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无人区》上映了，但是香港观众对宁浩并不熟悉。那么宁浩是个怎样的导演呢？引用我微信上一位朋友的话说，今天的中国大陆，能让她有信心买票进场不会看到烂片的导演只有三个，而宁浩的名字排在第一……
而如果你对宁浩一无所知，那么这篇对谈中，你会见到一个极坦诚的宁浩。他不羞于谈钱、谈自己的毛病、谈自己的「土」和「粗糙」。或许说宁浩是中国当代最好的导演会有人反对，但说他是中国当代最不装腔作势、最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看得到自己局限的创作者，大概无人会有异议。
文＝香港文汇报
宁＝宁浩
文：《无人区》相比你过去的作品有何新意？
宁：没什么新的东西。我一般不这么想问题，好像不去想那么多创新……这个是新的…那个旧的…我就觉得适合
这个故事，那就是这个故事。《无人区》对我来说像个寓言故事，我还是挺喜欢寓言、童话还有公路片的，就是对这个寓言感兴趣，但拍完之后之后现在就对寓言没什么兴趣了。
文：有许多评论认为你的「黑色幽默」风格自成一格，你的看法是？
宁：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黑色幽默」，可能叫「粉红色幽默」还好点，我觉得我的东西也不够黑，「黑」都是针对死亡那些有想法，但我对那些好像也不特别有想法，就觉得怎么好玩就那么玩而已，觉得那样有趣呗，也没有特别刻意往「黑色幽默」上靠。其实是别人说我是「黑色幽默」我才去研究什么叫「黑色幽默」，看了很多资料，多半是
本能，没有什么刻意的。
文：你提到过《无人区》是一个讲救赎的命题，为何对这命题感兴趣？
宁：我其实不是那么对什么命题感兴趣，经常是讲完一个故事才发现它是个什么命题，故事讲完发现它只能是个救赎的命题，那好吧，它就是个救赎的命题了。一开始只是觉得故事有意思，所以那些深刻的东西…我没想深刻…不想深刻。
文：《无人区》在大陆有很好的票房，你对这成绩满意吗？
宁：不好吧……三亿都不到还好意思说？现在不到三亿都不好意思提票房，随便什么片子都四亿五亿的。所以我不满意，徐峥黄渤都那么有名了还三个亿票房都不到，我觉得很丢人。至于完成度，也不是很满意，我觉得我对我拍的电影就没有太满意的。我觉得我拍的电影都挺幼稚的。
文：那为什么每次再拍还是「幼稚」？
宁：因为我没有耐性，我是个特别缺乏耐性的人，不是说不满意可以再来做一遍那种。像我小时候画画，我永远不会做长期作业，他们画一个月一张那种，我画不了，我一上午就画完了，也只能一上午就画完，画完之后也改不了了就这样了，下午再重新画一张。所以我永远深入不了，就只能抓住一个感觉，这就是毛病吧。所以你也别指望我有什么进步，永远都修正不了，没什么进步。我拍的电影都是一堆毛病，从来没有拍的哪个特别好过。每次重新看自己过去的片子都觉得好幼稚，现在看《疯狂石头》就觉得好幼稚啊。所以总希望以后会好吧，不过也许永远好不了了……
文：你之前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小品电影」？
宁：这个也是小品啊。拍电影其实哪有什么深东西啊，深东西都被祖先都被大师们说完了，我这个人那么浅薄，所以不太说什么新东西，就想说一些好玩东西，没有那么深刻，然后看能赚多少钱。如果有机会能多赚点钱更好。
文：电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宁：工作。赚钱。刚好捡到这么一份差事，又不用投资不担风险还能挣钱……没有那种特别执着的热情。如果我现在会另外一样更赚钱的能耐，我就不做这件事了。因为别的也不会，只能干这个。
文：觉得自己在整个行业中算幸运的人吗？
宁：分时候吧，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挺幸运的，有的时候同学聚会看我们班同学做矿主都发财了，就觉得自己特不幸运。分时候。我属于那种能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没有那么高要求。原先想当画家来着，没当成，所以就凑合干这个了。
