上了一代人的代言人角色，我从来没有感觉完全舒服过。
她还说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也参与了（尽管她不太确定是以何种身份），并鼓励我至少去参加会面。为了做好准备，我在斯特兰德书店买了一本《李尔王》的平装书，随后在音像店租了《精疲力尽》，看了茜宝和她的搭档让-保罗·贝尔蒙多（Jean-Paul Belmondo）的表演，沉醉其中。
有一天下班后，我独自坐出租车前往市中心的谢里·内德兰酒店（Sherry Netherland），去见戈达尔和制片人汤姆·拉迪（Tom Luddy）。拉迪在门口迎接我，把我领进客厅，我们俩坐在那里闲聊；聊得如此琐碎，以至于我甚至不记得内容了。几分钟后，导演进来了，当时我只感受到他那种威严的气场。戈达尔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透过他那厚厚的有色眼镜仔细打量着我。他的卷发在两侧显得蓬松不羁，头顶大部分光秃。我当时就觉得他老了，而现在想想他其实不过比我大几岁，真是令人吃惊。我礼貌地询问是否有剧本供我阅读。他一边抽着大雪茄，房间里弥漫着刺鼻的烟雾，一边摇头说没有，但表示会向我解释这个剧本想法的。
在接下来的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里，他用带有浓重口音但独特单调声调向我概述了这部电影的内容。我尽力跟上他的解释（他称之为“一种方法”）。他一直没有坐下，只是时不时地停下来重新点燃雪茄。汤姆·拉迪在我倾听时焦虑地向我投来紧张的目光。我了解到在戈达尔版本中，李尔是一个名叫唐·李尔（Don Learo）的美国黑帮分子——他发音为“lay-ah-ro”，因此他的最小女儿科迪莉亚（Cordelia）也应该是美国人。当他讲完时，我只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为什么想让我来饰演这个角色？他微笑着，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作为一位年轻的电影明星，我是美国最像公主的人。我怀疑更可能的真相是，基于约翰·休斯电影的成功，我很有票房价值，能够帮助他获得融资。
我的另一个问题是这部电影将在哪里拍摄。答案是：在瑞士或者马里布，这取决于谁是李尔的扮演者。候选人只剩下两个选择：罗德·斯泰格尔（Rod Steiger）或布吉斯·梅迪斯（Burgess Meredith）。斯泰格尔在1968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凭借《炎热的夜晚》（In the Heat of the Night，1967）获得奥斯卡奖，他当时出演的前提是必须在他位于马里布的家附近拍摄。梅迪斯是一位演员，我主要是通过重播的六十年代的电视剧《蝙蝠侠》（Batman）中的企鹅人角色认识他的，但他丰富的职业生涯始于1929年的戏剧。他愿意出差，如果他被选上，拍摄将在瑞士进行，那是戈达尔居住的地方，并且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他更喜欢在那里工作。我不确定梅勒发生了什么。拍摄计划为期两周，远比我通常需要投入的时间少。这一项目恰到好处地引发了我的好奇心。
坦率地说，我很难抗拒和“法国”相关的元素。从我还是萨克拉门托郊区的一个孩子，和妈妈一起在电视上看朱莉娅·查尔德（Julia Child）开始，我就将法国视为文化的典范。我的家搬到洛杉矶后，我选择了去Lycée，因为我心爱的片场导师艾琳·布拉夫斯坦（Irene Brafstein）曾在我之前辅导过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而朱迪（我很崇拜她）就在那所学校学习，而且法语流利得令人羡慕。然而，在十年级进入法语学校后，我感觉自己好像永远在玩追赶的游戏。但我并不气馁，在完成《早餐俱乐部》（The Breakfast Club，1985）后的那个暑假，我和一位同学参加了在法国小镇海尔（Hyères）举行的夏令营。那时，我已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法国迷了，我沉迷于科莱特（Colette）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书籍，以及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和海明威（Hemingway）的作品，他们都在国外过着一种我渴望亲身体验的生活，充满了一种侨居者的慵懒，我渴望有一天自己也能体验到这种慵懒。在《早餐俱乐部》中，我甚至即兴创作了一段台词，约翰·休斯将其保留在最终剪辑中。在这段台词中，我扮演的角色克莱尔（Claire）做了一个白日梦，梦见她想去的地方–法国。看起来，我最终与法国电影最重要的导演之一合作是注定的，所以我决定参与这个项目。
