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by Fell-Holden , 英国导演，现居住于纽约和伦敦。哥伦比亚大学电影专业硕士。2016年，凭借《阳台》一片夺得第66届柏林电影节最佳青少年短片水晶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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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电影短片，拍摄于2015年的《阳台》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在阿尔卑斯欧洲电影节、百慕大国际电影节、萨格勒布电影节都获得短片大奖，更一举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水晶熊奖。《阳台》为导演托比·费尔-霍顿（Toby Fell-Holden）带来的绝不仅仅是掌声和奖杯——电影世界的大门正在向他打开，并展示出无限丰富的可能。
柯首映：你将《阳台》里的一个女主角设定为中东人，短片也涉及到种族偏见问题，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这与你的出身背景、成长经历有一些关系吗？
Toby Fell-Holden：我的母亲是印度裔，父亲是英国人。虽然外表上能看出我的东方血缘，但有趣的是，人们更多会通过你的名字来判断你的身份，而我有一个“很英国”的名字。我的表兄弟双亲都是印度人，他们用印度的姓名，就会对自己的种族和文化更有意识和认同。
影片的设计中，我将其中一个女主角设定为中东（阿富汗）人，这背后涉及到更多政治因素的影响，但基本上我想讲述的还是种族差异的问题。在我自己和身边其他人的日常交往中，“种族主义”是个过于严重的词，不至于。但我多少能感受到一些微妙的差异，比如偏见很容易产生——人们倾向于认定穆斯林是好勇斗狠的，就像《阳台》里我讲述的那样，人们会把自己的预设轻率地投射到旁人身上。
《阳台》的故事是虚构的，但里面一些情节，比如有人让Tina“回埃及去”、朝她扔水球等，都是我真的目睹过的事情，发生在我自己的学校里。我小时候生活在穷人区，那样的地方犯罪率比较高，居民不富裕，也没有很多资源和机会。
我出生和成长在伦敦，二十五岁去到纽约学习电影，现在我也在这两个地方各有工作。在美国留学的经历让我结识了更多来自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我有几个土耳其朋友，因为他们的缘故还去土耳其转了一圈，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青少年夏令营教授电影课。
我的作品也为我带来了更宽广的世界，比如这部《阳台》讨论种族问题，就会有些少数族裔的观众来和我聊他们的经验与共鸣，这是我之前没有料想到的收获。我新结识的电影人朋友也来自世界各地，我的其中一个制作人就是伊朗裔。
柯首映：可否谈谈你的教育背景？你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过，这样的学习经历对你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Toby Fell-Holden：我想，到哥伦比亚大学读电影这件事带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一群同样热爱电影并且在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创作过程中，能和他们交流我的想法，得到他们的反馈，这是很重要的，自己身在其中往往容易失去判断。
刚毕业的时候，我在美国做一些零散的摄影和编剧的工作，这些工作机会也是我在哥大的朋友们帮忙介绍的。后来作为编剧和朋友们合作的一些短片也得到了一些认可。但我个人导演事业的突破主要还是在今年，依靠《阳台》这个短片。
在牛津本科阶段的学习也许对我的创作也有影响，但没有那么直接和明显，我自己也未必完全意识到。当时我主要学的是政治学理论方面的课程，关于思想史、社会史的变迁，从皇权到民主，再到对个体权利的强调，对个人满足感和幸福感的追求等等。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也有相关学习，也许从《阳台》这部短片中，你能看出来一些背后复杂的政治因素，但它更多的是体现到每一个个体的生命经验上，而不是政治学中我们常讨论的那些作为整体的国家间的所谓“国际关系”。
在牛津你会见到很多特权阶级背景的人，你不难感到自己同他们在经济上的差距，此外我的文化背景和身份认同也会造成与他们的差别。这大约是所有文化里都存在的社会阶级权力结构，在牛津的经历让我切实感知到这种“金字塔”的存在。
在预备学校里，学生的种族背景十分多样，有几乎一半的人是亚裔、中东裔等，但到牛津攻读学位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是白人。这不是他们的错，白人同学也是很努力才能来到这个学校。但这个现象本身能够说明，在教育机会上，人与人并不是完全均等的。