文：你会有特别希望在自己作品中去探索的主题吗？
宁：我一般都是先写一个故事，然后再想这个故事是什么主题，编一个主题跟媒体说……（笑），骗大家说其实我这个故事讲的是这个主题，它是个深刻的故事。而一般一个东西写完，它自己就会有个主题在那，肯定会有个意义出现。
文：可以谈谈今年的新片《心花路放》吗？
宁：谈它什么主题是吧？（笑）我最近正在总结它主题呢。它其实是个公路片。《心花路放》：心花在路上开放。就是觉得还应该再拍一部公路片吧。挺感兴趣的，主要是讲两个男生开车出去找一夜情的故事（笑）
（就还是个喜剧？）对就是个喜剧。还是徐峥黄渤他俩演的嘛，估计他俩也很难演悲剧。主要是拍公路片比较省事，因为已经拍半天研究好久了（《无人区》），所以再拍比较容易一点，已经会了这种那就再做一遍，要不然你研究一个新的又得很长时间。很麻烦，所以就这个快。
文：作为导演经历过特别困难的阶段吗？
宁：刚开始比较困难，挣不到钱，很困难。拍《疯狂的石头》也没钱，钱很少，拍完以后发现自己还赔了十万块。所以当时就想是不是该转行？但后来发现电影行业变好了，可以赚钱，就算了留在这边，可以赚钱。没灵感的时候也没关系啊，就乱拍，拍没有灵感的东西，它也是个产品嘛。只要能卖得出去有人需要就行。
文：有影评人认为您的作品总是在重复自己，好像每次看到的宁浩都差不多。您自己觉得呢？
宁：挺好。说明我很有个性。无所谓啊，肯定你拍出来都是一样的。全世界导演拍出来都是一样的，没有导演说我可以拍很多东西，斯皮尔伯格拍的也都是一样的东西——都是大狼狗故事，他电影永远是一个人在前面跑，有大狼狗就在后面追，他的所有故事都是这个故事，所以天下导演其实都是一样。全世界那么多导演呢，你要看别的就看别的，看我那就是这样，大家可以选择嘛。不可能一个导演拍那么那么多种不同的东西，太贪心了吧。
文：觉得自己的电影中恒定不变的部分是？
宁：就是到现在为止，投资都不大，都赚钱了，没有赔钱的。
（我说的是您的创作风格上……）
好吧，我比较喜欢从故事入手，比较在乎故事，因为故事最省钱，别的都费钱，特效最花钱，视觉很花钱，我不喜欢在花钱的地方想。就想故事，可能性格就这样吧。
「拍电影是我生活的敌人」
文：拍电影与您生活的关系是？
宁：拍电影是我生活的敌人，拍电影让我没有时间生活，所以我很烦拍电影，一到现场就想什么时候能杀青什么时候能收工。拍电影是个非常糟糕的工作，我奉劝想进入这行的人都要考虑一下，它让你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活。每次拍完电影就像高考毕业一样，我就想赶紧把这个电影的事情全部忘掉，听也不想听，所以我每次去接受采访都很痛苦，因为又要让我重新想一遍这个电影说的是什么……就像你高考已经结束了，现在有人揪着问你初二的时候讲的那个题是什么，你想不想抽他？
文：所以每次拍完电影您都不会雕琢细节？
宁：对，我以粗制滥造而著名。我就是随便拍拍，不用想那么细，不会反反复复去搞那么多修那么多遍，我最多就三、四个月或者四、五个月搞完就完了，拍戏也不会拖太久，我不知道那种一拍半年的戏怎么拍的，那样我就崩溃了，因为我觉得时间太珍贵了，花那么多时间干这个事情，太亏了，早点放假比较好。
文：不会担心这样自己的作品不够「精品」吗？
宁：粗糙不挺好的吗？我精致不了，就中国这种地方要什么精品呢？精品文化那是日本、韩国、法国…就那种蛋大的地方才有精品，像中国、俄罗斯、美国这种国家都没有什么精品，都是粗砺文化。再说精品就「高」吗？经典的美学是高？那拍莎士比亚？其实我觉得任何美学一旦形成就已经过时了，经典就已经是落伍的东西了。那你要还期望我成为莎士比亚你就会失望了。我不可能成为那样，我就是拍这种粗糙电影、土电影、特别土的电影，走不到特别精致的那里面去。
文：觉得现在的中国电影生态健康吗？
宁：这个要看你站什么角度去看，站知识分子角度？还是？我其实也不知道我站什么角度，反正我觉得挺健康的，赚钱的、不赚钱的和一般赚钱的电影，层次分得蛮好。美国赚钱的电影也是给广大群众看的，如果拿美国市场那是健康的来做对比的话，那我们和美国很像。奥斯卡片子都不赚钱，都是小众在看，当然还有特别特别小众的精英分子、政治精英在看的电影。中国现在也差不多，分为影迷电影和大众电影，所以蛮健康。
