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或者一个月前,一位研究公元2004年电影榜单的同行问我两者之间有多少相似?我认为没有任何区别,这才是二十一世纪的问题,看上去完全不同,实际上原地踏步。
比起有些影片首映时发毛巾,《黄金时代》倒更像一场追悼会。
我们要呈现的是目光的多样性,而不是被看物的多样性。我们可以看一万遍卓别林,但是何必每个地方都要生产自己的夏洛特呢?
《香魂女》相比很多同时代的电影,实际上,它在某种程度上跳脱了特定时代、特定空间的语境限制,而描绘了一个政治世界的黑色寓言。
《蓝色骨头》像是一部从九十年代电子管时代穿越过来的电影,无论是它的内容,还是对于电影技巧的使用,都带着一股陈皮味儿。那份感人的躁动,也需要透过滚滚年轮,逼透出来。
《火箭》在叙事上和贝尼尼的名作《美丽人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背负着被诅咒的命运,在严酷的环境中,以游戏的姿态为这个残酷的世界注入了动人的浪漫和天真。
修复电影,正是为了重现那段共同的时光。它将这些电影从霉变、酸腐当中拯救出来,将它们的魔力重新召唤出来。让它们不断的被重温,却好像每一次都是初读。
刁亦男在《白日焰火》中巧妙地运用霓虹灯和都市景观灯光替代了黑色电影中那盏著名的街灯。
如今当喜羊羊即将成为时代痕迹,它作为近十年的足以让央视点名批评的流行文化,则别有一番审视的意趣。
邵逸夫代表的“儒商”,并非饱学的鸿儒,而是躬行践覆,取之有道,福则行德,拥资而谦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