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山人海》，若从电影本身分析来看，只有一个词能概括：失衡， 换句通俗易懂的话说，就是不协调，且通片都充斥着这种不协调感：艺术手段呈现主题的欠考量，角色表演和故事行进间的不协调，故事结构和剪辑混乱，细节的不可信，影片的各个构成因素缺乏有效的整合，好的和坏的建构无序并存，互相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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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月度推荐来喽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路易斯•布努埃尔深深为当时的青年反叛风潮所吸引，这一风潮在1968年5月的巴黎学生暴动中达到顶点，并且体现在了音乐、时尚潮流以及人们对制度、家庭、国家的反抗态度中。此时，布努埃尔感到自己年轻时的锐气又回来了。青年时代，他抛弃了西班牙的传统价值观——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与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者一道，探索“一切矛盾得到解决的那个点”，着力表现梦境、潜意识与革命。同时布努埃尔也给超现实主义带来了传统西班牙式的面对专制社会的无政府主义，还掺杂着一种创造性的叛逆感、英雄式的疯狂、喜剧性的不敬；堂吉诃德身上真实与幻梦的混同；戈雅对梦境和梦魇的着重表现，相对于他对权力和道德观念的批判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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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後，崔允信顯出比上一次更大的野心。他在電影中不只是談理想與堅持，而是想呈現出香港更複雜的政治糾葛，從財團到警方到傳媒，甚至是跨境的聯繫到內地廠房去。內地與香港的跨境關係從電影一開始已經出現，內地女孩到港賣淫，香港過氣警察「幫襯」她而逐漸與她建立穩定的關係。
《盗钥匙的方法》是关于找钥匙的故事，只要找到那把合适的钥匙——哪怕是无意调包，它都能帮你打开那道正确的人生之门。事实上，这类小格局的故事题材在日本电影里并不少见，当年的SABU就拍过一系列作品，里头有失意小人物、有腔调十足的杀手，活脱脱就是今时今日的内田贤治，喜感之余还要带有励志成分。
傅国涌说过：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因为恐惧而不敢说恐惧，通过嘲讽来宣泄情绪、平衡心理。这是中国这个时代畸形发展的结果，是一种社会情绪宣泄的结果。毫无疑问，《神探亨特张》就是这样一部宣泄着社会情绪和个人情绪的伪现实主义电影，它貌似批判着现实，实际上反衬着骨子里的怯弱和苍白，这种为了搏出位吸引关注，消费着广大观众和粉丝群体对于时代忧思，公众事件注意力的电影，不仅不是一种进步，反而是这个时代文化事件被消费化的又一堕落佐证。
曾几何时，印度片就是歌舞片的代名词，但随着新世纪印度电影的重新崛起，他们在剧情的巧妙设计，潜移默化的励志主题，精妙的摄影和镜头运动，淡化歌舞元素，强化戏剧冲突的深入探索，掀起了一股新的印度电影浪潮，其中有像《三傻》、《地球上的星星》的极品励志电影，也有像《我的名字叫可汗》、《孟买日记》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还有《未知死亡》和《无畏的心》这样各种元素掺杂的类型片，但今天要介绍的是一种另外的印度电影，是还不广为人知的，带有强烈印度文化痕迹的电影。
霍建起拍摄的这部《萧红》最大的诟病在于仅仅如流水账般只拍摄出了萧红短暂一生的爱情史，至于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以及萧红内心的文学世界，却草草略过。造成人物形象极其浅薄，通篇感觉只是几个民国的文艺青年的情感纠葛，仿若琼瑶戏里的几个轻浮人物，每天就在爱情的世界里你争我夺，这极大损害了萧红真实的文学面貌。她一生的代表作《呼兰河传》《生死场》里对东北土地的热爱，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和斗争，这些最反映人物闪光点的地方完全被忽略不计，这做为一部纪念萧红诞辰100周年的致敬片子是个极大的败笔。主题的弃重就轻让观众不禁反问：难道我们就是来看萧红和几个男人纠缠的情爱史么 ？
若憧憬的美好愿景不在，若生活的支撑和动力一夜丧失，若回首生命，一生价值几乎为零，我们该如何面对生活，面对自身？
年轻的西班牙女导演宝拉.奥提兹用一部惊艳的处女作《蛹》尝试回答这些深邃的生活命题，并把自己对于人生哲理的思考通过平缓流畅的影像发散开来，用诗意的镜头深入展现影片人物的潜意识，记忆和内心挣扎，构筑了一个属于自我，基于现实之上的意识流世界，蛹作为穿插其中的符号隐喻，不语自明，“破茧成蝶”的希冀化作自我救赎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