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纽约客》杂志发表了五篇关于纳粹党卫军局 IV-B-4（负责“犹太事务”的盖世太保部门）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审判的文章。这些文章由政治思想家、犹太裔公共知识分子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撰写，随后结集出版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正如欧文·豪（Irving Howe）所说，这本书在纽约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内战”。一些评论咒骂阿伦特是“自恨的犹太人”和“纳粹的爱好者”，《犹太日报》（Jewish Daily）指责她“争辩的粗俗”；而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则称她对艾希曼的描绘是一部“杰作”，布鲁诺·贝特海姆（Bruno Bettelheim）甚至认为这是抵御“去人性化的极权主义”的最佳武器。整个纽约，阿伦特的朋友们分裂成两派。《异议》（Dissent）杂志在外交官酒店举办会议时，聚集的人群高声谴责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和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犹太大屠杀学者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因为他们为阿伦特辩护。而在《党人评论》（The Partisan Review）上，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 Abel）则宣称，在阿伦特的书中，艾希曼“看起来比他的受害者更好”。
在那段火热的岁月之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长期以来都成为要么被谴责，要么被捍卫的对象，而不是一本真正被阅读和理解的书。因此，当我听说德国导演玛格丽特·冯·特罗塔（Margarethe von Trotta）正在拍摄一部关于阿伦特报道艾希曼审判的电影时，心中不免有些担忧。然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2012）实现了一件极为罕见的事：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批评喧嚣中，它真正让阿伦特的工作重新变得可信、易于理解。
电影开场有两个无声的场景。第一个场景描绘了摩萨德对艾希曼的绑架。第二个场景中，汉娜·阿伦特静静地点燃并抽着一支香烟。她周围一片黑暗，我们看着她抽烟整整两分钟。由芭芭拉·苏可娃（Barbara Sukowa）激情演绎（她凭此片获得了德国电影奖“罗拉奖”），阿伦特缓步行走，躺下，吸气。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看见黑暗中香烟的火光明灭闪烁。影片要我们理解：阿伦特在思考。
尽管阿伦特的研究涉及许多岔路，但一个主题是清晰的：在现代官僚社会中，人类的邪恶并非源于善恶的缺失，而是源于思考的缺失。当阿伦特谈及艾希曼声称自己“从未出于卑劣动机行事”、“从未倾向于杀人……从未憎恨犹太人”时，她写道，这些说法“虽难以置信，但并非完全不可能”。然而阿伦特坚持认为，“艾希曼既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并非出于邪恶而作恶的反派。艾希曼自夸是履行公民义务，认真遵守法律，尽职尽责——而且这一切得到了上级的认可。在法庭上，他满口陈词滥调与官僚套话，甚至声称自己是一个“拯救了成千上万犹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阿伦特震惊于艾希曼罪行的巨大与其人的平庸。
她惊讶地发现，或许历史上最严重的罪行，并非由歇斯底里的精神变态者执行，而是由一群不加思索的庸人所推动。这正是阿伦特那句著名且长期被误解的论断“平庸之恶”的含义。谋杀亲属可能出于恶意，罪行可能源自野蛮动机。但从恶意杀人到官僚化的种族灭绝，其距离不可同日而语。阿伦特所说的“平庸”表明，放弃人类的常识、屈从于权威是不可能在没有像艾希曼这样的不思考的人时发生的。
艾希曼审判启发了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他著名的实验中要求纽黑文的居民协助研究人员，通过对答错的学生施加他们认为是痛苦甚至致命的电击来“教学”。大多数参与者遵照指令行事。米尔格伦得出结论：大多数人会服从权威，即便这些命令违背他们的信念；他认为服从不等于支持。
