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的夏天》导演王维明、监制徐小明
韩国当地时间10月06日，第19届釜山国际电影节进行中。由郭采洁、徐若瑄、贾静雯、戴立忍主演的台湾电影《不能说的夏天》（又名《寒蝉效应》）进行了首映。导演王维明和监制徐小明接受了凤凰娱乐的独家专访。
该片曾在2013年的釜山电影节上获得创投APM计划关注，今年又成功入围“新浪潮竞赛单元”，可谓是一次“回家之旅”。首映现场满座的观众也对影片给予了极高的热情和普遍的好评。
本片讲述了音乐研究所女生白白被导师李教授性侵后爱上了他，长期的心理创伤导致白白无意识自残而东窗事发。白白明白自己对李教授来说不过只是被侵害者之一后，在辅导员和女律师的帮助下诉诸法律。李教授的夫人在法庭上为背叛自己的丈夫极力声辩，几位女性在这场事件中对自己对生活都有了全新的感悟。最后李教授意外去世，其他当事者的生活还要继续。
凤凰娱乐：釜山参赛的版本跟即将在大陆上映的版本差别很大，这两版都已经是比较稳定的版本了吗？
王维明：我们当时剪的时候并不理解怎么会有两个版本，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尝试，在不一样的文化环境中怎么去做最好的沟通。影片要转达的信息是最主要的，基于不同的观影习惯，我们做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我个人都很满意。内地版故事推动力很强，有悬念，有观赏乐趣。参赛版很深刻地从一开始就刻画整个故事的旅程，甚至不能只说是结局开放，而是展示了一种开放的人生。我们还是要看白白怎么继续往下走。
徐小明：电影一定有限制的，我们也希望一直剪，剪三年当然更好。我们这次用数字拍的，换算成底片大概有一百五十万尺，相当于普通影片十倍的量。这肯定是可以剪出很多可能性的，但电影本身也是一个契约关系，今年这个电影我们必须拿出来。现有的这两个版本，这个版本我也很喜欢，但是我判断拿到市场还是比较小众的。观众需要以情节作为Driver，所以我们另外剪了一个更能为大众接受的版本给观众。这两个版本我们应该不会动了，再动就麻烦了。
凤凰娱乐：既然影片的中文名叫《不能说的夏天》，为什么英文名（Sex Appeal）取得这么直白？
王维明：其实这跟两个版本并行一样诶。不论是“寒蝉效应”还是“不能说的夏天”在中文语境里都有延伸的含义和想像的空间。但是在英语的环境当中可能要更直接地表达，因为跟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对生活现实感的理解已经有距离了。“Sex”当然跟性相关本身是有吸引力的，“Appeal”是为自己争取权利的上诉。
凤凰娱乐：但是影片到最后也不是法律审判能解决问题，而是落在自己的选择？
王维明：法律只能解决是非对错，法律之外有我们对自我、对情感的认知。影片到最后，做错事的人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其他人，尤其是受伤害的人怎么继续往下走。我希望这个电影最能触动人的地方在于让我们积极面对困境，试图寻找新的方向。也许新的方向不一定是绝对正确，但至少是往正面向上的努力。
凤凰娱乐：影片中“学运”的元素和抗议游行的场面除了帮助女律师和辅导员的背景造型，还有其他用意吗？
王维明：这个电影蛮反映我们生活的，现实感必须被揉进去，也因为重要的戏份大都与法律有关，也势必与社会运动有一定关联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面临的这些人生困境好像也是我们整个大社会面临的困境之一，当我们继续往前走，产生一个新的动能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当下正面临的问题，还是我们选择避而不见。这所呈现的探索也是我们花最大力气组合这些人物的主要用意。
凤凰娱乐：社会运动对男主角的影响也很大，他为家庭妥协，到台东的憋屈也是他做错事的一个缘由。虽说是师生恋，两个版本里都没怎么写“相恋”，而是更倾向白白的单恋？
王维明：两个版本的这两个角色其实都有他的情愫在，也因为这种情愫的复杂性，我们才会在法庭上听到两者之间有一次两次到七八次的性关系。白白在这段感情里迷失困惑到，当她看到广阔的大海直接往里面钻，木宏如果不在，她的生命就结束了。从中我们可以感受白白和教授在当下激烈的碰撞。如果能看到这个，就不会计较谁更爱谁，而是在错置的爱中感受到残酷的结果，原因和往后的选择。
