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世最伟大的纪录片导演之一，维尔纳·赫尔佐格的创作力至今还和他的想象力一样旺盛，延绵不息。从19岁时偷拿学校的35毫米摄像机去拍摄短片，到今天坐在柏林电影节上展示最新的3D技术，这位不知疲倦的德国老导演，在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每一条真理。
People | 人物
德莱耶在1918年完成的《审判长》并没有立即在丹麦本土的影院上映。它首先在瑞典于1919年2月份上映，结果观众和媒体的反应相当冷淡；因此北欧电影公司又将影片搁置了一年，于1920年2月9日才得以在丹麦上映。
10月31日他给当时的老板之一、北欧电影公司创始人欧尔•欧尔森的女婿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提到了自己的抱怨以及部门领导对他的不满，而且提到五年来他的工作职位一直没有变化的情况，最后他在信中提到要不公司提升他，要不他就走人。
看著史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的作品，以及高達(Jean-Luc Godard)某些電影。總將兩人的影子疊在一塊。這個疊映，很簡單，理由是兩人皆有與片中女明星熱戀，並表現在影片中的情形。當然，兩人的感情最後也皆以失敗告終，而且差不多都歷經六年的時間。不過，說真的，這位高老大愛看電影，喜歡將電影帶到自己的影片中，也就算了，有必要連生活都要跟電影人一樣嗎？
经过对飞行器的多年报道和亲身实践，此时的德莱耶相比于刚投身记者时的他在记者工作上显得游刃有余了，他离开了Riget报社来到了第三家报社。
1904年，当小德莱耶通过了学校的毕业考试，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快赚钱，自力更生，搬出养父母的家。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交的需要，越来越具有叛逆性的他和养父母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张。尽管房顶上的小阁楼是他独立的自由空间，但是玛丽叶极力反对他带同学或者朋友回家。她觉得那过于喧哗了，搞得整个公寓鸡犬不宁。德莱耶此时何养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再有调和的可能，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他尽快从这个家搬出去。
除了在德莱耶家生活的十几年时间里他内心无尽的孤独和缺乏关爱的痛苦之外，另一方面，德莱耶夫妇对于新鲜事物和新思想的热衷也潜移默化得影响了他，事实上也正是后者将他最终引导选择了电影事业。
很長一段時間裡我老借艾爾‧卡普（Al Capp）的回答：“純粹的貪婪”。近來“賺取生活所需”可能比較確切了。
如同所有伟大的喜剧一样，《于洛先生的假期》中的喜剧也是冷眼观察的结果。但是，Jacques Tati的喜剧似乎并不悲观，至少不必卓别林的喜剧更上甘（也许，这正是作品极富光彩最可靠的保证）。Tati塑造的人物与周围世界的愚蠢恰成对照，显示出一种灵巧的秉性；他表明，始料未及的事随时可能发生，会打破蠢人的秩序，就像把轮胎当墓地上的花圈，把葬礼变成嬉戏一样。
跟他的影片一样，朗永远在探索一个既知又未知的世界。在未知的世界哩，他人物的逃遁奔向一种未知的领域；朗也一直处于接收新事物的心态