有人告诉我，伍迪·艾伦（Woody Allen）将在将在《李尔王》中扮演小丑，他当时正处于其导演生涯的巅峰。在《把妹达人》的摄影师布赖恩·哈米尔（Brian Hamill）的陪同下，我来到迈克尔酒吧（Michael’s Pub），艾伦每周一晚上都会在那里与爵士乐队一起演奏单簧管。布赖恩介绍我们认识后，我提到我已同意与戈达尔合作，并询问他的拍摄体验如何，因为那时已经拍完了他参演的部分。艾伦描述了他在片段中一边被胶卷裹住，一边引用莎士比亚的台词的情景，说感到自己就像……嗯，一个小丑，尽管他的角色被称为“编辑”。他告诉我，希望我能有更好的体验。这话听起来并不太鼓舞人心。
那年秋天，我在百老汇外首演霍顿·福特（Horton Foote）的剧作《莉莉·戴尔》（Lily Dale），然后飞回洛杉矶与家人共度假期。我收到了戈达尔发来的多封电报和一份附有图画的书面大纲，他似乎真的很高兴我同意拍摄他的电影。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电报是出了打电话之外最快的发送消息的方式。到了八十年代末，电报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了，但我却觉得它能让人联想到另一个充满魅力的时代。我记得自己之前从未收到过电报。
那年三月，我和汤姆·拉迪以及最终获得李尔角色的布吉斯·梅迪斯一起乘坐协和式飞机（Concorde）从肯尼迪机场出发，途经巴黎前往瑞士。这是我拍摄的第二部没有父母陪伴的电影，合同规定制作方必须让我的一位女友从洛杉矶飞到瑞士与我会面，以免我一个人寂寞。协和式飞机有着流线型的机身和尖尖的机头，时髦优雅如欧文·潘（Irving Penn）镜头下的模特。
不到三个半小时，我们抵达巴黎，我惊慌失措地发现自己的护照不知什么时候丢了。不过我几乎是立刻拿到了一本新护照，这也充分证明了戈达尔在法国的地位。在稍微耽搁之后，我们就搭乘另一架航班降落在日内瓦。从那里我们乘车前往尼永（Nyon）的海滨酒店（Beau Rivage Hotel），演员们将在那里住宿和拍摄。
这时，我对剧情有了一定的了解，自从我与戈达尔的初次会面，甚至自他在洛杉矶发给我的大纲之后，剧情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的故事大体上是这样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世界已经毁灭，一个名叫小威廉·莎士比亚五世的嬉皮笑脸的小个子男子被委以重任，重新创作他著名祖先的作品。先锋派歌剧导演彼得·塞拉斯（Peter Sellars）出演莎士比亚的后裔，而戈达尔则出演了一个莎士比亚戏剧中没有出现过的角色：赫尔·多克托·普拉格（Herr Doktor Pluggy）博士是一位发明家，他的头上戴着一个悬挂着电缆的装置，正在进行一项名为“影像”（“the image”）的研究。
在开始拍摄之前，我向制作团队的人打听什么时候能见到化妆师、发型师和服装师，得到的答复是我需要自己来完成这些。我还被告知戈达尔会来我的房间，从我带来的衣服中选择科迪莉亚的服装。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我顿时希望自己在收拾行李时能更精挑细选一些。我回到房间，挑了一件漂亮的毛衣和裙子，在头发上扎了个围巾，小心翼翼地化了妆。然后，我一边写明信片一边等戈达尔，行李箱里的东西整齐地摆放在床上。当我在门口迎接他和一位助理时，他看了我的脸一眼，惊呼道：“不，不，不！妆化得太浓了！把它擦掉。如果一定要的话，就稍微涂一点睫毛膏，仅此而已。”他在“all”中的“a”发音为“o”，发音方式和他后来让我念科迪莉亚回答她父亲的问题时的发音完全相同，她父亲问她会说什么来证明她对他的爱。“不是没有什么”（“Not no‑thing.”），no thing。他把这个词一分为二，我能感觉到这个区别对他来说很重要，但我并不完全理解为什么。
