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种亲密感从何而来，虽然在王家卫看来，这种亲密感来自于我们对文学，尤其是对拉美文学，以及对流行音乐或另类音乐的共同兴趣。
Interviews | 访谈
本次访谈探析了阿彼察邦电影中几个有特色的细节元素，如演唱、冥想、交通工具等，还就其电影中的时空处理、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分析，涉及了边缘化、“狂中之静”，以及魔幻色彩的日常化等几个阿彼察邦电影研究中的重要话题。
九五年初，在奥斯卡颁奖典礼前，约翰·米利厄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和罗伯特·泽米吉斯（Robert Zemeckis）带我去打鸭子。约翰和我整天坐在猎鸭用的掩体里，喝着酒壶里的威士忌，聊着电影，射着展翅乱飞的野鸭。
“把女性比作容器，以这种方式来接纳一个角色，融入角色，如同接纳孕育一个孩子，您也同样谈到了这些问题。我不会把自己定义为演绎角色、贴近角色的女演员，而是作为一个人去接纳另一个人。”
在和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合作《德州巴黎》（Paris, Texas，1984）时，突然我明白了我的第一部电影将会唤醒自己在非洲度过的青春时光。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从《巧克力》开始的话，我将始终处于一种失衡状态。
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和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都是天生的故事讲述者，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电影中（他们各有自己鲜明的风格标识），还有对电影这种媒介了然于胸的理解。尽管他们来自于不同的世代，斯科塞斯是60年代中期电影学院的第一波毕业生，而塔伦蒂诺则崛起于90年代初的独立电影革命，但对电影的热爱和认知则让他们彼此互为尊重。
在《燃烧女子的肖像》（Portrait of a Lady on Fire，2019），瑟琳·席安玛（Céline Sciamma）描绘了一个发生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精致的爱情故事。导演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关于平等、团结、浪漫和性的美好愿景。
“每当我面对拍摄对象，我也时时刻刻感到害怕与孤独。拍片不该是一个派对，过程可以是愉快的，但这件事关乎生与死。如果说拍电影需要勇气，那种勇气会是：搞懂自己在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