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就这样带着他的电影直冲进评述南京大屠杀的雷区,火力全开。但是这部片子的想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这是政治宣传片还是反政治宣传片?如果这是政宣片,它的独特性在哪里?这是一个纷争激烈的政治领域,充满了各种立场的、强势的、且互不相容的利益倾向,在这个领域《南京!南京!》究竟处于什么位置?仇视外族、爱国主义、政党统治、还是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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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从无声、黑白到有声、彩色,一面不断实践着“写实”愿望,一面致力于不沦为现实的“复制品”,在美学层面上多有尝试和创新,亦体现在色彩上。从早期电影的手工着色到后来Technicolor的用心设计,及黑白与彩色的彼此映照(如爱森斯坦《战舰波将金号》中的红旗、斯皮尔伯格《辛德勒名单》中女孩的红衣,及张艺谋《我的父亲母亲》中不同叙事时态中色彩的转换等),皆体现人们对声色世界的敏锐感知与新奇表达。
在《櫂》里,这种细腻的表达体现为一种“藏”,所有风格化的视觉语言被减至最少,使之更贴近情节进展的需要,最终表现为强大的叙事张力,令整部电影一气呵成绝无旁骛。这种强力的叙事,是五社英雄作为导演控制力的完美体现。
陆川的《南京!南京!》是一部重要的作品,他无疑将中国的战争电影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但尽管西方媒体对影片的艺术成就大加赞赏,其在日本(此片在日亦被禁)当然还有中国的反响情况颇为复杂,在那里,对电影艺术和历史、政治、民族主义和道德之间的冲突难以再短时间内厘清
让我们先来听听亚历山大•柯达的侄子迈克尔•柯达(Michael Korda)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对这部电影的评价:“这部融合历史、爱情、浪漫,同时总是通过人性的讽刺和质疑拍就的电影,具有典型的匈牙利风格。因为匈牙利的历史如此的狭隘和悲情。此外,该片华美富贵的生活、悲剧的结局、足够的历史事件,以及影片所散发出的史诗气魄,绝不会是一部让观众看得呼呼大睡的纪录片。”
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中有个片段谈论到舒伯特的D大调奏鸣曲,说因为曲子本身不完美,所以“优质的稠密的”不完美性强有力地刺激着人们的意识,吸引着某种人们的心。而这种不完美便是“向万事万物的存在状态挑战而又败北的音乐”,“这是浪漫主义的本质。”
作为台湾知名的广告导演,邓勇星此次却带着非常有灵性的第二部长片回归电影界。《到阜阳六百里》的故事设定在上海,由大陆投资并且全部启用大陆演员,由台湾团队幕后掌镜,这也使整部电影保有着强烈的导演风格,但这风格却与电影相得益彰,并没有单纯沦为导演的个人喜好。
春节是中国人阖家团圆的大日子,是喜庆而欢欣的;但与此同时,春节意味着春运,而春运对许许多多的普通中国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一年中最令人屈辱而沮丧的前奏,因为再没有另一个时刻,能让那么多的中国人同时那么深切地认识到,我们无法找到自己在这个国家的位置。
我觉得,马利克的这部影片超拔于其高度不平衡的电影生涯的其他作品。片中人与自然、物质与抽象之间的张力达到了完美的平衡。而马利克的哲学思索-对比他上一部《新世界》中几乎显得过分天真的表达-则是智慧的、先知的。
《伤心小号曲》成了两个男人的无声悲泣。很多人会以为影片是悲喜交加,有如悲伤小丑和快乐小丑的对决。但事实上,《伤心小号曲》把重心放在了悲伤上面,喜剧笑料经常让人笑不出来——就像赛奇奥的餐桌笑话,幽默得诡异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