我期待着与其他演员见面，尽管我在听到彼得·塞拉斯（Peter Sellars）参与的消息时并不太高兴。两年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我有机会在他执导的《海鸥》（The Seagull）中饰演尼娜（Nina）一角，与科琳·杜赫斯特（Colleen Dewhurst）一起在肯尼迪中心演出，但在最后一刻，我被告知这个角色将由凯莉·麦吉利斯（Kelly McGillis）出演。当时我觉得这很不公平，因为剧中的角色尼娜和我一样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我仍对这事耿耿于怀，随着拍摄的开始，我承认看到戈达尔对塞拉斯表现出轻蔑的态度时，我心里感到一丝快意，尽管很明显这位歌剧导演非常崇拜他的。
我得知诺曼·梅勒曾是戈达尔原定的李尔，尽管我仍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演员和剧组中，我听到有人说，这位作家和他的女儿，也就是科迪莉亚的扮演者，住在同一家酒店里——事实上，就在伯吉斯和我现在拍摄的同一个房间里——几天后，据说梅勒与导演发生了一些争执，带着女儿离开了。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既略显奇怪又耐人寻味，而戈达尔还在为此耿耿于怀。
法国女演员朱莉·德尔佩（Julie Delpy）在电影中饰演维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导演莱奥·卡拉克斯（Leos Carax）则饰演埃德加（Edgar）（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李尔的长子，而是埃德加·爱伦·坡）。朱莉比我小一岁，但她比我更了解戈达尔。她曾在戈达尔1985年的电影《侦探》中出演过一个小角色，那是她的电影处女秀。她郑重地向我保证：“他是个天才”。当我不在拍摄时，我和朋友安吉（Angie）就与她一起逛小镇。那时朱莉的英语很蹩脚，而我的法语也不太流利，我们一起练习各自的语言，而她则到处莫名其妙地当着陌生人的面把能发出“啪啪”爆炸声的小玩意声扔在地上，面对选中的目标措手不及受到惊吓的样子时还会开心地大笑。我不太清楚她从哪里搞来的这些玩意，但如果听说是戈达尔给的，我也并不会感到惊讶。
有一天，戈达尔偷偷溜进伯吉斯的房间，把他的床单折短了，让他无法伸脚就寝。我注意到导演似乎从挑衅他人中获得了满足，不过，幸运的是，他的恶作剧通常只针男人。
伯吉斯身上有一种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优雅，令我钦佩不已。与我不同，他对先锋派并不陌生。1930年，他在百老汇首演了伊娃·勒·加里安（Eva Le Gallienne）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多年来他与诸多大牌合作过，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和让·雷诺阿（Jean Renoir）等。尽管如此，伯吉斯还是觉得不安，因为他会在前一天晚上准备好戈达尔给他的台词，然后到了片场却发现戈达尔把它们都弃置不用了。伯吉斯并不介意这种实验性，他只希望能参与其中。这种游戏会让演员感到幼稚，多亏了他的幽默感，他才没有像梅勒那样放弃这部作品。
在酒店俯瞰日内瓦湖的白桌布餐厅用餐时，我和伯吉斯都在猜测我们这位高深莫测的导演在忙些什么。伯吉斯是一位葡萄酒爱好者，常常点菜单上最好的酒，比如1982年的柏翠酒庄（Château Pétrus），这给剧组成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的朋友安吉和朱莉和经常和我们一起吃饭，塞勒斯（后来我原谅了他）至少有一次也加入我们的行列。伯吉斯在他一头白发上戴着各种时髦的帽子，给我们讲述他生活中的故事。他淡蓝色的眼睛锐利而闪烁，就像我想象中的圣诞老人一样。当时，他正打算写一本回忆录，伪装成一本他多年来喜欢的葡萄酒书。我最喜欢的轶事是他年轻的时候，被塔露拉·班克黑德（Tallulah Bankhead）召唤到她在曼哈顿哥谭酒店（Gotham Hotel）的套房。“那时，你真的知道自己成功了！”他带着调皮的笑容告诉我们。他穿着最好的西装，以为自己要和班克黑德进行一场亲密会谈。她在门口迎接他时，浑身赤裸，手中拿着香槟杯，身后是狂欢的人群。“伯吉斯，亲爱的！”她喊道。他说一来二去，最终他发现自己和她在一间卧室里当众发生了关系。
