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命运多舛的片子，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因为在伊朗国内公开表达对贾法·帕纳西的支持——后者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深陷囹圄，无法出任本届柏林电影节评委——致使《别离》一度被禁拍。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但凡文化被禁锢的时期都会有光彩异常的精神作品出现，近年来伊朗电影界更是佳作频频，阿斯哈本人也在2009年凭借《关于伊丽》获得过柏林电影节导演银熊奖。
在我们常规认识里，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下产生的艺术作品，要么是歇斯底里的呐喊，要么就是绵里藏针的讽刺。但《别离》不同，沉稳豁达、冷静深刻。对社会现状、政治环境认识清醒，不低头、有态度，有自省，但不谄媚西方视角，这里面透着一种尊严。影片中，内达和西敏是伊朗一对普通中产夫妻，妻子西敏想要与丈夫带着女儿离开伊朗，内达却因为要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而拒绝离开。西敏提出离婚住到父母家，然而女儿坚决留下与父亲在一起，又让西敏无法单独离去。内达因为西敏的离开不得不雇用了一个怀孕的保姆娜尔照顾父亲。没想到，娜齐尔的一次失职让内达勃然大怒，将她推出门外，娜齐尔失去了孩子……
这些，只是影片复杂感情线的冰山一角。阿斯哈将一条条情感线与复杂的社会背景编织在一起，驾驭能力从情感因果递进的纵向关系就可见一斑。影片最初的情感矛盾是伦理，是中国人最讲究的一个“孝”字，引出这个矛盾的是对社会环境的质疑；伦理问题引起了家庭纠纷，从而让亲情和爱情遇到了考验；这间接导致了意外的发生，于是又引出了社会贫富阶级的意识矛盾和道德的拷问。如此复杂的纵向线，阿斯哈还能再让其平行交叉发展，且脉络清晰、深浅得当，简直就是优秀的编织艺术家化身。
在众多情感申诉中，女性的话语权相当重要。西敏始终站在一个比内达更为冷静的角度，知识分子的背景让她有独立思考、付诸行动的能力，向内达提出离婚，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显现出的是女性独立的力量。娜齐尔是另一个极端，典型的伊朗底层妇女，对丈夫由敬而畏，依赖信仰，以致替内达80多岁的父亲换衣物，都要打电话询问是否符合教义，还因此提出辞职。看起来是片中最弱势的人物，可是她身上的力量却最有冲击力。这种力量叫做“质朴”，它无法被界定善恶，其强大是因为纯粹。
观众也许最初对保姆这一角色不喜，因为大多数人在观影时会把心理定位在最高阶层，这正是导演的意图。当你和内达一样，由于阶级意识的差异，抱着排斥心理一层层推翻娜齐尔和丈夫的证据，最后在得知娜齐尔并不是因为被内达推搡而失去孩子，从而道德上沾沾自喜的时候，接下来的真相会让这种道德优越感全然粉碎：娜齐尔失去胎儿，是因为她在上街寻找内达走失的父亲时被汽车所撞。一切在情理之中，在情感之外，我们失去了道德评判的准则。
阿斯哈将每一个角色的性格都设置的丰富而立体，将人性、道德、信仰、情感交织的痛苦一层层剥开呈现在镜头前，不急不躁，甚至在表现最激烈的争吵时也抻得住。片中内达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表情麻木、行动迟缓，但在情绪的火山口，镜头突然转到老人颤巍的表情或身影，突然慢下来的节奏就成为情绪的平衡点。还有一些富含哲理的台词，也会让观众暂时跳出故事，用这种短暂的抽离调整影片节奏。比如内达对女儿说“错误就是错误，不管是谁说的。”，以及对西敏说“你一直想要离开这个国家，是因为你害怕留下。”等等这些。
《别离》里的电影语言也很讲究，但它们都是为电影本身服务，影像的作用就是叙述，没有隐喻，不追求风格化。电影本身力量强大到已经不需要形式来画蛇添足，这，才是真正的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