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沧东的电影之所以有强烈的文学层面，首先在于他的电影横越了既有的电影类别，让影评人写出“李沧东是在执导电视剧”，或“他的电影中有喜剧元素”——而这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没有考虑到戏剧和荒诞、可悲及平庸之间独特的结合是他作品的特性。其次，是在于他的电影展现出决定韩国当代史和韩国社会的因素，与他电影中人物个性的不可分割性。
小说和历史之间一贯的复杂关系，无疑在他的第二部电影《薄荷糖》（1999）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部电影甚至还成为一些理论实验的主题。除了藉由一连串时间倒流的段落讲述主角英浩的故事，李沧东似乎还意图寻找一个也许无法到达的根源，也就是寻找(如同艾伯托.莫拉维亚[1]Alberto Moravia，法西斯政权打压的意大利作家。他透过小说《同流者〔Il conformista … Continue reading的解释)揭露一个人作为”从众者”的真相来源。英浩因着自己的选择，自一九七零年代末起，光州屠杀事件到民主化之后的幻灭期这二十年间，也就是从镇压的时代（此时他是拷问警察）开始，到爆发外汇危机之前的过度繁荣期（这时他是生意人），根据社会及其变化，进行自我转型。
▍没有消失的罪恶感
然而深入探讨《薄荷糖》潜在的因果关系，无疑是一种对原罪的探寻。这恐怕是对在包容不人道的情况下产生的愧疚的探寻，而这种罪疚广泛来说包含向法律妥协，再更广泛地说，是向很少有人尊重的“基本的做人道理”[2]“基本的做人道理”(common decency)是贯穿乔治·奥威尔（George … Continue reading这个简单规则妥协后所形成。李的电影中充满了罪恶感。
《绿鱼》（1997）描述一个年轻人为寻找自身所缺失的共同体而进入帮派的旅程。他宁愿选择犯罪，也不愿享受破裂家庭的虚假温暖;《绿洲》（2002）讲述的是一对奇妙情侣——年轻的男人像个孩子，而年轻的女人患有脑性麻痹。这对情侣的组成，可能是由一连串充满谎言的事件所制造出来的结果（男人代替自己的亲兄坐牢，女人的哥哥以她的名义非法取得身心障碍者住宅）。这难道不是金钱会污染并毒害人际关系的最佳写照？在《生命之诗》（2010），当男学生的父母为了压下孩子们性侵少女所导致的自杀事件，给少女的母亲慰问金时，让人直觉联想到罪恶感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以及在《密阳》（2007）中，幼子惨遭杀害的母亲听到犯人说自己已透过神谕得到原谅，这时让她顿悟的，难道不就是信仰是一种忍受悲伤和缺席最实用的方法，而且还是一种即使犯罪也能活下去既便利又能消除罪恶的自私方法吗?
▍没有家人的人物
李沧东电影里的人物都在追求他们身分认同感中必要的依恋、接纳、共同体和家人，但他们每次都不被允许拥有这个条件，或因此处于困境之中，而这或许是因为引起这种欲望的焦虑和神经质的源头就在于他们的家庭本身。这些家庭往往支离破碎、分散各地，无法好好 发挥其功能。比如《生命之诗》的少年在父母离婚后，和外婆美子一起生活，与住釜山的母亲分隔两地；比如《密阳》的女主角先后失去了丈夫和爱子，她曾相信自己已经在其依托的基督教共同体中找到了安身之处，但之后她领悟到自己被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所骗，是受害者。又比如在《绿鱼》，一个刚退伍的年轻人试图在帮派残酷的兄弟情中寻找自己匮乏的基本连带感。以及《绿洲》的主角，尽管他代替兄长自首，揽下车祸肇事致死的责任，并守住了家庭的名声，最终还是被家人抛弃。最后，比如《燃烧》（2018）的主角发现社会阶级的模糊。
李沧东电影的主角们迷失在一个被困于“利己主义的冰水”的社会中心，他们似乎只拥有最原始的纯真，或是对（从乔治.奥威尔的意义来说）人类“基本的做人道理”具有与生俱来的直觉。这一点被刻画成《生命之诗》的老太太美子，以及《密阳》中由优秀的演员宋康昊所饰演的努力却笨拙的恋人宗灿。
李沧东的人物在道德方面明显单纯（时而接近愚蠢），这不仅让他们和唯利是图的人产生区分，也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方式，让他们观察，仔细地深入世界，最终感受世界。而这也是《生命之诗》里“诗 (poetry)”所具备的意义，因为在写一首诗之前“必须认真地观察”。同样地，美子的变化是出自于“看”，也就是说，透过她看孙子的视线，或是老男人苦苦哀求她想在最后当一次男人，而她最终答应时看着他的目光；又或者是她和被害少女的母亲闲聊甜杏时的眼神。透过这些视线，使她产生变化。
如同《密阳》中的基督徒药师所断言，信仰让人类得以接触看不见的世界。然而李沧东电影所暗示的“看不见的世界”，并不是为了纯粹想寻求慰藉的个人而准备的海市蜃楼，它指的是一个永远到达不了的虚拟世界，这在《燃烧》，一部讲述阶级间差距，以及不信任而造成悲剧的最新作品中也不断浮现。而这个“看不见的世界”， 只有那些为求对现实异常敏锐的感知、坚毅不拔的电影工作者才能捕捉得到。
｜此文是全州国际电影节编辑的《电影从不停止质问》一书的“引言”部分，译者：林伦伃，台湾馬可孛羅文化2022年出版
References
| ↑1 | Alberto Moravia，法西斯政权打压的意大利作家。他透过小说《同流者〔Il conformista 〕》，从无法忍受与他人不同的义大利人身上找到了意大利沦落为法西斯国家的理由。该小说于一九七零年被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改编成电影。此外，他还是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轻蔑》 (Contempt，1963)和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的《烽火母女泪》(Two Women，1960)的原作作家和编剧。他的小说中，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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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基本的做人道理”(common decency)是贯穿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有作品的主要概念，也被译为“普通人的尊严”。奥威尔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断警告资本主义文明会持续堕落，强调从资本主义文明彻底得到救赎，但他同时渴望社会得以实现人类“基本的做人道理(或普通人的尊严)”，这和他所认知的文明史潮流截然相反。 ——参考高世薰所著的《乔治.欧威尔:关于知识份子的报告》，2012年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