「我是个生存主义者」
文：认为自己拍的是大众电影吗？
宁：好像还没被大众接受，如果接受了，票房就十个亿了。现在很多大众电影都五个亿以上。所以我还没被接受，以后努力成为大众电影吧。《无人区》卖了三亿不到，在国内真的很丢人，所以它就是个很普通的电影。我觉得其实大票房电影蛮难的，要拍到那种让所有人不管什么年龄、所有智商等级层看了都能笑，我真不知道怎么搞。或者让所有人看了都觉得很温暖大家都要花钱买的那种，我也不会。我的观众年龄段好像挺受局限的，就是太小也不行太大也不行，说不好，可能就是一批有点奇怪的人……不是那种正常人…喜欢看。（笑）所以我可能就是不太大众，每次想起这个问题来就很难过。
（难过？）
对它可能是我赚钱的障碍……现实和理想之间总是有一套鸿沟嘛。我以为我会是一个很赚钱的导演，结果我误读了看错自己了。我并不是很赚钱的导演。赚钱我当然想，但是赚钱还不是你想就能赚到的，是你得会，我觉得我比较悲观地发现说我很可能不会。希望下一部《心花路放》比《无人区》赚钱。
文：钱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宁：现在钱对所有中国人来说不都很重要吗？全中国现在量化标准是什么？就是挣钱没挣钱嘛。就像问「你干嘛去了？」「抢银行去了。」「抢到没有？」抢到，那好，抢到就是好，没抢到，没抢到那就不好啊…….（笑）事情做什么不重要、性质不重要，有没有钱很重要。钱是个标准嘛，我们「向钱看」——不然我们看什么标准呢？我们没有标准，我们也没有奥斯卡，就算有金马金像那些，每个电影节电影奖其实都有各自立场，我也去做过评委，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就是游戏嘛，对吧？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说话，那标准都不能够评价电影的好坏。
文：所以电影更卖座、被更多观众接受，你就觉得高兴？
宁：这不是我觉得高兴的事，而是现在中国的一个标准。我不接受它也是这个现实，所以没有办法，它不是你想不想接受的问题，你当然觉得哦好像还有些别的标准，可是不存在——你不能一意孤行，那样会变成你就没有电影拍了。我又是个生存主义者，我必须要生存，我并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而且我又是个悲观主义者，我不那么乐观，所以我就只好低头，ok——「向钱看」。
文：生活中您也是个悲观主义者吗？
宁：对。因为知道人都会死嘛。既然知道人是会死的，那就开心一点。从小我妈就让我洗衣服，我最讨厌洗衣服，洗衣服总会把手泡得乱七八糟的，又很懒不爱洗，可后来我发现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愁眉苦脸也是洗。开开心心也是洗，还不如开开心心洗，道理就是这样，既然知道那个结果只能是这样，没什么更好的方法——所以我拍电影的态度也是这样，可能这是面对绝望的唯一办法吧。
小时候我去看那个动物园里面有个猴子，猴子一天到晚都在晃那颗树。我就想他为什么要晃树呀？还晃得很开心，后来想明白了，他要不晃那棵树他做什么呢？他一辈子只能晃那棵树，道理一样的。
（电影就是那棵树？）
对……我做不了别的事。就像是你被困在这个世界上了，困在中国这个语境里了。你在这个条件里头就做这个条件的事，你的命就是这样，你的命是你今天之前所有事物的总和。那是因，因会困住你，所以你在这个「因」里面就做你力所能及的娱乐，人生都是为了娱乐嘛。
文：您觉得自己是个好导演吗？