“然后，就在我高潮前，她在我耳边轻声说，‘别射进我的身体里，伯吉斯，亲爱的——我已与乔克·惠特尼订婚！’”他说。“而她喝的香槟是……”老实说，他让“布拉特小队”（Brat Pack[1]是对一群年轻演员的昵称，他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经常一起出演青少年题材的成长电影。Brat Pack “一词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Rat Pack … Continue reading）看起来像是一群门诺教徒。
戈达尔从未与我们共进晚餐。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和大家来往，实在是太可惜了，因为考虑到他对电影和老好莱坞的崇敬，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伯吉斯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其实有点害羞，被困在自己的思绪中。或许，唯一能够让他理解任何事情的方式就是拍摄和剪辑。
有一天，拍摄进行到一半时，伯吉斯告诉我，我们拍摄的房间的床单上有假血，并问我是否知道这件事。我真不知道。
“你觉得他在搞什么鬼？”他若有所思地问道。我猜这又是戈达尔的一个玩笑，一个旨在让伯吉斯感到不安和烦躁的恶作剧——让他变成那个他构想的咄咄逼人、困惑的李尔。可是，几年后，我从这本杂志（《纽约客》）的电影撰稿人理查德·布罗迪（Richard Brody）处得知，在他2008年关于戈达尔的传记《一切皆电影》（Everything Is Cinema）中得知，那血液的象征着科迪莉亚的贞洁。布罗迪的分析确认了我十年前从梅勒那里听到的事情：戈达尔一直在探讨李尔与女儿之间的性关系。尽管我在片场时从未考虑过这一点，但后来我了解到这也是梅勒离开制作的部分原因（除了他所写的剧本被戈达尔扔掉）。
1998年，我在一个聚会上遇到了梅勒，当我提到戈达尔的电影时，他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抓住我的手臂把我带进一个安静的前厅，让我听他讲述他的故事，基本上就是说戈达尔是个怪物。梅勒告诉我，他对影片中的乱伦情节很反感，因为导演让梅勒和他的女儿凯特出演这两个角色，还因为导演使用了他们的真实姓名。戈达尔在失去李尔时曾勃然大怒，在剪辑成片时也毫不手软，他对梅勒父女所拍的镜头也没有一丝宽恕，决定在片头加入大量他们的镜头，并添加了一段尖刻的画外音，讽刺诺曼是 “伟大的作家”。十年过去了，梅勒仍然怒不可遏，似乎讲述戈达尔的无所顾忌对他来说既痛苦又愉悦。
戈达尔并没有像对诺曼和凯特那样在电影中使用伯吉斯和我的真实姓名。他肯定知道这样做会遇到同样的阻力。不过，无论如何，伯吉斯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我们两人都足够成熟，可以处理这种诠释——毕竟他并不是让我们拍性爱场景——但显然，他并不想冒这个险。或许他只是享受那种秘密和侥幸的感觉。
我在影片中穿的所有衣物确实都是我自己带来的，唯一例外是我在科迪莉亚去世那幕中穿上的一件厚重的白色亚麻睡衣。剧透：在戈达尔的版本中，她也死了，但其它地方与原文并无太大出入。除了我在《李尔王》中引用的几句台词外，戈达尔让我阅读的莎士比亚作品中，很多都是出自要么是首十四行诗（如第47首十四行诗，戈达尔交给我让我趴在酒店浴室的浴缸边对着吊杆麦克风朗读），要么就是我记得的《亨利六世》第一部中圣女贞德的台词。戈达尔将电影中低声的旁白与声音交织在一起，给人一种听到声音的感觉，就像圣女贞德经历的那样，尽管我不确定这是否是他的本意。