就像你所说的，在李教授心里确实有他会做这些事情的原生的原因，但不代表他就可以这么做。在任何的环境中，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对关系，掌握极大权利和充满魅力的强者和弱者之间的依附关系，把它放到更大的社群中也成立。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问自己，是否在受支配的关系里往往也会有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虽然这个很学理，但它代表了真的情况和状态。如果电影能为观众辐射出这些想像，作为导演我觉得电影的层次会更有意思。
凤凰娱乐：其实真诚的感情关系中都难免会有一点斯德哥尔摩，李教授的妻子表现得也非常斯德哥尔摩。虽然白白是女主角，但是片中两位女律师戏份也很重，怎么平衡她们呢？
王维明：谈到这点，我要给三位女性，包括王老师很大的赞赏。从剧本到拍摄，各位女演员都没有计较戏份的多少，每位在参与中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除了对电影的热情，还有对角色的热情和同情，希望为她表达一些重要的东西。诸如碰到困境的起因跟当下的关系，和能够的追求，对生命追求的力量。
凤凰娱乐：简化男性角色，把戏份集中在女性身上有何考虑？
王维明：第一个角度，这个故事跟真实事件的关系来说，女性角色占了绝对的重量。另外一个角度，我个人一直长久地感受到当一个女性遇到问题时，她的力量通常比男性更直接更大。这可能是女性天生具有的包容力和韧性更大。所以我们可以试想，如果王老师是男性，方律师是男性，你可能会觉得里面转折更大，因为男性在某些角度必然会逃避。从这两点看，它势必会是一个女性角色多于男性的电影。
凤凰娱乐：最后想问下，徐老师您怎么就决定给王导保驾护航了呢？
徐小明：这前面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我认识导演很久。台湾电影以前简单地说是有杨德昌和侯孝贤两个系统。我比维明年长十几岁，我跟侯孝贤关系一直很亲，我前面导的两部片子都是侯导监制的，维明最早是演杨德昌电影的。最早跟导演认识大概七八年前，碰到打招呼，平时也没什么往来。维明在杨德昌拍完《一一》后就离开电影圈去拍广告了，我觉得他拍得很好，人的状态也很好。也不像以前拍电影时候，大家都是苦哈哈的。
后来大概奥运前后，08或者09年维明找我说想拍电影，当时我说好啊，等你有想法了我们再聊。一直到他来找我讲这个故事，我听完直接说别拍了（王维明导演在旁大笑）我的意思是如果是这个题材还是不要拍了。这个题材不讨好，现在时代也不一样了，现在不是80年代或90年代。因为故事是在挑战我们每个人人性中最阴暗的部分。那现在在美学上几乎也不可能有什么挑战，现在如果还是像八九十年代那个原生态的方式去说这个电影也不适合了。
维明没有放弃，一直在做调研，一直到前年，做了很多稿剧本，直到我拿了一稿说如果是这样是可以做了。因为他有决心，在世界上做任何事情是一个决心，没有对错。想法成熟了，就剩下要选择怎么做，一种是低成本，请素人演，那样能玩的东西似乎都玩过了。换一个方式就是尽量把故事拍得好看，剧本本身是很具有阅读快感的，这样就得找最好的演员。我们也很幸运，我请维明开了一个他心目中的黄金组合名单。我跟演员经纪人碰面后，一切都进展得很正面，只要有档期演员都很愿意出演。导演和演员碰面后，我们希望开拍前能有更多时间跟演员共处和沟通，因为是校园戏，有音乐背景，又有大量法庭戏。演员非常支持，多给了三四个月时间一起生活体验。
你刚刚问的几个问题我都在听在想，你问得都很好。看事情的可能性其实很大，但现在传播速度太快，大家思考的时间少了，久而久之，大家想像的空间也变少了，看事情就相对比较简单。比如教授是爱白白的，爱是什么？爱是当你有选择的时候能不能放下。他如果没有主流的价值的压力，没有婚姻的压力，他谁都爱。他如果没有遇到白白不会有挣扎。但电影只有一百分钟时间，我们不是为了拍这个。
更重要的是你看到一个核心的问题，怎么说这个故事，它没办法用一个男性核心来说。中国人创作都是感觉先行，导演有创作热情，我的责任就是帮他理清楚热情背后的理性源头，攒聚起来，保证故事讲出來能一拳中的。我觉得这电影最重要的是给更多人看到，以前我们拍的电影是给精英看，可是我想给更多年轻人看，年轻人看不到也是我们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