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直播》是一部商业电影，很多人对商业电影有偏见，要么一桶爆米花，要么是东西往观众脸上砸。但如果据此认为，商业电影营养不高又不值一提的话，这样的判断也是错误。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观众陷入到看电影的误区，看艺术电影的认为自己比看商业电影的高端，看商业电影的又认为看艺术电影的装叉。实际上，一部电影只有好与坏，根本不需要区分商业和艺术，无所谓主流和独立。单就看电影这回事，学会“艺术地看电影”才是重中之重。
扯这么多，它当然和《恐怖直播》有关，这部电影不仅有话题和现象，更有创作者的艺术追求。除了开场不久的短暂离开和一些城市大全景，这部电影几乎把空间场景完全压缩和限制在演播室内，极其罕见。就连结尾爆炸的惊人一幕，主人公都没有离开过房间，而是带着一种平静的笑容。绝大多数商业电影都不敢这么玩，一来观众容易视觉疲惫，二来对剧作和演员的要求都很高。结果，《恐怖直播》做到了，用电视直播的镜头切换来完成衔接，用特写和声音来制造紧张矛盾，在有限的时间内，爆发出最大的戏剧能量。
《恐怖直播》令日常生活变成一片空白，更没有出现好奇又惊恐的街头看客。从广播节目开始，它就处于极端紧凑和忙乱不安的戏剧状态。对主播尹英华来说，这就相当于屏蔽了他所有过往，并且他最终也没有离开过镜头。他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正常人，他是中间调停方，需要和恐怖分子对话，个人私事也会被翻出来直播，哪怕只是充当阴谋论的一部分。但换话说，只有在镜头前面，一个媒体人才是真实、生动跟鲜活的。电影也告诉观众，媒体和媒体人无非是被后期加工编造出来的虚构形象，它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过滤后的集体意见反映，一个标签和符号。表面上，媒体拥有足够多的话语空间，有批判曝光的自由，可面对国家机器，它终归是太过无力，任人玩弄。
很多韩国电影都翻出过陈年往事和无头悬案，借此来鞭挞政府，批判其专断独裁，草菅人命。骂政府、对官僚体制感到失望，这些确实已经不新鲜了，但像《恐怖直播》这么抽筋剥皮，恨之入骨的，那还真是少见。当走到恐怖袭击的地步，实际上，弱势一方已经放弃了对话的可能。《恐怖直播》偏偏苦等一个象征性的总统道歉，不禁让人想到台北街头的洪仲丘案件，再不然还有英剧《黑镜》里面对政客的挖苦嘲笑。
影片并没有一味的反体制，更不是一上来就追求无政府主义的冲突暴乱。很长一段时间内，尹英华都在努力尝试——哪怕这种努力是虚伪的，抱有媒体的天然嗅觉和功利心理，他还是希望能救下桥上的无辜人员（里头有他的前妻）。他也抛出过健全法律、改变体制之类的苦口婆心，无奈并不奏效。接连的挫败以及恐怖袭击和血腥场面的上演让他陷入心理崩溃，从而瓦解了他在一开始的固有人格，恢复到正常人的本性，同情、恐惧、机智、焦虑，五味杂陈，最后只能为自己说话。甚至，他代替总统说了道歉，但这些都没有阻碍他也化身成一名恐怖分子。就像杨德昌在1986年《恐怖分子》里说的，再正常的社会人，无论其外貌再没有危害性，他都可能会变成一名恐怖分子。因为你实在不知道，灾难和厄运哪天会向你砸来。不同在于，杨德昌是对中产阶级和台北生活失望，而《恐怖直播》是对整个社会，并没有具体实指。
当高楼大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压向韩国国会，置身其中的人们恐怕都无法脱离干系。这也是周围现实常常上演的惨剧，所有人都坐在一趟疾行的列车，置身于一个火药桶，同时也面对一座即将坍塌的高楼。或许就像贾樟柯说的，这是天注定。你可知罪？
【原载于mangazine|名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