在拍摄过程中，我有时会问戈达尔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只有这么少的工作人员？”我从未参与过如此少人的拍摄剧组。在《李尔王》中，灯光调整只需要把台灯从一个表面移到另一个表面。“这没有必要。这些大型电影剧组，真是可笑……”，他嘲讽道。“拍电影并不需要这么多人。”这或许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可能在1987年时，戈达尔并没有足够的预算来雇佣庞大的剧组，即使他想这样做。此外，他本身也是个内向的人，不喜欢跟太多人待在一起。小型剧组更容易控制，而为了与他合作，你必须完全服从他的设想。这与我与其他导演的经历截然不同，尤其是约翰·休斯的合作总是感觉是非常协作。
我现在真希望自己能多和戈达尔聊聊，但我承认，我的腼腆阻止了我这么做。我被他威慑住了。在我看来，法国人是权威人物——他们是我高中时期的教授。
拍摄接近尾声时，戈达尔说他认为我在电影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全真实的，只有一个时刻例外。当然，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我问他是哪个时刻。
“等结束后我再告诉你，”他说。
我没有忘记。拍完我的戏后，我走上前去问他是哪个时刻，他告诉我，他告诉我是科迪莉亚躺在她父亲身边死去的那一幕。这完全不合逻辑，因为那是我拍摄的最后一个场景——在他说那句话时，这个场景甚至还没拍。或许我的性别并没有让我完全逃过他的恶作剧。
拍摄结束后，伯吉斯、我的朋友安吉和我一起飞回美国。伯吉斯带我们穿过机场，用企鹅的声音向我们发号施令。
24岁那年，我兑现了对年轻时的自己许下的诺言，搬到了巴黎。当我告诉我的法国男友我曾出演让-吕克·戈达尔的电影时，他惊呆了。在1995年，查找某人的IMDb资料并不是一件普遍的事情，而那时《李尔王》在法国只是一种传说，因为该片还没有找到发行渠道。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都市传说，但据说在戛纳首映时曾有人向屏幕扔番茄。我从未被邀请参加首映。我是和几个朋友在洛杉矶一家几乎空无一人的电影院买票观看的，影片在那里只放映了很短的时间。我在那时看到成片时的困惑与拍摄时并无二致。观看完成的电影并没有帮我澄清任何事情——即使现在，理查德·布罗迪在2012年将其列为“史上最伟大的十部电影”之首的事实，仍然让我困惑不已。在洛杉矶的电影院，我惊讶地发现戈达尔保留了梅勒一家人那部分的剧情，我不得不对他的胆大妄为感到好笑。
在法国生活期间，我注意到我遇到的法国电影界人士似乎要么支持新浪潮电影，要么反对，尤其是对戈达尔。新一代电影制作人明显是反智的。“哦，他真无聊，”一位著名的法国喜剧演员告诉我。“这正是法国电影的一切问题所在。无尽的自恋。”
就我而言，我无法停止思考戈达尔。他就像一个我永远无法拼凑完整的拼图，但又无法将其完全放回盒子里。我的朋友维多利亚·利科克（Victoria Leacock）是电影纪录片先驱里基·利科克（Ricky Leacock）的女儿，她和我有个想法，想把和戈达尔的一次访谈拍成短片，取名为《等待戈达尔》（Waiting for Godard）。我们决定由维多利亚拍摄我从巴黎坐火车去瑞士的过程，同时谈论《李尔王》的拍摄情况。一旦到了那里，我会找到戈达尔，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认为，受贝克特启发的标题中的“等待”意味着无论戈达尔是否同意接受采访，我们都可以制作这部电影。“叫它《电影人的列车》（‘En Train de Filmer’），”我法国男友建议道。“相信我，他会喜欢这个双关语。”维多利亚的父亲曾与美国纪录片导演D.A.彭尼贝克（D. A. Pennebaker）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该公司在1969年几乎破产，因为戈达尔退出了一部他们投入巨资的电影。她的父亲一直告诉她，这导致了利科克-彭尼贝克公司的倒闭。不过我们对此都心存疑问。
我抓住机会，使用我男朋友建议的法语标题，给戈达尔在瑞士罗勒的办公室发了一封信，就像瓶中信一样。不久之后，我和男朋友半夜被答录机上那独特的单调拖腔唤醒，他答应参与这个项目。