柯首映： 除了种族问题，《阳台》还涉及到难民、同性恋、家庭暴力等等社会议题。就个人而言，你对哪一些命题感兴趣？为什么？
Toby Fell-Holden：想讲故事是我做电影的动力和原因。到目前为止我编剧或者导演的这些故事，大部分处理的是家庭关系的命题，也涉及个人对自己种族、性别等身份的认同，还有人与人之间动态的权力关系结构……最近我发现社会层面和政治意义上种族议题也开始进入到我的创作中来。
因为我的跨种族血缘背景，在处理种族关系命题时，和别的白人导演、甚至一般少数族裔导演比起来，我都要更有优势。他们也许会更多的从某种局外人的视角来叙述，更像观察者，或者研究者。而我从小就在两种文化的共同教养中成长，两种价值观、两种信仰、两种传统同时影响着我。
人们往往更倾向于与和自己一样的人产生关联，而对与自己不同的人抱有偏见，不一定是种族主义，只是有意无意的偏见。我对这一点天然地敏感。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小的时候不会特别意识到，但我与同样有印度、巴基斯坦或者中东血统的人从来会更容易亲近。
此外，将人们区别开来的不仅仅是不同的族裔和文化，不同的阶层或者说经济状况，也会将人们区分，这一点我也因为家庭背景的原因而亲身经验。这些体验成为了我讲故事和拍电影的动力，我想将我的经验、观察，以及因为这些经验和观察而想像出的故事用影片表现出来。
关于影片中涉及到的另一主题，性少数群体（LGBT），我认为自己可以算作是性少数社群的“同盟”。我有很多好朋友是同性恋，我电影圈的合作伙伴也有一些是，我与这个社群十分亲近。少数种群之间总会有一些相似性，不管是我自己作为少数族裔，还是他们作为性少数人群。身份认同，以及这认同如何提现在人们的自我展现之方方面面，这样的问题让我觉得很有趣。
柯首映：《阳台》的拍摄资金来自于哪里？拍摄过程中是否遇到过资金困难问题？在获取拍摄资金方面，你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Toby Fell-Holden：《阳台》最初的投资方是英国政府下设的一个电影基金Film London，每年都会有一批剧本通过筛选，获得他们的扶持，得以变成影片。在最终的展映会，亦即这些影片的首映会上，有许多业内的人士出席，我在那里认识了后来成为《阳台》经理人的Kent。随后，《阳台》被送到了更多的电影节上，从英国到美国，我得以与更多制作人、经理人对话，一扇一扇新的大门向我敞开。
除了后来的拍摄资金和展映平台，Film London从前期筹备阶段开始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帮助。它先是把创作者集结起来，碰撞彼此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拍摄计划慢慢成型。我们经过一轮筛选后得到拍摄机会，开始了一系列训练课程。三月到四月间，每周一次由Film London组织的工作坊上，我们得到了许多实用的操作指导，挑选到演员，并在前辈电影人的指导下和演员一起排练影片的片段……在电影学院的学习，我们更多注重创意阶段的训练——打磨剧本、再把剧本拍成影片。而在Film London的工作坊上，老师们围绕如何帮助你实现自己的想法来提供具体的指导，给了许多切实可用的建议。
后来的拍摄中，《阳台》的预算超出原计划的两倍，基金会的钱不够了，我们又发起了一个众筹项目募集一些资金，我问朋友也借了些钱。直到最后遇见了Western Edge制片公司，他们投了影片剩余部分的资金。现在也是他们在投资我的第一部长片，我之后半年的主要精力将用来做这件事，希望会有好的结果。
《阳台》是一部剧情片，也可以被归类到心理惊悚片的类别，我想这也是它能够更为人所接受的原因。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有更多的观众，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会融合一些商业片的类型元素。但我对所谓“大制作”的影片并不怎么感兴趣。我通过电影寻求自我表达，而大制片厂的商业片将被太多因素限制，无法给导演足够的艺术表达空间。
柯首映：可以透露你的下一部作品计划吗？短片《阳台》的成功是否为你未来的作品提供了一些机会？
Toby Fell-Holden：我正在准备一部长片，现在还在最初的剧本创作阶段。它的主题和《阳台》相似：种族主义、对事物的看法（perception），以及在他人身上的自我投射（projection）。制片人也还是来自Western Edge公司的、从《阳台》就开始与我合作的几位，正是《阳台》的成功让我从他们那儿得到了这部长片的投资。
除此之外，我手头还有一些在策划中的剧本，有收到一些投资意向，但还都不确定，两天后要去见一个基金会的投资人。月底会有BBC 3套的一个小项目要开工，是一个五分钟左右的独角戏。这个系列的短片由来自不同族裔背景的编剧撰写独白剧本，是一个给年轻电影人的展示机会。说到底，是《阳台》的成功带来了现在所有这么多美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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