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娄烨导演的新片《浮城谜事》就要在他阔别了10年之久的祖国院线上映，这位两次被禁却极其“有种”的导演，即便在新片遭遇不合理的二次审查之时，也毫不示弱。这位牛逼的让人敬佩的导演，如先驱一般，解构着自己理解的世界，在起落中创建着自己的电影机制。
《翻山》拍摄于云南沧源佤族自治县的一个佤族村落里，但是导演“不认同它是一个民族的电影，也不认同它会是一个人类学的纪录片”。少数民族电影作为新中国电影的一个特殊门类在电影实践和中国观众的想象中都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张英进（Yingjin Zhang）的论文《From ‘Minority Film’to ‘Minority Discourse’: Questions of Nationhood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Cinema》开篇就提出了对裴开瑞（Chris Berry）用英文“race”直接指代中文“民族”的质疑。张英进认为“race”这个词无法涵盖“民族”在中文语境下的多重意义，他建议用“ethnicity”取代“race”。在概要性地回溯20－40年代左翼电影中的民族主义之后，他把着重点放在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的形成与电影服务于国家这种背景下所出现的少数民族电影，分析了《刘三姐》（1960）、《五朵金花》（1959）和《农奴》（1963）这三部代表性的影片。
翻译此文的难度和所花费的时间我也不再多说，爱普斯坦的重要性已经在我上篇日记里写过。有时间再翻译法国著名电影史期刊《1895》的特刊《20年代法国电影辞典》中关于爱普斯坦和上镜头性的条目，不过最近好像不大可能了。如果有人愿意翻译的话，可以向我索取原文。
80年代末电影理论的结构主义化退潮之后， 又重新出现了散文式的电影写作，很多理论家都转而自封为essayiste du cinéma (可以翻译为电影散文家或电影随笔家)。这种写作手法有别于纯学术的理论研究，也有别于我们所熟悉的时事性的电影评论。电影散文往往是有着深厚电影理论和电影文化背景的学者或影评人，转而进行的随笔化、个人化同时又是学术性的写作而来的。我想在中国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电影散文家。
考里斯马基的《没有过去的男人》（2002）和Delmer Daves 的《Dark Passage》（1947）
作者感兴趣的不是一部当代的作者电影和一部40年代美国黑色电影之间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而是电影以它独有的手法在处理这样一个相同主题时所呈现的惊人的相似性。《没有过去的男人》这个标题，我觉得更像是一篇命题作文，好像是在设问“电影会怎样表现‘没有过去的男人’这个主题”。
技术作为把隐秘投射到从今以后毫无瑕疵的巨大银幕表面的方式，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景观（spectacle）：这不再是庞大无比的超级大片（blockbusters），而是无限细致和深刻的个人悲剧，衰老与死亡如此这般地被数码的特质所颂扬。
我欣赏贾樟柯的气魄与胆识，他认识到直接面向中国观众的重要意义。……面对错综复杂的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纪录差不多已是一种政治性的工作，而政治性地拍电影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积极的思考态度与明确的介入现实的立场。
《撒旦探戈》首先是以电影史上最长和承载事件最少的影片而闻名：一部七小时半长，里面除了一场骗局之外几乎没发生任何事情的电影。对运动的想象在其自身中消散，将我们带回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