1995年秋天，戈达尔和我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共进午餐。我给他带了一支雪茄。他微笑着把雪茄放进了他呢绒运动外套的胸前口袋，好像这一切都是他预料之中的。对我来说，他看起来基本和我上次见到他时一样，只是个子小了一些，也不那么威严了。看到他把水倒进酒里再喝，我很震惊，但我没有对此发表评论。我们聊了聊近来的电影。他对当时的热门影片《低俗小说》（Pulp Fiction）评价不高，“不够真实，”他断言。（又是那个词！）然而，我们都喜欢法裔加拿大导演弗朗索瓦·吉拉德（François Girard）的《古尔德的三十二部短片》（Thirty Two Short Films About Glenn Gould，1993），这是一部相对冷门的电影。这次我们的对话完全用法语进行，对我来说仍然很困难，我在正式的“vous”和熟悉的“tu”之间挣扎。他并没有减轻我的不适，反而似乎还更加享受这种感觉。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tu”与“vous”的问题对他而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在至少一部电影中都有提及。在1964年的电影《法外之徒》（Band of Outsiders）中，阿图尔（克洛德·布拉瑟 Claude Brasseur饰）问弗朗茨（萨米·弗雷 Sami Frey饰）有关他们共同渴望的女人奥迪尔（戈达尔的前妻和后来的缪斯安娜·卡里娜 Anna Karina 饰）：“你用过‘tu’称呼她吗？”当弗朗茨回答“没有”时，阿图尔吹嘘到：“我随时都可以拥有她。”对戈达尔来说，言语是重要的——实际上，他对此充满了痴迷，尽管年轻一代多年来一直在摒弃这种正式用法，然而让-吕克·戈达尔对此却不以为然。他是我所知的最正式的形式主义者。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有一个时刻，他向我吐露了他被我的信 “打动”了，并告诉我其他女演员——他暗示是美国女演员，提到珍·茜宝和简·方达——都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瓜葛。我在心中默默记下，要在维多利亚和我拍摄我们的短片时向他询问更多这些问题，但后来因为一份工作，我回美国待了几个月，我们的电影也就搁浅了。我尽量不让生活中有太多遗憾，但没有继续拍摄这部短片就是其中之一。
那天午餐结束后，我们一起走出了餐厅，漫步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秋天的天空已经开始暗淡，沿街商店和餐厅的霓虹灯刚刚开始闪烁。他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我住在玛黑区，就在冬季马戏团对面。
“在拉雪兹神父公墓附件。”他说道。
“是的，”我回答。“不太远。”
我们在那条街上漫步，正如贝尔蒙多和茜宝三十六年前所做的那样。
“你最喜欢巴黎的哪个地方？”我一时冲动问他。他毫不犹豫地指着林荫大道：“这里。这就是我的巴黎。”
｜原文刊于《纽约客》杂志2022年12月19日期刊，题目为 “The King and I.”
References
| ↑1 | 是对一群年轻演员的昵称，他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经常一起出演青少年题材的成长电影。Brat Pack “一词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Rat Pack 的谐音，最早流行于 1985 年《纽约》杂志的一篇封面文章，文章描述了一群 20 岁出头、非常成功的电影明星。大卫·布卢姆（David Blum）在洛杉矶硬石咖啡馆目睹了几位年轻演员被追星族围攻的情景后，写下了这篇文章。该团体的特点是成员经常参加派对，如黛米·摩尔（Demi Moore）、埃米利奥·埃斯特维兹（Emilio Estevez）、罗伯·洛（Rob Lowe）和贾德·尼尔森（Judd Nel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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