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晚上偶遇崔洋一。二十年前就看过他的电影。很敬仰。
在理论层面的思考，促使我认为话语权不是权力，倾听才是。话语权只在话语有限传播的前提下、在话语有限的前提下，才是权力。而我们已经进入了话语泛滥的时代，不可能再回话语稀缺时代。倾听作为一种权力，类似手机段子：重要的不是谁给你发的，而是你再给谁发，发给谁那个人会被你逗乐。
直接为拍摄对象服务的作品会越来越多。这些现象好象是在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但这并非要回到计划经济的影象时代，正象乡村互助运动绝不是要重新普及南街村或华西村的人民公社模式。本来这是政府应该扶持的事情，政府暂时缺位的情况促成部分民间团体相对活跃。这一切，只是强调纪录片非盈利的终端广泛多样，既然很多事情比纪录片更有赚头，部分人有权力坚持纪录片为社会服务的做法。
我们生活在民族狂热与宗教狂热之间的某个地方。在寻求集体安全感或逃避个人精神生活的时候，没干几件正确的事情。事关我们的地位，它的低微与高贵。首先要放弃过安全而舒适的生活。有的人被迫过不安全并不舒适的生活，有的人不是被迫的。正如有的人正在被迫过安全而舒适的生活，虽然他以为他是自愿的。
周浩拍了一个高三，福建西南的一个县城，好象是武平一中，很模范的那种，老师巨敬业加和蔼，学生基本不打游戏。好一个标本。
中国电影中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只是中国社会的反映，潜藏在古老文化生活习惯中，更被这几年的社会现实彰现放大。
这六部作品形态各异，除了基础写实外，有的置疑纪录的实际作用，有的在建立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新型关系，有的最实际的现实却经过创作者的编织透露出荒诞和抽象。它们既坦诚地展现着中国当下的具体而多样的现实，也是纪录片领域创新和探索的先锋。
如果说独立电影不是个族群，它也不是个社区，它是一个时间社区而不是一个地理社区，因为只有几天时间他们这些人是在一起的嘛，所以他这个时间上的一个聚合的概念，还用我那个点状态和线状态来说，就是在一个瞬间这些点聚集在一起，然后他们再爆炸，互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