阿伦特不同意这种看法；她坚持认为，服从意味着责任。她震惊于批评者竟然假设有思想的人也会像艾希曼那样行事。她担心像米尔格伦这样的实验会使道德软弱变得正常化。事实上，她认为对她书籍的愤怒反应——批评者坚持把艾希曼看作怪物——恰恰证明了他们害怕自己也缺乏抵抗权威的道德独立和思考能力。
被“缺乏思考”的危险所震撼，阿伦特毕生都在思考“思考”本身。她追问：思考能否拯救我们，使我们摆脱那种使许多人愿意参与官僚化邪恶（如对六百万犹太人的行政性灭绝）的倾向？在阿伦特看来，思考能建立起对过度简化、陈词滥调和传统惯性的障碍。只有思考，才能提醒我们的人性尊严，并使我们有自由抵抗奴性。而这种思考，阿伦特认为，是无法教授的：它只能通过榜样来展现。我们无法通过教条或学习获得思考，只能在经验中学会——当我们遇见那些以思想打动我们的人，遇见那些能独立于群体的人。
冯·特罗塔在电影《汉娜·阿伦特》中成功展现了这种“独立”。在记者席上，阿伦特观看一位又一位证人讲述大屠杀的恐怖，冯·特罗塔则使用了真实审判的影像。阿伦特面容动容，双眼睁大，下巴搁在手上，无泪的同情让她久久凝视。当一位名叫迪努尔（Mr. Dinoor）的证人因为被要求停止讲述自己关于占星和受难的理论而晕倒时，阿伦特离开法庭，穿过以色列人群，他们凝神收听收音机，被感性的叙述所打动——而这些，阿伦特后来指责说，与为被告伸张正义无关。别人所谓的冷漠与冷酷，在这里恰恰是阿伦特的道德勇气，她摆脱了常规，专注于哲学。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重要性，不在于她对艾希曼的结论是否正确，而在于阿伦特思想的原创力量。这本书是一部关于审判的判断之书——一个人如何对付另一个人的罪行。聚焦于“过程”（德语中“审判”即“der Prozess”），正是冯·特罗塔与帕姆·卡茨（Pam Katz）合写的电影《汉娜·阿伦特》的大胆尝试：将“思考”搬上银幕。
在一段闪回中，阿伦特的导师兼旧爱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她说：“思考是一件孤独的事。”除了少数亲密之人，阿伦特在片中几乎总是孤独的，陪伴她的只有思想与那支常在手中的香烟。香烟本可能成为空洞的符号，但冯·特罗塔让它与阿伦特的呼吸同频闪烁，成为她沉默思考的象征。正是这种静默的强烈感，推动观众与阿伦特一起思考她所观察到的一切。当影片接近尾声，阿伦特完成思考，终于开口演讲时，电影在她对一所文理学院学生的七分钟演说中达到高潮。这段演讲几乎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关于“思考的重要性”的阐述。她总结道：“这种思考能力的缺失，使许多普通人能够在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上犯下邪恶的罪行。思想之风的显现，不是知识，而是分辨善恶、美丑的能力。我希望思考能给人们力量，使他们在关键时刻有能力阻止灾难的发生。”
阿伦特所要求的思考需要自豪感，需要与他人不同的意识——甚至是一种傲慢，而冯·特罗塔在银幕上也不回避这种傲慢。影片诚实地展现了阿伦特的这种特质，也展现了思考本身的特质。阿伦特相信，只有对自我独特性的信心，才能构成人格。这与爱默生一样，她的写作赞美自立。在她看来，我们民主制度下对平等的渴望——想与他人相同，不去评判他人——反而加剧了缺乏思考的问题。
当然，影片在事实呈现上也存在虚构与疏漏。比如，原本由格尔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所写的文字，却被安排成由库尔特·布鲁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说出。更严重的是，影片中没有任何一个犹太人物为阿伦特辩护，这给人一种误解，好像所有犹太知识分子都看不见她的洞见。或许最令人吃惊的是，冯·特罗塔将齐格弗里德·摩西（Siegfried Moses）的拜访改编为一次“威胁性的伏击”，而事实上那是朋友之间约定好的会面。影片因此夸大了以色列政府对阿伦特的敌意。
然而，考虑到冯·特罗塔在表现“思考”这一艰难主题上的总体成功，这些戏剧化的处理是可以原谅的。要拍一部关于思想者的电影，本就困难；能让它既易于理解又引人入胜，更是胜利。阿伦特本人或许会惊讶地发现，经过五十年的争论，最终是一部电影带来了她当初写书时所追求的公共辩论。虽然影片原本名为《争议》（The Controversy），但《汉娜·阿伦特》更合适的标题或许是《迄今为止对阿伦特哲学最精深的主流解读》（The Most Sophisticated Reading Yet of Arendt’s Philosophy to Reach the Mainstream）——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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