宁：反正在我的标准里面，我肯定不是个好导演。我其实对于做导演没有太多标准，这也不是我的梦想，我从小就想画画嘛，也没画成，所以我对当导演这个事情就有一搭没一搭，没那么热情，并不是特别有标准，当然自己也看过很多很多经典作品——如果按那个标准来说，我肯定不是个好导演，因为那些太经典了。我不会弄经典的东西，我只会弄我这一套，太小品了、太粗糙了。但小品也有小品的价值，过去二十年的文艺当中，中国小品最有价值……（笑）有别的什么伟大的东西吗？中国文学今天的价值我觉得是黄段子，那算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其他那些什么郭敬明的书，其实我也努力在看。我在学习，因为它是这个时代的东西，某一个时代总有某一个时代的东西。
文：您刚才说按您自己的标准来说，您不是个好导演。那您的标准是什么？
宁：就是说你要不占一头——要不特别赚钱，要不特别不赚钱——我就卡在中间，属于混在两个极端中间，特别模模糊糊不清楚。其实我从小就这样，你说我是好学生吧我也不是，你说我是坏蛋是混江湖的，我也不是。我们班60个人，我一直考第30名，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一直是坏孩子里的好学生，好学生里的坏孩子。
（可换个角度来说，您在商业和艺术之前掌握了某种好的平衡。）
混得挺好的吧，就是让大家都没看出来那种……反正我只是取得一个能混下去的空间吧。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我这人可能站不到一头去，我只能站在中间的位置。这算中庸之道吗？但我又挺烦中庸的。
文：哪位导演对您个人影响最深？
宁：张艺谋导演，对我影响特别深刻。
（哪方面？）
各个方面：人格啊，电影啊……张艺谋导演他那个时代做电影很难嘛，他又为国争光确实，你们可能体会不到，我们小时候那时候他在国外拿奖，就跟中国在奥运会上拿金牌五连冠什么的，那是给全民族带来振奋人心的作用。因为我们太自卑了，被西方话事太多年了，我们很需要那个东西。我觉得张艺谋导演他做到了。后来市场化之后人家又第一个去拍英雄……后来人家又去弄奥运会——在全世界多少人憋着看笑话呢，人家最后没丢人。人家做的哪一件事，揪出来都是加载史册的，所以其实我就觉得真的挺牛的，很令人尊敬。因为他干的事都很棒的。但中国人有时候就是见不得别人好……而且人家出来说过什么？人家很低调，从来都不说话，挺好。
文：您会想做张艺谋导演那样的创作者吗？
宁：做不了，那种我就不会。他那种情怀我觉得是那种时代特有的，但我觉得他是个完满的诠释。你看人家日本对待黑泽明是什么态度？国宝啊。唉不说了……说起来伤心，不说了，也不是说中国人怎么样，而是中国的好多评论不够善良。
采访手记
身为记者，采访宁浩可不远像看他的电影那么轻松。因为倘若你想从他作品的命题切入，一上来就想挖掘出一些特别深邃的创作构想，那他一定会让你失望。首先，他只对好玩的故事感兴趣，对命题并不以为然；其次你会发现在整个访谈过程中，最高频出现的一个词是「钱」。宁浩会不停地谈「钱」，会赤诚地告诉你拍电影赚没赚到钱对他来说很重要，会坦白地说他在乎票房——甚至将其视为某种「标准」。
于是你所有初始的访问构想轰然坍塌，你想跟他聊那些特别宏观的立意高远的大论述，但他跟你聊的却是实在到不能再实在的票房、娱乐、好玩。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宁浩还是一个让人面对他时感到很轻松的人。因为他的幽默感，没有半点装模作样，完全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
宁浩是个幽默到什么程度的人呢？就是当你结束采访若干天后，为写稿而重新录音时，会边听边一直笑出声的。你回顾从他嘴里讲出的那些话那些表述，每一句都可乐，连起来全是段子。但然后你一路听下去、写下去，却出来笑不出来了。你从他无所谓的语调中捕捉到了一种微妙的认命，被困于某种语境中的的无可奈何、乃至一点不易察觉的忧伤。当你意识到他的幽默里包含着这样的沉重时，你会忽然有点无力。然后下一刻，你会觉得自己稍微懂得了一点宁浩——拍好玩好看的电影，可能一直是他面对绝望的唯一办法。
本访问删节版原载香港文汇报
编辑：袁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