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某位张姓女士的看法，这几年纪录片的发展比故事片更好。
按老式的说法，近年来纪录片题材更广泛，反映更深刻。比如蒋樾等人的《暴风骤雨》在历史反思中达到了大陆影象作品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黄文海的《喧哗的尘土》和《梦游》继续开拓小城市赌博和艺术家私生活等方面的题材。
按新式的说法，故事片仍然一味在追求满足观看者的需要，拍摄者、被拍摄者与观看者继续脱离，越来越没有人的味道。纪录片则相反，自2000年以来，拍摄者不断贴近被拍摄者。而且，虽然困难重重，但上海中国纪录片论坛、合肥国际纪录片交流周、南京中国独立影象年度展、云之南纪录影象展等活动依然能够将纪录片以最接近观众的方式给观看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纪录片作为影象工作而非作品的倾向在不同背景下逐渐发展，从而使影象工作者的工作可能直接服务于被拍摄的对象。
能够直接为拍摄对象服务的，目前大概看到了三种：其一是以民间组织和环保为中心的一些工作，比如史立红、肖亮中等人围绕反对三江建坝做的工作；其二是纪录片作者在民间组织中以国外基金、国内媒体为依托，围绕乡村或城市底层建设、或群众舆论自由所做的工作，比如吴文光等人2005年所做的乡村民主建设项目、周浩与《厚街》的拍摄对象持续接触并把照相机交到他们手中；其三是一些学术性工作，主要由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操作，以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为主，一般由个别学者带领一些大学生志愿者进行，关注的目标是乡村互助建设、城市小社区或小群体利益和安全问题、少数派文化保护等。
这类被统称为“社区影象”的活动的背景，是大陆的纪录片在高端水准问题上已经没有任何疑问。其标志在国际电视领域是段康蒋等三人与BBC的持续合作、在影展方面是《铁西区》和《梦游》分别获得山形和真实电影节大奖。作者们作为群体已经没有必要继续向国际同行们证明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是纪录片市场化的推进一再遭到挫折，电视台的空间不可能再扩大，节目被取消、压缩或推迟到半夜，民间发行遭遇道德疑问甚至起诉，海外发行并没有因为得奖而有大面积的丰收。一些当DV刚出现时拿起摄象机纪录的人在市场暗淡的前提下渐渐找到了更适合他们的别的专业工作。
在06年4月8日于上海举行的中国纪录片论坛中，隐私、市场、历史等直接与作品有关的话题都比较受关注，但社区影象还比较难以在纪录片高端人群中取得广泛反响。国内不同活动中，云之南的社区单元做得最好。
直接为拍摄对象服务的作品会越来越多。这些现象好象是在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但这并非要回到计划经济的影象时代，正象乡村互助运动绝不是要重新普及南街村或华西村的人民公社模式。本来这是政府应该扶持的事情，政府暂时缺位的情况促成部分民间团体相对活跃。这一切，只是强调纪录片非盈利的终端广泛多样，既然很多事情比纪录片更有赚头，部分人有权力坚持纪录片为社会服务的做法。
2006、4、12 于河南七里营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