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社会边缘，中国独立电影人却用他们的镜头拍下了被污染的河水和阴暗勾当，记录下了一段不同的历史。
Interviews | 访谈
导演马蒂欧·加洛尼在戛纳成功后的生活到底有怎样的改变，创作态度又经历了如何的演变？他为何选放弃正规演员选取监狱囚房担任影片主演？对于意大利媒体报道他出钱付给黑社会来完成拍片的指责，他如何回应？一个个疑问，都在导演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得到解答。
但从电影制作的角度，魏德圣为一部电影准备了十余年，这在华语电影史上都是相当罕见的。以开场为例，其精彩流畅的程度，绝对压倒了华语圈的一片商业导演。放在大陆院线电影里，《赛德克·巴莱》对日本人的表现也是多层次的，它没有生造出“陆川式”的个人忏悔，也不是清一色的敌人面目，而是采用了多维度的人物视角。同理，在赛德克族内部，他们对日本人的态度也是大有不同，电影的故事内容因此得以丰富。由于各种原因而错过这部片子，是很可惜的。
追根溯源，黄飞鸿电影反映出的几代电影人的价值理念和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都在随同时代的步伐而渐进演变。黄飞鸿电影不单单和同时期的其他功夫电影有互相影响，即便是沉寂了15年之后，人们看到时下的所谓“新武侠”电影，也难免会拿之与经典的黄飞鸿电影作比较。研究者蒲锋从黄飞鸿电影出发，分析了这几年热门的武侠电影在技术上的优势和创作上的疲态。而从一个影迷的角度出发，他也表示，虽然武侠电影的一段历史很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但他仍然相信国内有一个角落，可能有一个我们完全不认识、想象不到的人，纵使他正在被人嘲笑，却最有机会带领新的潮流
从1949年第一部黄飞鸿电影《黄飞鸿传》开始，香港几乎每个年代都有黄飞鸿电影，即便是1981年的《武馆》到1991年的《黄飞鸿》之间，最长的沉寂也只历时十年。但自从九七回归以来，香港再也没有新的黄飞鸿电影，这个漫长的空白打破了黄飞鸿电影史上最长的沉寂纪录，如果追溯最后一部黄飞鸿电影，便是1997年2月公映的《黄飞鸿之西域雄狮》，距今已经过去整整十五个年头。
现代社会的假象太多。现在很多都是一夜成名，而且是全球闻名。现在电影人参加电影节的目的和以前不一样了，在戛纳赢得一个奖项好像一下子就赢得了全世界，感觉太好，虚荣心太大，这给电影工作者的影响很坏。陈凯歌当年为什么能拍出《黄土地》，因为他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拍《黄土地》，当时他们一无所有，电影就是他们的全部。但是《黄土地》之后，他们就想再拍一个“黄土地”，因为它带来了太多东西。人们去过一次戛纳之后，总是想再卷土重来，可是那已经不叫电影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部悲伤的片子，在拍摄的时候看到他们太多的痛苦和挣扎。但是没有想到，他们却能回馈给我这样强大的力量。这便是我拍摄纪录片的意义。”
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哪个时代， 可能人都会有相同的烦恼。尽管有过无数次学习，人类也还是会反复犯同样的错误。讲述古代的故事，可以描绘出人类不变的愚蠢和美好。在我看来，一味紧跟新潮流的电影并非电影。
我很想和一组女演员合作一部电影，但我又不想把故事设定在当代，让她们面对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男朋友啊，工作啊，诸如此类。我试着想出一个更有力的概念，然后直觉告诉我，妓院会是一部女人电影绝佳的背景。我开始做一些历史调查，调查越深入，我对这些特定职业的女人越感兴趣。同时我也愈发认为妓院将成为一个很有电影感的背景。
他的兩部電影《耳朵大有福》（2008）和《鋼的琴》（2010）都在刻劃人們在社會變動時如何調整個人境遇的變遷，如何隨順、體感那些不可規避或不可挪動的困頓經驗，尤其他慣以幽默包裝生命的悲苦，因此他的電影能在哀樂低迴的歎息聲裡聽出喜感，既感性懷舊，又理智地穿行於生活中種種況味，像能從荒老的莖果中抽見義理的纖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